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竿子插到底、摸石头过河到系统治理——组织系统理论视域下70年国家治理模式变革逻辑

在整体改造社会、大胆渐进改革之后,中国开始系统治理。从组织系统理论考察,它主要是对双层面,即宏观的国家治理层面与微观的社会行动层面互补互动关系的调整,具体体现为对三组要素,即为人民服务的组织目的—幸福生活的家庭目的、团结奋斗等组织精神—自我超越、应然制度程序—实然行动机制等三组张力的调控。从强调正式组织结构政策指令的高效性和权威性,到注重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科学发展,新时代以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为主线推进系统治理;其治理方式可形象表述为从一竿子插到底到摸石头过河,再到顶层设计;其理念逻辑可视为从相对封闭理性系统转变为开放自然系统,再到开放理性系统。     

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中的情感生成逻辑——基于佛山市南海区的实践考察北大核心CSSCI

情感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中起到黏合的重要作用。围绕基层治理中的情感生成,结合对佛山市南海区“创建熟人社区”工作的实践考察,描绘了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中情感生成的现实图景,总结了情感演化生成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情感移植—情感再造—情感升华”是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中情感演化生成的内在逻辑。其中,情感移植阶段主要采用借鉴方式,重构个体身份认同、强化群体家园归属;情感再造阶段主要运用优化方法,化解矛盾、达成共识,整合资源、激发活力;情感升华阶段主要使用创新手段,营造氛围、培育信任,夯实基础、厚植责任。三个阶段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不仅为情感治理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建构提供了新的启示。     

新时代“枫桥经验”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与启示——以柘荣县为例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党领导下的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基于历史、理论、制度的三重维度分析,总结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柘荣县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成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调动群众参与,推进多元共治,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赋能基层社会治理,有助于进一步将新时代“枫桥经验”融入到基层治理实践,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城市社区治理“女性化现象”特征和情感导向机制——基于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的案例研究

女性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要参与者，由此产生了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化现象和趋势。本文以杭州市临平区南苑街道四个社区的社区治理实践为基础，分析形成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女性化现象的因素，归纳柔性化角色特征与相关行为，关注情感作用的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女性化现象主要同制度和文化两个因素相关联；同男性社区工作者相比较，女性化情形下的社区有着柔性治理的趋势，女性强调的是协商和合作，注重互动、文化和人文关怀，关注社区成员利益和需求，在社区治理中更易形成情感导向行动策略；通过五个情感要素(结构性、情境性、自我实现性、关联性和内部获得性)的积累和机制作用，推动了社区情感导向的治理进程。     

新时代我国绿色治理的结构性路径探析

新时代我国的绿色治理不同于西方国家以社会生态化为核心的绿色政治,它凸显着社会生态化与政治生态化的双重意蕴,需要宏观价值引导、中观制度落实及微观行动实践三个维度的支撑。以绿色治理理念纳入顶层设计实现宏观避险,以完善现代化治理制度体系实现中观着力,以创新基层绿色治理模式实现微观搞活,以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构建绿色治理生态的突破口,以容错纠错机制作为绿色治理的保障机制,是新时代我国探索绿色发展的尝试。     

要素协同、情感联结与基层治理现代化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场域,基层治理现代化从属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范畴。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平衡对制度、技术的倚重和对文化、情感的淡化之间的关系,它既是国家、地方与基层三级联动的过程,需要织密要素协同网;又是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互动的过程,需要织密情感联结网。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作为两个影响基层治理的重要因素,构成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变量函数,成为"基层之治"的"密钥"。通过对多个案例的分析发现,要素协同与情感联结的共同作用可以有效诠释政府如何突破以往基层治理受自上而下的科层束缚以及弥合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之间的情感"嫌隙",从而促进多重治理要素的流动、融合与协同共生,重构政府、社会与公众的情感关系,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空间再造: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实践逻辑及优化路径北大核心

