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 姜联军

冷战后东北亚面临的国际环境变化及诸多的现实威胁, 使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成为必然;而大国关 系的良性互动、朝鲜半岛的缓和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使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成为可能。在东北亚已经逐 渐形成了“ 两个轨道” 下的安全合作。中国应积极参与东北亚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     

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架构与中国的策略思考

在东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存在3个层次的合作机制。东盟主导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深化缓慢,执行乏力,主要扮演着合作的倡导者和规划者的角色;成员国间的双边或多边小范围合作机制是东盟合作计划的实施者,但合作领域单一,能力有限;区外西方大国主导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相结合,发展迅速。这3个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竞争。面对东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独特架构,中国需进行策略思考。     

霸权的逻辑：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多边转向

二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构筑起双边联盟体系,但近年来对于加强多边安全合作更为积极。美国近几届政府在亚太安全战略方面作出了重大调整,从奥巴马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在推动双边合作转向多边合作,而为何发生这一转变值得探讨。美国在权力优势明显时,倾向于采取双边合作;当美国权力优势缩小时,更加重视多边合作,其安全合作形式是接近于联盟还是相对松散的安全合作,则取决于外部威胁性质和内部分歧大小。美国亚太安全合作形式的调整取决于中美实力差距、外部威胁变化和成员国分歧,多边形式可以更大范围地进行国际动员,最大程度地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安全合作拥有稳固的合作基础、灵活的多边形式和共同的身份认同,有助于美国调动战略资源和联合应对共同关注的威胁。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增强了美国的安全动员能力,冲击了亚太地区秩序,给中国带来较大的安全压力。但不同合作机制也面临合作程度不一、成员战略分歧和合作议题分散的影响,合作进程存在着不确定性。     

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研究

近年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数量众多、不成体系、互不连属,造成了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南海多边合作机制“碎片化”和未形成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东盟声索国和域外大国这三类行为体各自牵头的机制多元共存,并对“谁的多边安全”“什么样的多边安全”“如何建立多边安全”这三个问题作出了各自的回答。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可将正在谈判中的“南海行为准则”作为“机制融合”的核心;同时,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一些原则、“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倡议融合到“南海行为准则”制定中;需要从高度紧迫且三类行为体尤其是中美都愿意合作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着手,并从已有的南海及其毗连海域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案例中获取经验。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相关国家应坚持四条基本原则：南海沿岸国寻求与域外大国的良性互动;打击跨国海盗和恐怖主义须作为优先选项;将提升海上能力建设作为重点;推进海洋环保和渔业资源管理的多边合作。     

莫迪政府加强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

2014年莫迪上台执政以来,印度实施从“东向政策”到“东进政策”的战略调整,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进一步融入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部分。当前莫迪政府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主要依靠：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安全机制加强海上安全合作;联合东南亚国家积极干预南海问题;与美日澳合作加强军事能力和军事存在;向南太平洋地区扩展影响力。印度加强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一是因为印度拥有制衡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二是因为亚太地区是印度将影响力超越南亚次大陆、推进世界大国梦的优先方向。亚太地区之所以能成为其优先方向,主要是基于印度周边大国博弈的格局以及印度在亚太地区的文化和经济基础。由于印度北部陆地安全形势的牵制、印度与主要合作伙伴在对抗中国立场上的不一致,以及印度海军军备本土制造能力难以支撑远洋战略等因素,印度对亚太安全事务的介入仍然面临诸多制约。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及前景

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网络化已产生“集群”效应,推动轮辐结构向网状结构转化.本文以美日韩、美日澳、美日印三组三边合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网络化的新进展及其深刻背景,并对三边合作发展为“亚太小北约”的前景作了分析.本文认为,三边合作在机制化以及安全合作的深化两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源于美国的政策调整、三边关系中双边安全合作的加强以及亚太地区现有多边机制的不足.未来三边合作能否发展为“亚太小北约”取决于美国的决心与能力、双边关系的发展水平以及各方联合对华的程度,中国需对此密切关注.     

