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视域下的政治与行政:行政学的元命题

中国行政学在表面繁荣下存在着身份危机,本土化不足是其身份危机的重要原因,加强行政学的本土化有利于中国行政学获得其学科尊严,更好地发挥其实践指导作用。政治与行政是行政学非常重要的命题,可从功能和价值取向两个维度进行审读。行政学的发展,大致历经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整体性治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直接或隐含的逻辑起点均是从功能或价值取向的角度对政治与行政认可或重新认定,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与行政是行政学的元命题。对行政学元命题的本土化便显得特别有意义,我们可以通过批判性吸收和本土化改造实现对这对元命题的超越,从而有助于缓解直至最终摆脱中国行政学的身份危机。     

整体性治理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

整体性治理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之后政府改革的新理论,是对新公共管理的修正,整体性治理理论以公众的需要为基础,内容包括重新整合与整体性治理方式。＂协同政府＂是英国布莱尔政府在实践中的整体性治理模式,主要围绕统一决策和加强决策部门与执行机构的合作两个目标来进行。其他西方国家根据本国的实践情况,围绕整体政府进行了多元化的行政改革。整体性治理对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启示主要是：在行政理念上回归公共性;在组织结构上强调协同整合;在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上允许多元参与;在技术手段上注重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     

基于善治的现代大学治理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对高等教育而言,要通过推进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治"作为现代大学治理的目标逻辑和理想状态,是完善大学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现代大学治理要建立以民主决策系统、执行系统和学术治理系统为主的内部治理系统,建立以依法治校、社会协同、内生外促为主的外部参与系统,形成一个具有"善治生态"的大学治理系统。     

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的制度创新研究

制度从本质上而言是一套协调行动的规则系统,制度安排是集体行动的逻辑起点。雄安新区的整体性治理架构需要建构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上,对雄安新区的制度基础、制度生成、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加以整体性建构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现有制度安排框架,从制度创新的动因分析入手,在对整体性治理视域下雄安新区制度创新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从制度创新价值、制度创新文化、制度创新主体、新制度实施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探讨了推进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制度创新的对策思路。     

基于外部治理结构视角的企业创新能力分析

外部治理结构通过企业的创新动力、创新过程和创新结果三个方面来影响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企业一直以来遵循的是"政府—企业—政府"的外部治理结构,但是在外部制度环境已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传统的外部治理结构已经不能适应企业竞争的需要,而企业并没有及时改变外部治理结构,这导致了我国企业创新观念落后、创新动力不足、创新组织缺乏和创新成果难以转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要重构中国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     

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效率分析——基于上海市M区14个建设项目的调研

对上海市M区14个建设项目的调研结果说明,当前地方政府建设项目行政审批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信息公开不能做到"一次告知",土地出让"招拍挂"存在一定缺陷,规划变动影响行政审批效率,部门协同存在薄弱环节。为此,应通过以下途径提高地方政府建设项目行政审批效率:一是培育整体性治理理念,积极为服务对象负责;二是推行线上线下协同审批,方便申请者办事;三是加强行政审批流程的标准化建设,使审批能够按章办事;四是加强对社会专业性服务机构的培育和监管,规范服务行为;五是加强制度创新,推行行政审批"双向代办制"。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树立现代治理理念

正从"管理"到"治理"的跨越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破题"之举,是重大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利器。过去的改革中我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等内容上,而此次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囊括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中介组织治理以及公司治理等内容,强调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制度和规则的建立、执行以及监督和问责,使制度和     

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学理思考

建构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的时代背景在于:回应风险行政所带来的挑战;碎片化的风险行政程序法难以克服风险行政实践的合法性困境;当前缺乏统一行政程序法典,也不能简单借鉴西方经验来规范风险行政;涉及风险行政程序的单行法无法代替统一风险行政程序法。风险行政程序法是以结构化方式规范风险治理主体行为的行政法规范,其功能是克服风险治理主体的"知识贫乏"和"价值冲突"问题。它将保障个人权利、维护公益、确保行政科学性和民主性作为价值取向,并呈现为一种网络状态;所对应的行政模式是"新治理行政",并将治理风险的公共政策作为调整对象。它是实现风险行政过程合法性的一种技术,基本结构由风险议题之形成、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所构成,主要制度包括协商制度、陈述理由制度、暂时性制度、信息制度和遴选风险治理参与者制度。     

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世界性场域、全局性意义与整体性行动

在现代化语境下,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表现为世界性场域、全局性意义与整体性战略的有机统一。在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性场域内,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符合世界生态文明潮流的必然选择。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道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必须采取整体性行动,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培育现代化生态治理理念,在国家治理框架下构建现代化生态治理制度体系,提升现代化生态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