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保贷款两头骗”司法争议问题研究——以2014-2018年的裁判案例为研究样本

"担保贷款两头骗"是指行为人骗取担保以骗取贷款的行为。通过对2014-2018年裁判的该类案件进行统计分析,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同时,理论界对于该类案件的性质认定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在借款人具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时,无论最终受损失的是银行还是担保人,"担保贷款两头骗"的行为都应构成贷款诈骗罪,而不是合同诈骗罪。当借款人不具有非法占有贷款之目的时,在担保人已经偿还了银行的借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慎重适用骗取贷款罪。     

论疫情背景下个人信息的非官方披露行为与紧急避险的关系

疫情期间以非官方途径披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具有三个特征,即披露主体"多元性"、活动轨迹"可追踪性"、传播速度"爆炸性"。当披露行为同时满足避险前提、避险时机、避险意识、避险对象、避险必要、避险限度条件时,该行为因成立紧急避险而产生阻却其违法性的效果。当披露行为不能同时符合紧急避险的六个构成要素时,视要素缺乏的具体情况,披露行为可能成立假想避险、避险不适时、偶然避险、避险过当等单一因素缺乏型的违法行为,也可能成立多因素缺乏型的违法行为,亦有可能成立正当防卫而产生阻却行为违法性的效果。     

连续犯之正名与重构——从多次小额诈骗情状展开

对于单次数额未达到标准而总额达到标准的线下多次小额诈骗,司法实务一般直接将数额累计计算以连续犯处断之。但是这种处断仍需法理的支撑,我国连续犯的数个行为,应包括数次行为都不独立构成犯罪的行为情况。但是针对连续犯的缺少法理根基、违反罪责原则、过度赋予行为人优惠、违反"一事不再理"的指责明显不成立,相反,连续犯除具有诉讼经济、限制裁量权以实现合理量刑、体现行为人人格理论的优势外,对处理我国数额犯问题也具有重要作用。对连续犯之重构应从主观与客观角度分别进行,通过正面坚守"持续之心理脉络"与"特殊情境所制约附带效果"反面排除,合理限定连续犯之范围。     

盗窃罪相关问题解析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与扒窃三种行为类型;盗窃罪的法益是财物的所有权;非法占有目的不具有区分盗窃罪与毁弃罪的机能,也不具有区分盗窃罪和盗用行为的机能;盗窃罪的"秘密性"要件应合理界定。     

从“梵静之邦”到“云中鹁鸪国”——阿里斯托芬《鸟》的政治含义

阿里斯托芬现存的十一部剧本中,《鸟》是他最长也是最富幻想性和抒情性的作品。然而,主人公离开雅典,带领群鸟推翻诸神建立鸟国的行为却具有明显的政治含义,并因此使整个剧本与政治息息相关。主人公的行为不仅大胆,也很难解,因为"云中鹁鸪国"并不是他的原初计划,他离开雅典的初衷是要寻找"梵静之邦"。因此,理解《鸟》的政治含义在于理解主人公的行为,而理解其行为的关键在于理解这个计划的改变。文本分析显示,"梵静之邦"追求的自由生活其实是不愿受他人统治的理想状态,而"云中鹁鸪国"的建立不但否认了"梵静之邦"的可能,也展示了一个城邦应该具备和维护的政治品质。     

论刑法中的危险

随着主观主义理论的衰退,作为刑罚处罚根据的危险是指行为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与盖然性;将刑法中的危险区分为"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并不可取;危险是行为的属性,而不是结果的属性;只有当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时,才能成立危险犯。危险是由一定的主体根据具体案件的客观事实,所做出的行为具有侵害法益或者造成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判断结论。关于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二者在处罚根据上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由于行为对法益造成了危险才成立犯罪,其区别仅在于刑法对前者规定了"危险"的要件,而对后者没有规定"危险"的要件。未遂犯也属于危险犯,未遂犯中危险的判断方法完全适用于危险犯中危险的判断方法。     

让政府预算在阳光下运行——省人大常委会检查组赴上饶市开展预算法执法检查

正《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素有"经济宪法"之称,是管住政府"有形之手"的重要法律。新修订的预算法自2015年1月1日实施以来,我国预算法制化建设翻开了崭新一页。该法对规范政府行为、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强化权力制约和监督、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有了预算法而实施不力,那么法立得再好也会打折     

“协助抓捕型”立功的司法认定——以接电话“稳住”同案犯行为为例

"协助抓捕型"立功是我国立功制度中的一种基本形式。构成立功不需要对行为人进行主观方面的认定。对于"协助抓捕型"立功中的其他协助抓捕行为,需要遵照体系解释的原则,将其他协助抓捕行为与法律明文规定的协助方式进行同类解释。抓捕的结果需要与行为人的协助行为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接电话"稳住"同案犯的行为并未达到"协助抓捕型"立功所要求达到的程度与确定性,与抓捕的结果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构成"协助抓捕型"立功。     

“罗尔事件”刑事实务分析及理论共性基础

"罗尔"事件,已成为极具争议的网络虚假个人求助行为的缩影。罗尔应成立诈骗罪,而该欺诈行为又可认定与捐助者的财产损失有因果关系。同时,因为前后出现微信平台中给付财产的形式多样,为了准确量刑,对其意欲加之影响的财产数额也需分别确定。在最高检下发的相关《意见》中,也明确了起刑轻重相对于传统行为的不同考量标准。此后,对相关帮助行为或中立行为的共犯性考察也结合网络进行。认定小铜人金服构成共犯,排除微信平台构成的共犯可能。"罗尔事件"的上述分析,对此类案件的处理,具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     

