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平等与平均主义

平均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大敌。自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管理中都犯过平均主义的错误,“大锅饭”、“铁饭碗”一度成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同义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革除平均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真正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使社会富有活力和充满生机。但是,有人却把经济改革的一系列正确的政策看成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背弃,这就需要从理论上、认识上分清社会主义平等和平均主义的界限。     

正确认识收入差距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批评程度,要远远小于对收入差距的批评。也就是说,两者相比,人们更易容忍平均主义。但从二者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来看,平均主义的负面影响其实更大,例如,我国传统经济体制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平均主义,其负面影响作用是人们有目共睹的,而收入差距,尤其是适当的收入差距,则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人们为什么能够容忍平均主义“大锅饭”,而对收入差距却具有强烈的反抗心理呢?我认为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关于进一步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探索

“大锅饭”要不要打破?回答无疑是肯定的。物质利益原则是个普遍原则。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①列宁也说:“必须把国民经济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吃苦头。”②也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③平均主义大锅饭,就是这种唯心主义的集中表现。这样的生产关系,长期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让我们吃了苦头。打破大锅饭,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和激励机制,这一观点,改革十余年来已深入人心。现在认为大锅饭不应该打破的人,毕竟少数了。随着改革的深化,大锅饭平均主义的打破,被束缚的生产力获得了解放,企业职工的积极     

不要让破了的“大锅”再锔上

“端掉铁饭碗,打破大锅饭”是当年国营企业改革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振奋人心的举措之一。然而,要真正打破“大锅饭”着实不易。在有些地方,大锅饭并没有打破,平均主义又在抬头。所以有人戏言,打破的“大锅饭”有再被锔上的危险。 此话并非耸人听闻。且不说企业之间苦乐不均、分配不公的问题日见突出,就是企业内部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也没根本解决。虽说奖金分了一二三等,实际搞的却是轮流坐庄的办法;那些“混日月“的,跟流大汗的一样,月底照拿全部工资、奖金。此类例子,比比皆是。     

不仅仅是群众承受能力问题——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分配差距不能过分悬殊

个人消费品如何分配,是一个十分复杂、特别敏感的问题。在平均主义泛滥的年代,我们实行的是脑体倒挂、勤懒不分、优劣不辨的分配方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国受其害,人民亦受其害。十年来,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坚持“按照劳动者个人向社会所提供的劳动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好坏来分配个人消费品”这样一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受到尝尽“平均主义”、“大锅饭”苦果的职工群众的由衷欢迎。按照这种分配原则推行的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坚持把国家、企业、职工利益相统一,责、权、利相结合,职工劳动所得同劳动成果相联系,使企业活力的源泉——全体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得到极大地     

浅析我国现行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

我国工资制度中存在的分配不公、平均主义问题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想就此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1985年我国对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其基本指导思想是:改革现行不合理的工资制度,逐步消除工资分配中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弊病,初步建立起能够较好地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新的工资制度。然而,新的工资制度实施几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平均主义分配现象不但没有逐步消除,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得更突出。其表现为:     

个人消费品应坚持按劳动力价格进行分配

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个人消费品的分配要实行按劳分配，即按劳动者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设想。长期以来我们为了使现实经济条件与马克思的这个设想一致起来，不断在生产关系即公有制形式上作文章。事实上我们所坚持维护的“按劳分配”在理论上离马克思的设想相去甚远，在实践中则形成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按劳分配，是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了全社会统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劳动者的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没有商品货币关…     

商业道德教育要更加生动具体深入持久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对职业道德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在我们社会的各行各业,都要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我们社会对人的关心,社会的安宁和人们之间关系的和谐,是同各个岗位上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是人类文明中道德发展的新境界,它的基本要求,是发扬“五爱”精神。社会主义的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共产主义的理想在职业岗位上的具体表现,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     

温家宝要求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深刻变化,打破“大锅饭”和平均主义,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但是必须看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今仍相对滞后,主要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的趋势,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对这些问题,人民群众意见很大。     

理想教育——一个全社会都应关注的重大课题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理想教育。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充分阐述了理想教育的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他又说:“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     

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再认识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对这几年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了一个基本估计,主要说了两句话,即“做了不少工作”。“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并指出效果还不够理想的原因,“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这个估计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它又一次向全国人民敲响了应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警钟。这个估计深刻地告诉我们,首先要在思想上克服任何轻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应该重新认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本来,党的十二大政治报告已经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     

基于马克思主义平等观视角的社会贫富差距分析

我国日益突出的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引发人们关于社会公平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平等观认为,平等具有历史性、相对性和有条件性,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发展的,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因此,一方面要认识到在我国现阶段,由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的贫富差距还存在一些非市场因素与不合理成分,比如腐败、行业垄断等等,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真解决。     

社会主义平等问题研究

平等是一个历史范畴,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明确社会主义平等观的实质、基本特征,有利于防止平均主义的错误,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平等是和谐社会的前提,客观分析并科学解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效率与公平、平等与特权、按劳分配形式与非按劳分配形式等各种平等问题,有利于平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发挥。     

关于理想的哲学思考

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国内形势很好。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     

从一种新角度看社会主义优越性

在“大锅饭”所带来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经济恶果、社会恶果、思想恶果的反复冲击下,人们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仅仅站在“一大二公”的角度上来认识和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是完全不能令人信服的了(岂止是不信服?)。那么,社会主义究竟有没有优越性,人类有没有能力重新认识、重新发现其优     

理想教育浅谈

理想教育是一项经常性的教育工作,是向人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希望全国人民都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强调:“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有理想”的含义是:“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后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平均主义决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它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坚持全体社会成员人人平等,共同富裕。但是,社会主义的这种原则,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平均主义。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非十分清楚,有时若明若暗,甚至把平均主义误认为是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兼评“社会主义权力异化”观点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的一些同志滥用“异化”概念,把我国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看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异化”,说什么“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政府变成了老爷,不受人民控制了,变成异己的力量”,并认为这种异化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产物,是克服不了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不符合我国社会     

公平分配的政治学解读——兼论罗尔斯正义理论对当代中国分配制度的启示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其主要分配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但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也就是说，公平公正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当前分配制度的首要原则。     

毛泽东“意识的决定作用”和“平均主义”思想的历史文化溯源

在毛泽东的著述和实践中，“意识的决定作用”和“平均主义”思想十分突出。“意识的决定作用”的思想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本源”思想和“心力”说的继承，后来发展为“主观意志和能动作用”。他坚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推崇“人定胜天”，提出“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都可以寻到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子。“平均主义”思想则源于古代的“大同”思想。多少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精英无不崇尚财产公有、人的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大同”盛世。这一思想对青年毛泽东影响至深。尽管他曾经严厉地批评过“司令部住了一间大点的房子也要骂起来”的绝对平均主义，但他始终没有彻底地抛弃平均主义，以致使“大锅饭”、“铁饭碗”式的经营和分配方式在中国畅行无阻。可以说，毛泽东对平均主义既有改造，也有迁就；既有批判，也有认同，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的价值选择中行而行。探讨这两种思想的文化源流，无疑可以为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