从TPP到IPEF：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制度创新

拜登政府虽然宣布回归多边主义，但并未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是创建“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一新型区域经济架构。IPEF“四大支柱”明确了美国所要关注的重点方向和关键领域，不同支柱之间的相互关系又勾勒出美国在亚太地区践行经济战略的具体行动路径。与TPP相比，IPEF在战略方式、组织架构、合作形式等方面均与之存在实质性差异。两者都可以被视为美国在亚太“竞赢中国”的地缘经济武器，但IPEF的推出是美国根据现实变化做出的战略制度创新，既是其适应自身政治和经济条件的需要，又是为配合大国竞争与争取盟伴国家支持的需要。IPEF的推出标志着美国亚太区域经济战略的再转型，其目标是有的放矢地削弱中国经济优势。     

“北约亚太化”：联盟转型还是联盟扩员

近年来,北约对亚太地区的介入不断加深,呈现“北约亚太化”态势。“北约亚太化”主要受到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欧洲盟国协调等因素影响,突出表现为以应对“中国挑战”为战略目标、以强化与亚太伙伴国家关系为主要手段、实现亚太与跨大西洋的安全联动。当前,对于“北约亚太化”的认知分歧主要聚焦于其属于联盟转型还是联盟扩员。通过比较分析联盟转型与扩员的条件,可以发现“北约亚太化”的实质是北约将联盟空间拓展至亚太地区,推动联盟转型。尽管北约积极加强与亚太国家间关系,但是双方之间的信任程度和互利水平有限,这使得“北约亚太化”难以发展为在亚太地区的联盟扩员。“介入亚太”已经成为北约的长期任务,会对中国周边安全、亚太地区局势与大国战略竞争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对此,中国需要加强与欧洲国家的经贸合作、巩固与亚太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动建立与完善包容性的地区安全机制,妥善应对“北约亚太化”。     

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目标、条件与构想

中国领导人指出,"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架构众多,建立一个符合地区实际、满足各方需要的区域安全架构势在必行。"中国应当抓住目前的战略机遇,本着"主动谋划、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扮演"概念设置国""议程设置国"的角色,在适当时机提出建立亚太区域安全架构的倡议。中国倡导并参与亚太安全架构的建设,有助于达到以下目标:整合并超越现有的地区安全机制;进一步发挥中国在整个亚太地区事务中的引领作用,同时推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和"构建中关新型大国关系"两大目标;缓解中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压力,冲淡美国的亚太安全同盟体系并最终使其转型;保障和促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国在亚太安全事务中的规则制订权;引导国内外舆论和公众正确理解新时期的国家安全观和国际合作观。中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在近期内都不大可能主动提出关于亚太安全架构的倡议,而中国正式提出这一倡议的时机亦不成熟,拟首先明确自己的战略目标,厘清战略思路。     

多边框架内的中俄战略协作:问题与前景

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所面临的国际和周边环境非常复杂,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和现实的安全威胁,在地区层面甚至更广阔空间加强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包括主导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具有特殊的意义.中俄还在联合国、金砖机制、G20、APEC、亚信会议等全球和地区框架内进行互动,推动“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这都标志着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被注入了更多的合作内涵和更为丰富的合作层次.双方对很多国际和地区问题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在安全、经济、政治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利益共同点,这是开展多边合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在地区问题上也存在目标上的差异,但没有成为在多边层面上开展合作的实质性障碍.未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复杂交化,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经济、政治、安全格局将出现重大调整,中俄在一系列多边机制和框架内的合作,积极参与完善全球和地区治理体系,对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国际格局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能够起到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     

印度区域间合作及其对中国的意义

新兴大国参与和主导“区域间合作”作为国际关系和区域治理中的既存现象，既是区域合作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新兴大国积极参与构建多边合作机制的一种努力。印度在亚太地区参与的区域间合作具有一系列典型的特征，这既是印度外交特点的显现，也深受亚太区域间主义发展的影响。中印的共同崛起使得双方应重视在现有区域问合作框架下，认识到彼此模式的差异与共性，共建“新型大国关系”，推动亚太区域间合作进程并进一步增强以亚太为主体的洲际间互动。对于中国而言，增强区域间合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首要问题。     

区域间主义与"东盟模式"

区域间主义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现象,东盟通过积极倡导和推进与欧盟、中国、美国等区域集团或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及东盟地区论坛、"东盟 3"、东亚峰会等跨区域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日益成为有利于国家的、以区域集团为活动单位的新的国际行为主体.东盟区域间主义以软安全导向、政府主导、"东盟方式"决策、奉行开放原则和不干预主义等特征,形成一种独特的"东盟模式".它通过大国平衡、集体认同强化、规范与制度建设等独特的区域效用,促进了东南亚区域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也推动了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     

试析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

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正成为一个地区热点问题,美国、日本、东盟等域内外国家已经提出或正在推进相关的合作机制。从合作目标及合作紧密度方面分析,这些机制呈“多层次”结构,包括军事联盟性质的合作、有倾向的平衡合作、多边及双边合作和技术性多边合作等。从战略意图分析,美国及其盟国试图以传统安全合作机制调控该地区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进程,东盟则希望平衡各方力量,并借助大国提高自身安全能力。因此,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建设进程中,充满了相互防范和激烈竞争的气氛。中国在该地区海域面临传统安全机制的结构性排斥和能源安全双重挑战,有必要在重视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以务实精神促进地区的功能性安全合作。     

