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展农村“两换”试点 推进沙坪坝区全域诚市化

重庆市沙坪坝区在全市率先提出了全域城市化概念,实现全域城市化目标的关键是土地流转,有效举措就是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其突破口就是"两换"——通过农民宅基地使用权换住房、农民承包地经营权换社保的方式,把农民分散使用的土地通过向当地土地托管中心流转而集中一起,依法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农民集中居住。     

官政与民规：清代道光时期的苗疆土地政策

清代改土归流后，大批内地汉民迁入苗疆，导致了苗疆严重的土地问题，这一问题至道光年间最为严重。道光帝在行政、法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少数民族的土地权益。缓和了当时的民族危机，维护了当时的苗疆稳定。然而，这一政策忽视了苗疆与内地在文化与生产力水平上的巨大差异，因此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苗疆土地问题，之后的苗疆土地状况更从事实上说明了道光时期苗疆的土地政策的无效性。     

富川:土地流转“转出”新气象

土地耕作由分散到户到连片开发,土地流转由典型带动到遍地开花,全县有9.6万多农民参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富川,正是立足农民增收致富这个支点,利用土地流转这根杠杆,撬动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大球,农业、农村、农民正悄然改变!     

土地流转“转”出富民路

正广西金穗集团公司加快土地流转,新建立的万亩蕉园。黄焕程供图由于分散经营,农民祖辈守着土地这个"矿藏"却依然贫穷。在隆安,农民通过转让土地经营权,获得了"真金白银"。出租土地后,农民不仅可以收取租金,同时还摆脱了土地的束缚。他们有的进入农业企业打工,成了农业工人和土地管理者;有的见到其他老板赚得盆满钵满,也包下大块土地,变成了"农场主"或小老板。     

耕地整治的“龙州模式”（二）

龙州县“小块并大块”耕地整治是在保留原有耕地面积不变的前提下，由农民或农村基层自发组织将原有零星分布、高低不平的土地进行归并平整，整合成相对集中连片、田块面积均衡的耕地，并进行配套工程建设，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办理变更登记的土地整治工作，达到整治区域内耕地质量和土地利用效率明显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农民收入明显增加的目的．     

论清朝前期对湘西苗民的经济治理

清朝对湘西苗民的经济治理,主要体现在苗疆的土地分配、赋税征收、及商业规定上。清前期在湘西苗疆的土地分配及赋税征收政策,可以乾嘉起义分成两个阶段。乾嘉起义前,清政府基本上对土地原来的拥有者采取承认的态度,只是重新丈量,重编户册,以便交纳赋税。乾嘉起义后,则完全改变了苗疆原有的土地拥有结构,重新分配土地,确立新的土地制度,把苗疆半数以上的田土纳为国有。这一改变,对苗族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如何实现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环境安全

一、加速农业经济转型，减轻生态环境压力。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散居的农民和分散的土地（尤其是落后地区和远离中心城区的乡镇）相对集中，更便于管理。集中化的土地可通过大规模土地整治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土壤改良，提高耕地质量，以促进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     

清代民族法中"苗例"之考释

“苗例”作为清代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其所含正确理解具有重要的意义。清代“苗例”中“苗”不是现代民族学中的苗族 ,它具有泛指南方各民族群体和南方民族群体中那些没有阶级分化和独立公共权力机构的群体 ,即没有在土司或国家行政、司法控制下的群体。“苗疆”是清代南方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后所形成的新开发区。“苗例”是南方各民族固有法或习惯法以及中央政府为南方民族特别制定的国家法。     

清代雍正时期对贵州苗疆的开辟

清雍正时期对贵州改土归流，主要是武力开辟“苗疆”，重点在今黔东南地区。经过数年征战，达到了改土归流目的。奠定今贵州省境版图的基础；大量土地、人口被纳入封建王朝版籍，受流官的直接统治剥削。改变和影响了当地民族内部的社会传统生活和封建化进程。但苗疆地区统治与被统治的对立矛盾，导致反清起义斗争一直绵延不绝。     

处处飞歌的苗族

苗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三世纪,苗族先民就已劳动生息在今湖南省洞庭湖地区,后迁移到湘西和黔东的“五溪”地区。唐宋时期,苗族先民开始进入岭南地区,以后又不断西迁,散布于广西各地及广东西部地区,逐步形成现在的分布格局。在广西,苗族集中分布在融水、隆林、三江、龙胜等四个自治县内。大分散、小聚居是苗族的分布特点。苗族有自己的语言,苗语属汉藏语系     

论清代对苗疆生态环境的保护

在清代，包括贵州、广西、云南及部分四川、湖南、湖北、广东在内的广大苗疆，自然地理环境多样，民族成分复杂，生产力水平低下，因此，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尤为重要。清代在治理苗疆的过程中，注意融入生态保护的内容，在森林、矿产、土地、水利等资源的保护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措施，维护苗疆原有的自然生态环境。这些措施不仅有力地保护了苗疆丰富而脆弱的生态资源，对今天建立健全这一地区的生态法律机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土地占有状况与唐宋间小农经济的普遍规模

