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人类已进入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和危机业已成为社会常态。如何治理各种风险导致的公共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府无法单枪匹马地应对各类公共危机,必然需要各类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政府还担负着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责任,主要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掌舵性责任、风险预防的前瞻性责任、各方协同共治危机的统筹协调责任以及承担公共危机治理失败的最大责任等。要促使政府尽责,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责任机制。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公共责任的多面体——大学基金会的复合性公共责任的困境及其改善

由于诞生的特定背景,以及资源和权力来源的特殊性,大学基金会承载着不同于一般社会组织的复合性公共责任,形成了一种由责任流程向度、责任对象向度、责任属性向度、责任质量向度及其延展出的若干责任维度所构成的"公共责任多面体"结构框架。复合性公共责任的落实与大学基金会的发展之间具有互构性关系,在现实操作中责任主体往往基于对责任成本、责任能力和责任标准等主客观因素的功利化考量,选择性地落实一部分责任向度,造成了"公共责任多面体"结构出现行政和政治责任"先行"、法律责任"缺位"、道德伦理责任"虚置"、利益相关者责任"不平衡"等现象或问题。围绕公共责任的阶段性的侧重点,维系"公共责任多面体"的基础性结构,通过树立责任观念、调整与优化责任成本、开展责任能力建设、探索与改进责任标准、合理把握与高校之间的责任边界,有助于大学基金会逐步走出复合性公共责任的困境。     

论社会责任:主体与判据

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公共责任,政府和企业都可以承担,但哪些社会责任必须由政府履行而哪些社会责任可以由企业来承担?划分二者的社会责任有两个判据:第一是沉没成本,即政府与企业谁存在沉没成本就由谁承担社会责任;第二是交易成本,若政府与企业都不存在沉没成本,社会责任的划分就以交易成本为依归。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政府责任:基本结构与保障机制

政府责任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政府责任的理论与实践是随着时代变迁而发展变化的,并且在不断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与制度结构的同时创造出新的形态。因此,重新理解政府责任是新时代政府治理的重中之重。社会转型时期全新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人民关系、社会治理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是政府责任发生变化的客观条件。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责任的基本结构要从基础性责任、理解时代新要求、破解行政体制结构性障碍、增强自主性等方面把握;另一方面,通过完善问责体系、强化问责制度来保障政府责任的履行,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四重逻辑

将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拓展为基于国有企业属性的“属性责任”分析框架，以国网浙江电力参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考察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面向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国有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呈现出系统内防控、自愿性公益、执行式参与、主体性治理四类行为，体现了市场属性驱动其履行市场责任的市场逻辑、社会属性驱动其履行社会责任的社会逻辑、政治属性驱动其履行政治责任的政治逻辑、公共属性驱动其履行公共责任的公共逻辑。文章创新了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分析框架，回应了否定国有企业需要履行多重责任的理论质疑，阐明了国有企业需要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履行多重责任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优化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危机治理制度环境的政策建议。     

基层政府反身信任何以发生？——一个官员公民责任认知与风险感知的递归解释模型

政府反身信任表征为政府官员向公民向度的信任情感表达,其作为一种成本节省机制可形塑良好的官民互动与合作,并强化政府合法性。文章将基层政府官员作为观察对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探赜了诱致政府反身信任发生的三组核心变量——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之间的统计学效应量与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基层官员的公民责任认知对政府反身信任具有直接显著影响;其次,公民责任认知也可塑造基层官员的公民参与偏好,而公民参与程度又会影响基层官员的风险感知,进而决定其是否要将信任委托于公民。基于此,文章构建了融摄微观心理认知与中观制度规约的“官员公民责任认知-参与赤字-风险感知”的政府反身信任发生与发展的递归理论模型,以期为重塑政民互信秩序、促成有效的官民合作提供理论思路。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不断提升政府社会风险管理能力

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人类进入一个被称为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的世界。风险社会的严重后果凸现出对风险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重要性,而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政府社会风险管理的难度,面对风险社会管理困境,政府应勇于承担起治理责任,不断提高政府行为的前瞻性与科学性,并通过建立社会风险预警机制、完善相关法律体系等途径尽可能降低风险的不利影响,提高政府社会风险管理能力。     

试析赋权的合法性风险及其消解——基于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视角

赋权是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必然选择。赋权的实现与政府合法性存在关联，合理赋权有助于增强政府合法性；但是不当赋权也会带来合法性风险，造成政府公共权力腐化，行政能力虚化，公共责任空化。为此，政府加强赋权管理，规范公共权力运行，提高战略控制能力，厘清公共责任边界，是规避合法性风险的理性选择。     

基于社会公平的农村贫困治理

实现社会公平的农村贫困治理是现代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国实现社会公平的农村贫困治理面临诸多问题。应发挥社会资本参与农村贫困治理的作用,深入探寻政府、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贫困治理模式。     

论非责任政府及其向责任政府过渡的前提

与责任政府相对的非责任政府,是缺乏能够问政府责任的社会实体,即除了体制内的主体之外,实际上不存在以和平的方式能够对政府及其行为问责的主体,这是非责任政府的本质特征。对于现实中的责任政府来说,负责对象的"上下"两个主体、官僚体系外的广泛参与、不同系列官员之间的制衡等是必要的条件,而英、美、法等国家的经验和一些历史表明,迫使政府接受负责制的社会力量的存在,是向负责制政府过渡的一个前提条件。     

