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中国古代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关于和谐、和合的思想同样十分丰富。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早在春秋时代就已展开了讨论,并产生了几个不同的理论流派。儒法两家的个人与社会的思想是重整体意识,忽视个体意识,个人依附于社会,仁、法术作为人们追求的至善,是一种群体和谐的原则,社会的秩序是一种以义务为中心的秩序。而道家体现的则是一种出世的、超脱义利的思想,其把个人与社会完全对立起来,意在把个人从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在我们建设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和谐社会的今天,深刻地研究传统思想的内涵是很有意义的。     

公父文伯之母形象解读与性别身份构建

春秋末年，鲁国大夫公父文伯之母以谙习礼法、善于教子饮誉海内，见载于先秦典籍，入列《列女传·母仪传》,得到了儒家、史家的普遍推重，堪称春秋时代“知礼”的典范。公父文伯之母谙于礼法、严于教子、慎于处世、长于变通、见微知著，她既是春秋时代女性的典范，又是后世女性效法的楷模。尤其是在处理情与礼、爱与教、守与变等问题的关系方面体现出高超的技艺和非凡的智慧，超越了时代与性别的局限，对当今人们自我提升、为人处世、教育子女等都有着深刻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且兰古国 魅力黄平

黄平历史悠久。据《史记》、《汉书》、《水经注》等史书记载:春秋时代黄平旧州是古且兰国的国都,与当时贵州境内的另一个酋长国“夜郎”齐名。黄平是贵州省黔东南西北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县,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国家级风景名胜舞阳河源头。2006年,《且兰古国——黄平》被选入全国小学六年     

孔子的批评

春秋时代，鲁国有这样一条法规：凡是鲁国人到其他国家去旅行，看到有鲁国人沦为奴隶，可以自己垫钱把他先赎回来，带回鲁国后到官府去报销。     

魏绛和戎与悼公复霸

魏绛是春秋晋悼公时既善治军的良将,又善理政的贤臣.他以辉煌的文治武功,为晋悼公振兴晋国霸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魏绛和戎是春秋时代晋国新田文化史上光辉的一页,对我国古代中原华夏民族与北方戎狄民族和睦相处和文化交流起了开创作用,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老子道论视阈下的战争观

老子生活在战乱频发、动荡不安,又充满生机、变革图新的春秋时代,其代表作《道德经》一书,不乏对战争问题的探究.“道”是干、是源,而老子的战争观是枝、是流,是对“道”的运用.在对“道”的准确把握基础上,从战争论、兵略论两个方面透析老子的战争观,展现老子战争观的精神实质,并指出老子战争观对后世特别是兵家理论发展的影响.     

老子道论视阈下的战争观

老子生活在战乱频发、动荡不安，又充满生机、变革图新的春秋时代，其代表作《道德经》一书，不乏对战争问题的探究。“道”是干、是源，而老子的战争观是枝、是流，是对“道”的运用。在对“道”的准确把握基础上，从战争论、兵略论两个方面透析老子的战争观，展现老予战争观的精神实质，并指出老子战争观对后世特别是兵家理论发展的影响。     

鲍叔牙的大度胸怀

鲍叔牙是春秋时代齐国大夫，以知人善交著称。他不仅才华超群，富有谋略，极具远见卓识，而且品行高洁，公而忘私，为人处世宽宏大度。在这方面，历史上就留下了不少佳话。     

礼的本质及其法律意义分析

本文主要探讨礼的神圣性之演化和礼的本质,中国古代之礼虽然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的祭祀活动,具有神圣性,但是这一特性在以后的社会发展中逐渐演化,礼由最初沟通人、神关系的中介发展为春秋时代以礼为人世事务最终支配观念的原则。论文从对礼的本质论述中更进一步分析了礼的法律意义。     

春秋时代外交活动中的赋诗

春秋时代的外交场合中,有一种别具一格的表达立场传递信息的方式,即“赋诗”。《左传》及《国语》中,有许多这类的记载。所谓“赋诗”,按郑玄的解释,“赋者,或造篇,或诵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创作新篇”或“朗诵古诗”。在外交活动中,多是后者。所诵的诗,是当时广为传诵,人们所熟知的。这些诗,从《左传》、《国语》的记载看来,大都可以从今本《诗经》中找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是“逸诗”。按类别说,多为“雅”诗,而以“小雅”占多数。     