中国古代是小农经济的社会,以单个的小农家庭为基本劳作单位,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就是土地,一个农户能占有耕作多大面积的土地,体现了农民的经营能力,也反映了农民的普遍经营规模。把文书材料和传世史料结合起来看,在全国范围内,唐代有田20-80亩的户数最多,小农户占有土地数量,平均在50亩上下。宋代的主客户统计,主要是根据资产,而资产又主要由田产组成,通过统计不同时期的垦田数、户口数并综合分析,宋代的小农平均户占土地亦在50亩上下波动。这是唐宋时期一户小农所能经营的最佳规模,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唐宋之间小农户的土地占有平均规模相似,小农经济的普遍规模差别不大。     

试谈苗族地区的小学汉语文教学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凯里、雷山、台江、剑河等县、市,地域相连,纵横约一百公里,人口七十多万,其中苗族五十万,约占该地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而以台江县的比例最高,达百分之九十三强,是全国苗族人口比例最高的县。这几个县、市的苗族占苗族人口的比例分别为:全国的百分之十;贵州省的百分之二十;黔东南州的百分之四十一。这一带是苗族聚居地区,历来被称为苗疆腹地。为了了解苗族社会诸方面的问题,对这一地区进行调     

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的关联机制研究

土地制度视角下,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是整合分散细碎的地权,其实现路径是农民动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治理模式,可以概括为“基于土地利益整合的农民动员”。从现行土地制度的绩效来看,过于强调个体地权的土地制度,会导至弱化了村集体的动员能力,构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制度障碍。而一些农村地区通过创新性的土地制度改革,能提高村集体的农民动员能力,实现村庄范围的土地利益整合,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应当适当平衡集体土地权力和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通过赋予村集体适当的土地调控权,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三月三”举办模式应革新

正自古以来,"三月三"(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海南黎、苗族人民的传统节日,也称"爱情节"。这是黎、苗族人民悼念祖先、庆贺新生、赞美生活和歌颂英雄、歌颂爱情的传统佳节。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黎、苗族地区的民族文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和旅游事业的发展,海南省政府决定,从2008年起将"三月三"活动作为全省重要的活动之一,每年由全省六个市县民族自治县和三个享受民族待遇的市县轮流设立主会场,其他市县设立分会场。通     

论封建地主对土地的占有和经营

封建社会除了小农分散的占有一部分土地外,地主和封建国家占有大量的土地,这是他们赖以生存和剥削的基则。小农对土地的经营形式,绝大多数是分散的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而封建国家和地主占有的土地,其经营的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由于经营形式的不同,对经济生产和政治斗争往往产生不同的影响,造成不同的后果。 一、地主阶级对土地的经营形式 地主阶级对自己占有的土地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经营形式:第一种是集中经营,对土     

武陵山民族地区巧“整合” 经济区域化发展谋“共赢”

武陵山民族地区是以武陵山脉为中心的渝鄂湘黔交界地区,从行政区域划分上讲,包括重庆市渝东南民族地区的5个区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8个市县、湖南省湘西苗族土家族自治州的8个市县和张家界市的4个区县、贵州省铜仁     

农村贫富差距扩大在“工”不在“地”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贫富差距主要源于农户占有土地数量,但现代农村收入分配差距的原因已经转化为就业与分工的差异。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地区需要更加强调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发展现代农业、加大社会保障,以防止贫富差距的恶性扩大。     

关于苗族支系的研究

现代苗族的分布特点是“大分散,小聚居”。尽管分散在中南、西南广袤地区,有的互相隔绝以千里计,但苗族的共同特征仍十分鲜明。二三百年以前,一部分苗族人民先后迁入东南亚半岛,甚至欧美大陆,尽管国籍已改,但其民族特征未变。究其原因,苗族先民在远古时代曾长期聚居在江淮流域地区。笔者认为,现今苗族的共同特征就是在悠久的聚居年代中异常牢固地形成的。此后虽经上下至少几千年的大规模迁徙,而且愈迁愈分散,其中相当一部分与其他民族杂居,又有相当一部分长期生活在深山老林,而犹能保持其民族特征。这一点,如果没有聚居几十至几百个世纪的共同生活,是不可能的。 同时,我们又看到苗族内部在方言、服饰、发型、自称,习俗 图腾崇拜和始祖传说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差异之大,种类之多,超出一般想象。而且彼此交错,极为纷     

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问题的制度分析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归根结底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源，发展之本，农民获得稳定的土地权利是实现其他权利的重要基础。农村妇女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首当其冲地在土地承包权问题上遇到权益受侵问题，由此产生的土地纠纷，已成为当前农村土地问题中的突出矛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