当前,乡村振兴行动的重要方向之一是农村环境治理空间体系的再造和赋能,以期打造具有包容性和公共性的治理行动机制,以及再造环境治理的实践空间、社会空间与文化空间。以X村具体的乡村环境治理进程为个案,探索农村人居环境空间再造的核心逻辑,揭示微观物理空间形态与居民环境治理行动的交互影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空间再造的逻辑包括实践空间的标准化重构、社会空间的关系重塑和文化空间的价值重构。空间再造对于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积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面临困境,即存在环境治理实践空间设计的前瞻性不足、农村空间文化体验性的缺位和农村治理空间设计的“去在地化”等问题。因此,需要结合地方实际,激活环境空间中的内生性动力,促进村庄地域的“活化”;唤醒环境空间中的乡村文明与记忆,推动文化资本的“修复”;确立环境空间中的乡村治理秩序,推进制度的重构。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发展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指向和战略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而有效治理的核心在于建构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新时代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行动逻辑层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遵循的是整合碎片化乡村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培育乡村社会自治能力的逻辑;在实践路径方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在于增强乡风文明建设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引领、政治吸纳与嵌入动员相结合的组织建设,以及民主决策与执行监督相统一的行动统筹。通过凝聚治理共识、增强治理合力,从而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     

整体性治理: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实践图式

整体性治理是理解转型期乡镇政权运转的重要视角。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多中心工作”模式打破了乡镇“整体主义”的简约治理格局,乡镇治理因此陷入功能、主体、责任碎片化的困境。研究发现,为了应对治理转型困境,“组线治理”的机制创新实践,通过组织整合、资源整合和责任整合,完成了治理结构再造、治理效能激活和治理动力重塑,最终实现了转型期乡镇的整体性治理。整体性治理的实践基础在于体制活力与机制创新,二者的良性互动兼顾了基层治理的简约性和高效性,提高了治理效能。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的整体性治理实践要着眼于发挥党政体制的制度优势,以“不变体制变机制”的方式,稳步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双重可视化路径——基于山西Y县积分制的案例观察

作为乡风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积分制联结政策与生活、贯通行动与乡风,是和美乡村建设的重要依托。然而治理实践中的积分制,常常会面临“看得见社会”却“照不见人心”的困境。基于可视化的分析视角,对Y县积分制实践的个案观察发现：积分制不仅是基层群众参与文明乡风建设的有效途径,而且是国家治理社会模糊领域的可视化方式,乡风文明建设中的积分制具有双重可视化特征,即数字技术下看见社会的制度可视化和团结技术下社会自我呈像的行动可视化,两种可视化之间的张力,形成了积分制的实践困境。上述张力在Y县积分制实践的不同阶段具体表现为：清晰的浙江经验蓝本与复杂的地方场景之间的植入张力、清晰的治理任务与复杂的部门利益之间的推进张力、清晰的实践方案与乡村社会弥散场域之间的落地张力。在清晰与模糊之间,Y县积分制实践通过经验蓝本再造、非正式借力与庇护式执行,完成了积分制的移植与运行。进一步讨论上述张力的来源,则在于技术知识与地方知识在实践中的抵牾。在知识结构上,作为并联特征的技术知识具有共时性结构,而作为串联特征的地方知识具有序贯性结构。两种知识之间的结构差异,影响积分制实践中的制度画像与行动呈像。在知识关系上,两种知识之...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社会治理中的技术、权力与组织变迁——以浙江为例

社会治理历史变迁的宏观结构研究往往难以确切澄清观察的对象和层次,且在重视权力等关键参数的同时较少关注历史故事中那些未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从"技术-权力"分析出发,以典型组织模式的两次重要转型为切入点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基层社会治理的历史研究可见:改革开放前后从"枫桥经验"到"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的转型,不仅表明了"国家管控"向着"社会管理"的跃迁,也意味着以权力结构的调整为组织技术核心的革新不断拓展空间。这种权力对技术的"解制"在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又转向技术对权力的"赋能",在"平台驱动的全科网格"中推动了权力结构的矩阵化、扁平化,提升了政社合作的水平,呈现了地方行动者如何在特殊历史场域中突破理念和资源的限制,不断创造治理变革的可能性。当然,为进一步改善对历史的理论研究并为推进社会治理的实践提供价值,审慎爬梳史实,将宏观结构分析与中微观分析相结合,完善对不同阶段社会治理的组织属性的认知,就成为必不可少的选择。     

合法性与联动性: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社会组织嵌入——一个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