古代汉语没有积极修辞的转类吗--与郭焰坤先生商榷

转类作为一种积极修辞格,具有特定的修辞结构和特殊的修辞效果。这种辞格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运用也渐趋成熟。而《修辞学习》1998年第二期发表了《转类性质的历史演变》一文,其作者郭焰坤先生列举了大量名词适用的例子,认为“转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性质”、“先秦两汉时的转类不是辞格”、“转类作为一种积极修辞方式,它萌芽于明末清初而成熟于五四之后”。郭焰坤先生的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春秋时期的债务问题与政治危机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期,经历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沧桑巨变。社会转型过程也就是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过程,债务问题即是研究这一转型过程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春秋时期,债务问题更具普遍性,无论是官府借贷还是私人借贷都有了新发展,严重影响了国人的生产与生活,对各国的政局和社会治安产生了影响。     

试析先秦儒家民本法律思想

在先秦时期的法律思想中,对后世最具积极影响的当是民本思想,它萌芽于殷周时期,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宣扬民本思想最积极的则是儒家,其中又以孔子和孟子为儒家民本思想的代表人物.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当时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学说流派,在法律思想方面也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传统的民本思想,尤其是...     

吟诵《诗经》在春秋外交辞令中的作用

《诗经》具有很强烈的文学色彩,但是在我国春秋时期却被用来从事外交活动,使外交活动披上了文学的外衣。 其主要表现在揣测对方之意图、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搬兵求救、劝说君王等方面,使得这一时期的外交辞令尤显高雅。     

典范政治衰落与春秋战国成文法运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成文法兴起的阶段 ,成文法兴起是社会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政治运行方式的变化出发 ,探讨典范政治衰落对成文法兴起所起的影响     

董仲舒《春秋》观新论

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献策表达了他的《春秋》观 :《春秋》元始而《春秋》大一统 ;“视天如父”而“溥爱”、“布德”、“施仁” ;“人为天本”而“为政宜民”。他对人的生命、形体及性情的研究 ,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人本观念和对人的价值的重视 ,认为“为政宜民”是施政之本 ,顺应天命而“天下大治”。     

王国礼仪公共性的扩展——简论古代华夏族群的形成途径

古代华夏融合由夏商周三代王国政治推动完成,这一点已为学界公认。但华夏融合的具体途径是什么,仍有待深入研究。三代王国皆耗费大量物资建设象征权力的王国礼仪,王国礼仪为王族独占,但在长期发展中也形成某种公共性,即由各姓族集团贵族分享,可以在前后不同王族之间传递,由之而渐成跨越姓族藩篱的文化圈,此文化圈便是春秋“诸夏”认同的基础。古代华夏融合不同于现代民族认同,后者是社会全体成员参与的过程,前者主要是社会上层贵族参与的过程。     

“悬灋象魏”考辨——兼论“铸刑书”与“铸刑鼎”问题

《周礼》中的“悬灋象魏”是统治者公布治理国家的一些制度性安排,一些学者从“成文法”的角度,认为春秋时期“郑铸刑书、晋铸刑鼎”是中国最早公布成文法之举措,从而怀疑其为晚出或是理想中的制度。其实,从史籍记载分析可知悬象之制由来已久,只不过《周礼》烦琐地描述很大程度上确实带有理想成分,这也反映了作者希望法令公布,并由官府进行宣传解释,以便让百姓知法守法的愿望和要求。事实上,“象魏之灋”也是由国家机关按一定程序编纂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并且朝廷在悬法象魏之后,有关部门的长官还要率领属员前往认真观读,说明也是公布了的成文法。因此,“象魏之灋”以及“铸刑鼎”、“铸刑书”这种使法律条文化、固定化的行为,不仅保留了政府对刑法的最高解释权即只有统治者所颁布的成文法条才是真正的法律,还确立了君主任意定罪处刑的特权,从而使法律与君主的罪刑擅断权达到和谐统一。     

《左传》隐公记事的叙事立场

《左传》记事始于隐公的问题是经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古代经学家多通过“始隐说”将《春秋》说成是兴王之作。但是《左传》隐公记事却表达了不同立场。《左传》隐公记事虽然表现出尊王倾向，但突出的却是天下无王为势所必然。《左传》隐公记事对隐公的描写并未显示出后世经学家所说的“王鲁”迹象，对郑庄公的肯定态度则显示了《左传》认同霸主政治的思想倾向。《春秋》兴王说也是一家之言。     

浅析新儒学的法律观及对律学的影响

两汉基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的个人才智和个性以及儒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轨迹,确立了以新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该思想以其独特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德主刑辅”、《春秋》决狱、秋冬行刑等理论原则影响着中国封建法制建设,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据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