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经济共同体:愿景与现实

东亚地区的复杂现实催生了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多种合作机制,而由东盟主导的东亚合作方式照顾了各方的舒适度,使得区域合作进程得以维持,但在地区国家政治互信不足、大国竞争有所加剧、东盟的中心地位疲弱的背景下,需要新的合作理念和思路来引领地区国家走出合作迷思。以"东亚经济共同体"为长远目标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仍是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当前,首先需要克服固有思维模式对"东亚经济共同体"认识的桎梏,继而在开放地区主义新理念的指引下,积极探索、稳步推进适合地区新形势的理性路径,最终实现真正的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     

中国崛起与东亚安全秩序的变革

在东亚安全秩序演变的过程中,中国因素一直扮演着积极角色,并成为引领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核心动力。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加速和东亚合作进程的积极推进,中国与东亚安全秩序建构呈现良性互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仅中国崛起是引领东亚安全秩序变革的核心力量,后者也是考验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标尺。作者指出,中国应与东亚国家积极合作,确立东亚各国基于共同利益的基本战略框架,并逐步丰富之,以奠定东亚安全秩序建构的基石。     

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东亚区域合作外交

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前,东亚区域合作外交正在成为中国外交中一个日益凸显的亮点。在新地区主义理论的视野中,中国提出新安全观,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提出并倡导“开放的地区主义”思想,为新地区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积极推进“10+3”合作,着力发展“10+1”;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制度化建设,支持东盟为推进东亚区域一体化所作的努力;以“10+3”机制为契机,深化中、日、韩三国合作。在未来的东亚区域合作中,中国应在加快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让东盟国家从中切实受益;继续坚定不移地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大国作用;切实按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规定的各项原则处理同有关国家的海上领土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大力发展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切实推进三国次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以建设性的合作精神发展中美关系。     

新时代中国的共同利益论与大国责任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战略发生了诸多重要变化,在思想、理念和战略方面都开拓了新的局面、拓展了新的方向.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的共同利益论和大国责任论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下形成的,满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创新性理念.中国的共同利益论和大国责任论各有其发展逻辑,但又在新时代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当中不断交融、相与为一.在这个层面上,共同利益与大国责任的对接实际蕴含着以下三个维度的内容:中国共同利益论的“大国责任导向”;中国大国责任论的“共同利益导向”;国际战略是共同利益与大国责任对接的依托.     

扩大共同利益进一步稳定中美关系——评《中美关系:积极的议程、可行的路径》

《中美关系:积极的议程、可行的路径》通过共同利益的界定和寻求来管理"中美关系",认为美国应执行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的一贯性政策,加强中美共同利益,建设性地应对和处理双方相互猜疑及存在差异的领域。报告表明,美国尽管不愿亲口承认中国崛起,但其基本判断却是以中国已经崛起并将继续发展为基础的,"中国威胁论"已悄然为"中国责任论"所取代。而寻求和扩大与美共同利益也正成为中国的战略趋向。中美共同利益范围广泛,同时也存在不同利益乃至纷争、冲突。不过,双边冲突因素的存在并不必然妨碍共同利益的寻求。本文建议,应以强化和扩大共同利益而非缩小分歧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点和中国对美战略的一个指导性原则。     

中美竞合关系发展——基于国际规范、国际战略对冲与协调的视角

随着守成大国美国与新兴大国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与全球治理的责任冲突越来越激烈,美国对中国在一系列国际秩序中规范的遵约情况提出了片面责难。在国家的战略目标与战略实施方面,双方的排异性极大。对于国际规范,双方的核心分歧是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合理性的认知。解决冲突的路径包括:(1)真诚的对话;(2)扩大累积性的规范、规制;(3)用预防性规范来弥补冲突议题中的无效规范;(4)对全球公域定约立规;(5)对于美国单方面坚持的规范,中国需要保持耐心与坚持原则,通过博弈进行制约。     

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冷战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 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扩散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 持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有赖于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东盟规 范的继续深化，而非美日联盟，亦非大国权力均势     