行政允诺的性质及其司法适用

行政主体因履行行政管理职能需要,往往作出允诺为自身设定义务,从而达到指引或激励相对人为一定行为的目的。该种行为在性质上具有独立性和双重性,体现为行政主体的公法义务。作出允诺行为本身是一种抽象行政行为,当相对人出现时,该行为向具体行政行为转变且具有可诉性。人民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除应对行政主体"诺而不践"行为进行审查外,还应对允诺行为自身的合法性作出判断。     

论“毒驾入刑”的正当性诉求——兼议“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和取舍

"毒驾入刑"既是民声与民意的广泛体现,也是诸多学者着力推动的立法目标。在论证"毒驾入刑"的正当性时,社会危害性的判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刑法基本理论上看,社会危害性是传统的刑法规范对于犯罪的实质性描述之一,对于社会危害性的理论地位也正在经历激烈的争论,因此以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论证"毒驾入刑"的正当性,不具有逻辑上周延,也不符合目前的刑法思潮。"毒驾入刑"的正当性,应当从毒驾的行为性质、毒驾行为对法益的侵害性以及刑法介入的必要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抛除社会危害性的参与和判断。     

“山寨明星”表演不属于欺诈

<正>"山寨明星"因外貌、声音或者行为举止酷似明星而得名,但其在舞台上或者广告中模仿明星表演的行为却不构成欺诈。要构成民法上的欺诈,须同时具备四个要件,一方故意告知虚假事实或者隐瞒真实事实,对方因此陷入错误认识,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欺诈具有不正当性。这四个要件必须同时具备,才构成欺诈,缺少任一要件,则不构成欺诈。在"山寨明星"的表演或者广告活动中,其并未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未改变自己的外部形象,也未告知他人     

浅析抽象视野中的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础。不同的行政行为因其性质不同,所依据的"法"也具有不同范围的含义。而抽象行政行为制定的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又将成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以抽象行政行为为切入点,清楚地界定不同行政行为的依据,健全行政法律法规的审查体系是保证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必然途径。     

互惠行为下不确定阶段公共产品提供理论模型

本文研究了互惠行为下不确定阶段公共产品提供问题,提出了多人博弈情况下互惠行为效用函数,并且在这个效用函数下讨论了不确定阶段公共产品提供均衡。与传统"理性人"假设下的多均衡结果不同的是,参与人具有互惠行为下的均衡与初始阶段对公共产品提供的贡献值相关;并且这个均衡具有稳定性。本文所发展的模型扩展了互惠行为理论,并且对公共产品提供中的行为现象提供了很好的解释。     

我国反避税范围分析

避税行为从形式上看并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在客观上造成了税收收入的减少,是兼有形式合法性和实质违法性的行为,即一种脱法行为。反避税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税收,而反避税范围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是紧密相联的。我国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存在缺陷:"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不能反映避税行为的本质;"合理商业目的"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之间的关系不明。应将避税行为类型化,在判断时参照实质重于形式标准和税法是否被滥用的标准。     

危险驾驶罪疑难问题探析

刑罚的严厉性决定了醉酒驾驶行为也需要考量犯罪情节,而对"情节恶劣"的理解应结合危险驾驶行为潜在危险、造成的后果等情况。危险驾驶罪罪过形态应是间接故意或过于自信过失,与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想象竞合犯的关系。基于加大惩处力度的立法初衷,对危险驾驶罪不起诉、缓刑或免于处罚须严格控制。     

行政机关会议纪要的可诉性研究

由于现行法律、法规缺乏对行政机关会议纪要的相关规定,这导致其可诉性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在可诉性问题上,行政机关会议纪要与行政机关会议纪要行为是有区别的。行政机关会议纪要本身具有内部性、抽象性、不公开性等性质以及分权制衡的理念等因素决定了其不具有可诉性。而行政机关会议纪要行为由于突破了行政机关会议纪要本身的性质并对外开始生效,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符合行政诉讼救济的本质定位、"有权利就有救济"原则。     

人工智能时代著作权刑法保护研究

人工智能无论是作为主体还是工具,新形势下法律都还是空白。著作权刑法保护也进入新的阶段,不再局限"营利为目的"的侵犯著作权犯罪的行为标准,扩大著作权保护的范围,并打击入侵人工智能系统破坏其学习能力的行为,使人工智能机器这类具有财产属性和人身属性的特殊主体得以保护。而人工智能的创作物也具有人身属性和产品财产属性,人工智能著作权需要双重的刑法保护。     

台湾当局限制两岸经贸交流是开倒车

面对最近一个时期台湾岛内再次掀起"大陆热",陈水扁当局于4月5日召开高层会议,得出所谓"七点结论",对两岸交流作出种种新的限制。其中强调:"两岸经贸政策不能一味开放"。这种逆潮流而动的开倒车行为不仅不得民心,最终也难以达到目的。     

假想防卫的认定及其处理

假想防卫是指客观上并不存在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行为人主观上误认为正在发生不法侵害,而对想象的"侵害人"实施了防卫行为。假想防卫的行为人主观上没有犯罪故意。如果行为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认识错误,而且也不可能避免这种认识错误,因假想防卫致人死亡的应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而非故意伤害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