完善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政府问责制是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关键。政府责任缺乏明确界定、政府权力缺乏刚性约束、对政府官员失责违规行为缺乏有效追惩以及异体问责功能虚置等,这是目前我国政府问责制建设面临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强政府责任立法,明确政府责任;强化制度建设,给政府权力以刚性约束;充分发挥人大、新闻舆论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与问责功能,实现异体问责为主和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增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度。     

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风险及治理路径——基于公共文化服务链视角

作为政府转变文化职能的政策工具,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可以满足民众多元化与个性化的文化需求,但也存在诸多风险。从公共文化服务链视角分析,发现其在需求链、供给链、治理链与评估链上分别存在购买内容偏差风险、逆向选择和垄断风险、寻租风险与评估形式化风险。为此,需采取针对性的治理策略:科学分析与精准定位公共文化需求,构建服务受众文化需求矩阵;促进文化类社会组织发展,营造竞争性的购买环境;完善购买合同管理制度,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建立购买服务绩效评估机制,引入第三方评估。     

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责任缺位的原因分析及路径选择——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

“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值得相关责任主体反思的事件，但反思的重点更应当集中在政府在此次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责任承担上。因为政府责任缺位是导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说，政府责任缺位主要是由于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软弱以及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官员问责制和政府绩效评价制度等存在缺陷造成的。为了规避公共危机的发生，应选择恰当的路径来强化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论非营利组织的责任及责任治理

责任治理是保持非营利组织公共责任最大化、促进其自身能力建设、可持续发展和扩大社会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营利组织的责任,既有来源于法规、组织章程和社会大众的客观责任,也有表现为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激情和职业道德的主观责任。健全法律,强化主观责任,促进公开化运作和健全监督机制,是促使非营利组织完善责任治理的基本保证。     

遭遇数字风险：基层政府的治理逻辑与现实困境——以农村电商为例

农村电商在现代化数字经济中的发展和扩张，对农村社会的环境、资源、安全等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和威胁，农村社会面临着来自本地化、电商市场和全球化的三重风险。基层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风险治理成为主要议题和任务。农村电商显著的经济效应和社会影响力，使基层政府不得不从打击、遏制的强制性行动转变为淡化风险并采取扶持发展的姿态。然而，基层政府淡化、压制风险的方式并没有消除风险，反而使风险日渐成为问题。基层政府碎片化的治理方式、新兴产业治理边界的模糊性、数据要素扩张风险的不可控等因素使风险治理陷入困境。基层政府应构建常态化风险治理体系、提高联治力、建构补偿数字资本主义风险的机制等，从而减弱农村电商生产运营产生的风险，改善基层社会运营状况，发展产业的安全性和自由度。     

数据治理、数字治理与数智治理：数字政府的治理逻辑

从古至今，真实性与有效性始终是政府治理的基本追求。数字中国时代，数字空间的出现以及数字中国的治理需求催生了数字政府这一新的政府形态。从实体政府到数字政府的形态变迁并未改变政府治理的基本追求，数据治理与数字治理正是数字中国时代政府对真实性与有效性治理的双重回应。然而，随着数字社会建设的深入推进，已有的治理方式难以满足数字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面对新的形势与挑战，数智治理作为人文智慧与数字智慧融合的产物，其通过数据智能化治理和数字智慧化治理的方式对原有的治理方式进行智慧化升级，是面向未来的数字政府治理新形态，更是通向未来的善治之路。     

县域数字政府建设安全风险治理研究——以湖南省X县为例

县域政府为提高政府治理水平,在社会治理中更多地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为推进互联网数字政府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式。信息化在数字政府中创造巨大价值的同时,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个人信息被盗、信息污染、信息诈骗、网络欺诈等事件频繁发生,信息安全问题严重威胁着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因此,在积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同时,县域政府应重视和强化对相关安全风险的治理。     

责任政府、预算制度与为官不为治理

建立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诉求,负责任的官员与现代预算制度是其核心要素。政府责任需要官员落实才有效,而官员负责任需要预算制度的约束与规范。当前我国预算制度存在着预算内容不够完整、预算透明度偏低、预算执行软约束、预算民主进程有限等问题,难以真正限制政府官员权力,给为官不为提供了制度漏洞。治理为官不为,建立责任政府,应以预算改革为突破口,具体策略包括:落实全口径预算,从源头约束官员行为;提高预算透明度,事先预防为官不为;贯彻预算法治,将官员行为纳入法治轨道;推动预算民主化进程,督促官员为官有为。     

前瞻型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模式选择

有效治理公共危机要求实现政府模式转型,建立前瞻型政府。前瞻型政府是坚持以民为本的民本政府,是坚持责任取向的责任政府,是崇尚为民服务的服务政府,是不断自我完善的创新政府。有效治理公共危机,构建前瞻型政府,必须培养政府及其官员的预见意识和前瞻能力,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整合政府机构,必须完善政府部门间的联动机制,必须健全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