东亚新地区主义——在政治现实主义的土壤中成长

当今世界有三个主要经济区域和力量中心:欧洲、北美和东亚.欧洲、北美经过多年的发展,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协调能力不断增强,地区主义已基本发展成熟.东亚合作也出现了向地区主义发展的趋势,但东亚合作的远景和速度如何,仍然常常令人存疑.本文试图分析东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情形及其特点,探讨这些现象的成因和东亚新地区主义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局部等级视角下的东亚安全秩序与中美战略竞争

东亚秩序转型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争论的重要问题。在回顾既有争论的基础上,本文尝试从局部等级视角切入,分析东亚安全秩序的性质及其转型动力。局部等级体系由体系唯一超级大国领导的地区安全等级与区域内自助国家共同构成。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地区呈现出典型的局部等级体系特征,并在中国持续崛起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战略对冲为主要行为模式的安全秩序。尽管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对抗性不断增强,但是在局部等级体系下中国坚持战略对冲不但可以有效缓解自身面临的崛起困境,而且有助于防止中美陷入美苏冷战式的集团对抗,以战略对冲为核心特征的东亚安全秩序也将因此得以延续。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地区安全秩序和大国竞争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有助于中美两国更为有效地管控其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     

东亚区域合作的模式与路径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东盟与中日韩之间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和"10+3"东亚领导人会议机制的建立,使东亚区域合作制度建设得到了积极推动。然而迄今为止,涵盖整个东亚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却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东亚合作模式只能在基本遵循东盟方式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与创新,即坚持"10+3"机制这个主渠道与平等协商、循序渐进的东盟原则,同时发挥中日韩等大国的核心协调作用。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协调好与东亚共同体关系密切的区域外政治经济大国的关系,保持东亚共同体的开放性。这应是实现东亚整体崛起与提升东亚国际地位的基本路径。     

研究中国东亚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意义

1978年以来,中国抓住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浪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抓住了新一轮地区主义的浪潮。中国逐渐成为东亚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发动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地区矛盾的协调者,在东亚一体化中的导航地位逐渐凸现出来。作者认为,必须强调东亚作为中国崛起之战略依托地带的核心价值,将推进东亚一体化作为基本的大战略目标乃至基本国策加以推行。中国的地区一体化战略,应以国际制度建设为核心,中国的地区制度建设战略应通过参与、创设、主导等三种基本方式来实现。     

新型周边关系构建:内涵、理论与路径

在"逆全球化"现象升温、中美关系充满不确定性、周边总体稳定且有明显发展优势的新环境下,中国可以将周边作为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侧重点,尝试构建"新型周边关系",进而为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奠定良好基础,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新型周边关系是中国开始从参与者、建设者逐渐转变为引领者、贡献者的新身份定位下,为了推动周边关系与时俱进、给周边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而倡导构建的一种新的周边关系模式。新型周边关系以"亲、诚、惠、容"等新理念为指导思想,以周边命运共同体为新的建设目标。中国要在"利益—责任—规范"为核心的新型周边关系理论的指导下,夯实周边利益根基,深化战略机制对接,打造中国外交战略前沿和新增长点;肩负起建设性大国责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逐渐淡化周边疑虑分歧;增强软实力建设,提升国际话语权,引领周边共同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规范;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在周边积极探索第三方市场合作,发展开放型经济,以此来构建新型周边关系和周边命运共同体。     

区域间主义与"东盟模式"

区域间主义是国际关系中一种新的现象,东盟通过积极倡导和推进与欧盟、中国、美国等区域集团或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及东盟地区论坛、"东盟 3"、东亚峰会等跨区域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日益成为有利于国家的、以区域集团为活动单位的新的国际行为主体.东盟区域间主义以软安全导向、政府主导、"东盟方式"决策、奉行开放原则和不干预主义等特征,形成一种独特的"东盟模式".它通过大国平衡、集体认同强化、规范与制度建设等独特的区域效用,促进了东南亚区域的安全、稳定与发展,也推动了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     

