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效率优先到多元价值的整合：社会治理转型的价值诉求

公共行政范式的变迁掀起了社会治理转型的浪潮。在转型过程中，各国大多用一种效率较高的制度安排代替原来效率较低的制度安排，不约而同的将效率价值放在优先位置。但是，作为治理的公共行政除了效率价值之外，还包括公平、责任和秩序等多元价值。单纯强调效率价值容易造成新的社会治理危机，未来的社会治理转型应该实现多元价值的整合。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的制度分析及对策探究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表现在公民参与由"被动型"管理客体向"主动型"治理主体,由"人治型"管理客体向"法治型"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型。公民有序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和公民参与角色的现代转型,制度现代化是一个关键。因此,从制度建设角度来探讨公民有序参与角色转型及其路径,通过制度安排来提升公民制度参与的权利意识、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对实现公民参与角色现代转型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     

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价值位移

对于公共行政中的价值要素和价值目标进行探讨与研究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 ,凸显出不同的核心价值。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凸显秩序价值 ;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力求效率与公平的和谐共处 ;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则把服务视作自己的核心价值。本文试图对三种社会治理类型的核心价值的变迁进行梳理 ,简述三者核心价值的内在联系。     

转型与治理:参政党社会服务研究

参政党社会服务是参政议政的基础和必要延伸;是发挥政治中介作用,沟通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桥梁;是锻炼队伍,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径。社会服务与参政党的作用发挥紧密相连,通过社会服务培养社会主体,促进治理主体多元;把"协商"作为社会服务的关键环节,促进治理手段多元;把基层作为社会服务重点,夯实社会治理根基;要把品牌建设作为要点,凝炼社会服务价值内核,共同促进国家治理转型。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

当今中国,社会治理主体正由一元走向多元,社会组织已成为社会有效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由于我国社会组织尚处发育过程,政府和公众未能对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没能在制度安排和社会道义上给以充分的支持和帮助,使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受到严重抑制。改进和加强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的功能作用,既要求我们加快社会组织的立法进程,更要求我们创新工作理念,做到统筹规划、合理定位、科学授权、依法制权。     

价值·目标·途径: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思考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标志着执政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公平正义、多元协商、合作共赢为价值基础,依循法治化、制度化的途径,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为国民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治理创新只有从价值、目标和途径等维度进行系统思考、统筹推进,才能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     

公共管理理论演化中的超越、欠缺与还原

公共管理理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多次重大理论范式变革,每一种范式都有其独特的学科使命。而每一次范式变革必然是回应现实社会问题,并伴随政治与行政关系的探讨与价值取向的确立。从追求效率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到力图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公共行政理论,从复归市场再度追求效率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到平衡效率与公平价值的公共治理理论,都是公共管理学科面向现实社会问题与挑战的裂变与再生,是应对理论危机和管理实践危机的自我调适。     

论虚拟社会治理绩效的三维结构

虚拟社会虽是现实社会的延伸与映射,但虚拟社会有其特殊性。有效治理虚拟社会,需要准确理解虚拟社会治理绩效的内涵与结构。虚拟社会治理绩效可界定为政府与虚拟社会治理的其他主体对虚拟社会事务进行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在维护虚拟社会秩序、提供虚拟社会服务、解决虚拟社会问题、增进虚拟社会主体利益等方所取得的成效。虚拟社会治理绩效具有三维结构,其中,价值结构为秩序和公平,内容结构为合作共治、公共安全、危机应对、公共服务、网民权益和全面发展,驱动结构为需求、工具、权力和制度。此外,虚拟社会治理还需要三个方面的制度安排来保障这种多主体权力结构的有效运行:其一是自律机制;其二是他律机制;其三是互律机制。     