推动社会组织嵌入社区治理结构,是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治理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新时代我国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合法性机制从不同维度建构社会组织嵌入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现实逻辑。从健全正式制度的均衡治理,推进规制性要素的强制性形塑;从实现策略性的专业化治理,推进规范性要素的适应性形塑;从强化共同理念的文化认同,推进文化-认知性要素的内生性形塑。社会组织“嵌入式”发展是阶段路径,“融入式”发展是升级路径,推动制度要素和技术治理联动优化,形成更加成熟健全的组织自主性生长机制。     

政治嵌入行政:乡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弹性运作"

当前乡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实施实效不彰,"弹性"执行现象多发。对此,学界有政策不完备论、街头官僚论、地方性知识论和府际关系论等几种解释,但都存在不足。在深度调研的基础上,从乡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运行实际出发,探究了实践中拆迁补偿安置政策的多种"弹性运作"表现及实施机制,揭示出基层政治运行中存在的治理逻辑、政绩逻辑。分析表明,压力型体制下的"政治嵌入行政"是导致乡村拆迁补偿安置政策执行出现"目标替代"及"弹性运作"的根本原因,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规范化。     

乡村振兴战略与村民自治:互嵌、诉求与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要义之一,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支撑与保障,两者相互嵌入,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价值耦合。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图景实现基石的村民自治需要满足"治理有效"这一要求。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嬗变,要求从治理形态、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载体层面对村民自治进行重新审视和设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建构,体现为基层政治权威与乡村内生动力的协同共治,精英型农民群体的塑造,村域经济、文化与组织资源的三重嵌入,农村社区自治的形成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健全。     

协同治理: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

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基层性、复杂性等特征,存在的问题多种多样,主要表现在部门治理碎片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社会资本发育不良三个方面。协同治理强调治理主体多元化、各子系统的协同性、共同制定公共规则,因此协同治理成为基层社会善治的必然选择:通过协同治理构建整体性政府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提条件;通过协同治理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环节;通过协同治理积累培育社会资本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保障。     

双向汲取:社区社会组织的行动路径分析

社会组织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聚焦社会组织行动策略研究,能够更好地揭示外部制度环境制约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微观运行机制。运用"制度环境-行动策略-行动目标-行动任务"的分析框架,着重探讨社会组织与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剖析复杂制度环境下社会组织行为策略选择及其多元化行动路径。S市G组织的个案研究表明,G组织通过"双向汲取"的行动策略能够实现社会组织行政性目标与社会性目标的双重目标达成。由于G组织接受任务的不同行动目标来源以及不同任务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差异,使得G组织"双向汲取"行动策略呈现出复杂制度结构约束下的多元化行动路径。     

农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长效机制探析——以福建省邵武市为例

农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模式具有明显的整体性治理色彩,福建省邵武市在推行这一模式方面取得诸多成果。但"一肩挑"模式在运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少数地方投票未能准确反映村民意愿、少数地方未能真正选拔出优秀人才、"一肩挑"负责人未有效协调农村"两委"工作。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新构建的机制整体上不够完善、诸多人员尚未适应"一肩挑"这一新的机制。建设"一肩挑"运行的长效机制的路径主要有:坚持基层民主推选,确保选举真实合法有效;拓宽人选渠道,加强后备队伍建设;健全监管机制,提升整体性治理效能。     

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逻辑理路、原则导向与实践方案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的组织末端,其标准化的实现程度与功能发挥,直接关系到党执政能力的强弱,影响着党在基层社会的权威与地位。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既是党的建设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党的建设理论创新的内在要求,更是党的建设实践探索的客观需要,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三者的有机统一。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应坚持以科学统筹与分类指导相结合、客观规范与可行实用相结合、典型引路与制度创新相结合、自我提升与考核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导向。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要紧紧围绕党的组织体系、领导班子、教育管理、组织生活、工作载体、基本保障的实践方案展开,从而以党的建设引领基层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障。     

社会整合:新时代推进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的有效路径

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是党中央强化基层党建、推动基层治理的重大战略部署,亟待学术界予以研究和回应。城市基层党组织可以充分发挥社会整合功能,通过利益整合、结构整合和价值整合达成稳固党的基层政权、提升社区可治理性和强化社区凝聚力等目标,以此实现政党领导和治理绩效之间双向促进的良性循环。城市基层党组织应当以社会整合为着力点,从以推动利益协调和红色网格建设强化党组织权威、以形塑家庭关系和公益网络培育横向合作关系、以培育文化共同体和议题设置能力提升传播有效性等方面来构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