东亚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及其地缘安全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以地区金融安全合作为导向的金融区域主义逐步兴起,且成为一种显著的地缘政治经济现象。金融区域主义对地缘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区金融安全,地区金融主义有助于构筑地区金融安全网络,推动地缘经济整合;二是地缘政治安全,地区金融主义会扩大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增加地区排斥外围国家干涉本地事务的能力。金融区域主义产生的这些地缘安全影响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首先,东盟作为地区性的经济共同体,会极力反对东亚大国利用金融区域主义将东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威胁东盟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其次,作为最大出资方,中日对地区货币金融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日趋激烈,且形成了持续的冲突性关系,从而削弱了东亚金融安全合作的政治前景。最后,东亚作为美元回流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如果将美国排斥在外,无疑会增加东亚地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因而,东亚金融区域主义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其稳定地区货币金融秩序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有可能制造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的一面。     

东亚峰会扩容与地区合作机制的演化

从成员资格、议题范围、集中程度、灵活性和控制权五个维度上看,东亚峰会的制度设计具有一系列的自身特点.随着美国作为正式成员加入东亚峰会,东亚峰会在成员资格上的跨地区主义色彩更加突出,但东亚峰会的制度设计并不会因此发生重大的改变.基于东亚峰会与“10+3”、APEC和东盟地区论坛在制度设计上的差异,美国加入东亚峰会后主要地区合作机制仍会维持交叠式的互动,不大可能转向嵌套式和集束式的互动.鉴于东亚合作制度化的内生困境,中国需要在坚持开放地区主义原则的同时加强与美国在地区合作问题上的沟通.     

中美战略妥协与东亚安全秩序构建

自1972年中美战略和解以来的东亚安全秩序是一种"陆海分离型"的安全秩序,即中国在东亚大陆占据优势,美国则维持了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逐渐由传统的陆权大国向陆海复合型国家转型,这种陆海分离型秩序的内在缺陷日益显露,并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提出,只有中美之间达成类似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次战略妥协,实现陆海复合型大国中国与海权大国美国的和平共处,完成东亚安全秩序由"陆海分离型"向"陆海融合型"的和平转型,东亚地区才能真正迎来"和平的地理学"。     

本土实践与地区秩序:东盟、中国与印太构建

本文对构建中的印太秩序进行分析,提出本土实践是塑造地区秩序的重要变量。本土实践是指基于实践共同体地方背景知识,在国际互动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界定互动基本规则和基础架构的实践。当前,印太地区的重要本土实践包括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制度秩序进程,和以经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发展地区主义进程,其中中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推动和引领作用。"东盟中心"、发展地区主义和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对印太秩序产生重要塑造作用。     

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和东亚秩序:现状与未来

中国崛起与东亚权力格局的变动和秩序变迁一直以来是各界关注的重要议题.中国崛起带动东亚权力格局的变迁,东亚格局的变迁又促使东亚秩序的变革.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本文首先讨论了中国崛起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内涵和定义,在此基础上对相关事实进行分析,发现中国作为一个体系大国的崛起被夸大,其崛起的进程才刚刚开始,且只是经济的部分崛起.本文对当前和未来近20年的东亚权力格局进行分析和预测,结果显示东亚已经浮现出中美两极格局,且未来20年内仍将朝着这一格局继续演变.在东亚两极格局已成现实的情况下,秩序变迁势在必行.中美是东亚地区秩序构建的关键力量,东亚秩序的未来将直接取决于中美在此问题上的战略互动,“一快一慢,双头领导”是本文提出的东亚秩序变迁的方向和路径建议.     

“一带一路”背景下推动日本参与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景展望

自东亚地区出现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以来,地区国家对于成立东亚共同体的追求就始终存在。日本一度十分热衷于东亚共同体的建设,小泉、鸠山两届内阁先后提出了不同理念倡导下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中国也针对地区合作日益紧密的情况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构想。近年来,日本出现了背离东亚社会,与地区和平稳定唱反调的倾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与"一带一路"带来的转变有利于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稳步推进。区域合作与地区和平稳定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中国长期以来的一贯追求。中国应采取全方位的策略使东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稳步推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论析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的中国提出的关于国际关系走向以及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方面的战略思想。全球性相互依赖加强、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以及中国的大国责任担当构成其主要时代背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主要包括5个方面的内容,即持久和平的政治观、普遍安全的安全观、共同繁荣的经济观、开放包容的文明观以及清洁美丽的生态观。中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首倡者与积极践行者,同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的提供者,在实现这一愿景进程中发挥了中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