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是为维护亚太地区长久和平的战略性举措。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总体稳定、大国关系日趋改善 ,亚太多边安全合作起步虽较晚 ,但发展的势头良好。与此同时 ,由于亚太地区地广国多 ,安全形势复杂多变 ,推进亚太多边安全合作也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     

中国—东盟安全合作的综合化

中国—东盟伙伴关系启动20年来,双方安全问题日益综合化,表现出多领域、多层次互动的综合安全格局。这决定着中国—东盟安全合作呈现出综合化的发展,即以"伙伴关系"框架内"大多边"为制度中心、"小多边"和"双边"为内部支撑,以"区域"、"区域间"和"全球"等更大的多边为外部促进的多层次互动格局。这一合作也存在一些明显问题,最重要的是弱制度及其局限。由此,建构一种更具内聚性、操作性和实效性的合作安全机制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制度选择。     

亚太地区安全结构转型与东盟的角色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的安全结构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当前中关两国在亚太地区发生"权力分享"乃至"权力转移"之际,亚太地区安全结构的调整尤为显著。一方面,以美国为枢轴的"同盟型"结构经历了由"轮辐体系"向"网络化"的转型,形成了新的同盟、准同盟和潜在同盟的层次化布局;另一方面,以中俄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强化原有的"协作型"安全架构的同时,又通过"一带一路""欧亚联盟"等战略性倡议重塑亚太乃至整个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态势。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的"第三股力量",东盟通过对一系列多边安全机制的建设,既为两种大国主导的安全架构提供了对话平台,也已成为实现未来亚太地区整体性安全架构的可行性路径之一。与此同时,由于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逐渐侵蚀了东盟聚合力、中立性乃至在整体性安全架构中的"中心地位"。未来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解构和重构需要中关找到新的战略共识,并对东盟的中心地位进行"再确认"。     

RCEP启动后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东亚转向

长期以来，亚太地区各国区域认同模糊、区域主义弱势发展、合作机制竞争性复杂，经贸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存在亚太路径与东亚路径的分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加速推进及其协议落地，标志着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东亚转向开始制度化。东亚务实的区域主义迈进新阶段。区域国家明确的区域合作需求，危机驱动的务实合作经历与契合东亚社会文化传统的软约束合作方式，在其中发挥了合力作用。从今往后，中日韩和东盟国家构成的“3+10”“东亚中心”将逐步替代领导力不足的“东盟中心”，实现东亚经济重心、经贸合作中心和功能平台的统一。东亚经贸合作将在区域认同增强、协商渐进的合作模式成为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可望成为全球经贸规则和机制升级的新增长点，并在全球经贸秩序变革中引领平衡、协调、包容的价值转向。     

RCEP与亚太地区重叠式自由贸易区整合

以东盟为轴心、“10+1”自由贸易协定为辐条的“东盟+”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是当前亚太地区重叠式自由贸易区的显著特征,然而重叠式自由贸易区安排会造成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碎片化和复杂化的困局。RCEP作为亚太地区进阶的巨型自由贸易协定,在顶层设计上可以有效覆盖多个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安排,通过制度融合与规则对接、政治互信与文明互鉴、经济重塑与话语权提升等三大路径,可有效降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碎片化和复杂化风险,推动亚太地区重叠式自由贸易区整合和实现更高质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应该从近期、中期、远期入手,深度参与RCEP等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形成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为亚太地区重叠式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增长动力。     

建构中国东亚秩序战略的框架

本文概述中国东亚战略的历史演变,指出中国东亚秩序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发展东亚利益共同体,创立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责任共同体,大力促成东亚命运共同体,培育并巩固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东亚秩序。中国东亚秩序战略应秉持的基本原则是奉行开放地区主义、坚持共同利益路径、积极承担大国责任、适时推进地区制度建设、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保持战略耐心。本文强调,中国应深刻理解和顺应东亚一体化的基本路径选择,也要同时实现自身的观念创新、路径创新,从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诸方面进行战略部署,推行基于开放地区主义思路下的新单边主义、新双边主义和新多边主义,成为东亚秩序的积极塑造者.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基本架构和实施路径

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倡议是贯通欧亚大陆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构想。欧亚经济联盟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是连接东亚经济圈与欧洲经济圈的桥梁和纽带。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将成为欧亚区域经济发展的合力和引擎。在对接合作的整体架构上,需要确立开放包容、市场主导、平等互利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建立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及其各国政府和企业间的多主体、多层次合作机制;把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互联互通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强产能和金融合作作为优先合作的领域。在实施路径上,积极开展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话与合作,积极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充分利用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作用,使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创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