国家审计与创新社会管理理论探索

摘要：国家善治理念推动创新社会管理，促进政府行政向有效、有限、分权、透明政府转变。在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框架中，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助于推动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维系良好的秩序生态。国家审计制度作为国家政治与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国家审计推进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用新思路、新视角、新办法创造性地参与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审计的转型升级。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社会治理创新与开放的公共决策法律问题研究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在行政决策领域中则表现为由封闭型行政决策转变为开放型行政决策。公共决策作为国家行政权力运行的起点,在社会治理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构建公共决策法律体系有助于完善决策程序、提高决策质量,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法治化进程。结合社会治理创新这一时代背景,针对公共决策法律体系的构建要求在价值取向上坚持民主、法治、回应现实需公平公开的原则,在制度构建时要明确主体的法律地位、参与的程序和途径、主体间的权责划分。     

数字技术驱动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逻辑机理与风险治理

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治理过程并推动治理共同体构建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数字技术的革新与发展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权责对等、激励机制、共识机制与共享机制等关键要素。在与社会治理的深度互动与融合发展中,数字技术形成了赋能工具、治理机制、价值标准与治理手段等治理属性,能够拓展社会治理网络、整合与优化社会治理资源、重塑社会治理公共价值以及推动社会治理制度再生产。数字技术有望解决治理模式转型的稳定预期以及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问题,但亦存在治理风险。国家要继续推动面向数字化的政府转型、构建面向数字化的规则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发挥数字技术更积极、更有效的治理动能。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公共能量场视角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运行机制与优化路径——以山东省济南市Z街道和青岛市D街道为例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其应然之路。在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体系中的公共能量场理论视角内,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内在机理包含了前置、过程和反馈的运行机制,但在机制构建、共同体整合和公共场域空间发育层面都面临实践制约。为此,要以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协同机制为起点,以党政体制改革以及政府自身建设为依托,围绕法治保障、放权赋能、话语赋权、技术赋能等途径,改革基层政府同市场、社会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进而在共识达成基础上建构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城市中产化与社会治理创新——以浙江省义乌市为例的研究

义乌不断崛起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市场繁荣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阶层基础和有利条件,运用组织整合、社区整合和制度整合可以克服当前中产阶层的异质多元,从而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实践及完善路径

新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在治理主体、治理行为、治理规范和配套制度建设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难点。增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活力，应当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系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实施体系。要进一步培育基层社会治理主体法治思维、明确多元主体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具体规则，为基层社会治理奠定坚实的法治基础。     

论跨国公司及其治理新理念

跨国公司是资产跨越国界的公司,其治理结构实质是对跨国公司的控制、引导和操纵,是一系列制度安排。建立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具有重要价值,治理价值的发挥要求治理结构的完善,需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治理理念,运用新的治理理念指导跨国公司完善治理结构。     

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理转型是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机遇。在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目标的善治导向、治理方式的制度化成为有利于慈善组织发展的积极因素。本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检验了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治理转型对我国慈善组织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能力与慈善组织发展质量具有协同性,政府资源供给和制度支持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并且制度支持的中介效应强于政府资源供给。因此,政府要着力构筑慈善组织治理的新格局,强化对慈善组织的资源和制度支撑。     

我国社会矛盾调解治理模式创新研究——基于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实践的分析与思考

我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经过积极探索,各地形成了多种社会矛盾调解治理新模式,对于促进地方社会和谐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社会矛盾治理创新模式仍然存在制度创设不足、控制为主、治理成本高及人治化、运动式色彩浓厚等问题,根源在于社会矛盾治理的理念落后、法治化治理模式不足和政府治理转型不够,部分抵消了社会矛盾治理模式的效果。为此,要积极构建政府与社会共治的模式,完善民意诉求和利益表达机制,积极推进依法治理模式,改变人治和控制为主的治理模式。而政府自身的治理转型是完善社会矛盾治理模式的根本。     

支持性评估与社会组织治理转型——基于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实践分析

引入第三方对社会组织和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进行评价和监督,已经或正在成为社会治理转型背景下,多元主体协同实施社会有效管理的重要机制。第三方评估机构如何达成与政府的互动合作,并建立起社会公信力事关重大。Q评估机构在评估实践中,坚持以评促建的原则,从支持性评估理念的生产到支持性评估指标的设计、方法的创新,再到社会组织支持性结构的搭建,充分展示了第三方评估机制的积极作用。这一机制的运行,对于加强多元主体的互动合作,促进社会主体自主成长和能力建设,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助力社会组织治理转型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