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农村贫困的协同治理研究

目前贵州省农村贫困治理主要面临以下问题:政府机构的贫困治理职能重叠;市场组织的贫困治理参与不足;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力量薄弱;贫困群众的贫困治理能力不足;贫困治理主体的协同机制缺失。协同治理是突破贵州省农村贫困治理困境的有效路径。为此,应优化政府机构的贫困治理职能;提升市场组织的贫困治理参与能力;增强社会组织的贫困治理力量;提高贫困群众的贫困治理能力;完善贫困治理主体的协同机制。     

嵌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政企协同贫困治理策略

贫困治理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参与,但是由于利益诉求差异以及工作分工的不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张力一直存在,导致贫困治理陷入困境。基于贫困治理的多元价值诉求以及农民合作经济思想的渊源与发展历程的研究,发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贫困治理在价值取向上具有耦合性;武陵山片区贫困村产业扶贫实践案例表明,通过在政府主导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整合农村生产资源、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企业合作共赢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主动培育内生动力的策略,有效地实现了政企协同。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

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现实选择,能有效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目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社会空间、法律空间和自养空间缺乏的问题,因此,为了能更有效地发挥其自身具有的作用,应该相应地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外部治理,营造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法制环境,不断加强自身的内部治理。     

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工作机制

从中国传统社会的"乡绅治村"到如今的乡村振兴,中国农村的发展始终离不开乡贤的带动。站在实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起点,弘扬新乡贤文化,鼓励、支持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是改善农村政治生态,实现农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本文以新乡贤为切入点,论述了新乡贤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各个领域的内在逻辑以及参与农村社区治理的工作机制,为地方政府推进农村社区治理提供参考。     

中国贫困治理三十年回顾与前瞻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贫困问题最突出的国家.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府采取强有力的反贫措施,贫困现象得到了大幅度、大面积的缓解,因而,中国贫困治理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反贫困三十年四个主要阶段的分析,将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经验概括为:政府主导型的贫困治理、渐进式的贫困治理、以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来确保贫困治理的长效性、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来构建多元化的贫困治理主体、确立开发式扶贫是我国减缓贫困的根本途径等等,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贫困治理的五大发展趋势.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政府治理

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使然,更是政府主导体制的政策供给。政府主导的城乡一体化加速了乡村社会的分化,引发了乡村治理模式的变化。单一的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农村社会结构相匹配,乡村治理要求更多主体的参与。然而,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无法实现,市场的力量又无法在农村社会完全实现。因此,本文认为政府仍然是城乡一体化的主导力量,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培育市场、社会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湖南统一战线与贫困治理现代化问题研究

国家治理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治理就是贫困治理,国家实现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即为不断减缓贫困程度或者消除贫困的过程。在大格局扶贫工作中,湖南统一战线通过维护稳定贫困治理环境、加强贫困治理民主监督、汇集多方力量参与贫困治理等形式,以贫困治理的成功实践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经验。     

风险社会语境下公民参与式治理探究

基于风险社会的理论视野,单一的官僚制政府治理带来不可避免的公共管理危机。公民参与式治理是有效应对政府治理失灵风险的一种治理工具,其实质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共治,也称之为复合治理。其基本价值是:参与式治理可以规避政府失效,达致和谐的政府治理;有利于实现宪政民主,最大限度地规避或化解社会风险,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实现社会善治。实现参与式治理的路径是:新型的转化性领导的出现、确立政府公务员的代表性公民角色、培育公民参与伦理、实现公民参与的制度化。     

政府危机治理中公民有序参与之路径选择

在政府危机治理中,应运用治理观念改造政府、制定专门的危机治理法律法规、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治理机制、提高政府官员引入公民参与的积极性等途径,实现公民有序参与危机治理。     

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有所改观,但总体状况仍然落后。农村基础设施治理的落后状况、物品属性、可销售性以及农村社会资本的存在等多种因素构成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各级政府、村集体、村民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局面。多中心治理的效果受各级政府财政能力、政府激励和引导力度、村集体的经济实力与组织能力、农户的经济实力与公共意识以及农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农村基础设施改善路径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和资金整合力度、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为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创造利润空间、为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激励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等。     

新时代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研究与思考

我国的社会经济虽然在不断的发展,但是在这整个过程中,农村始终是我国的一个薄弱环节,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建设方面,同时也表现在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能力方面。农村当前的变革正处于制度转换的关键点,因此未来农村社会管理制度的改革需要政府、社会以及公众三方面的共同努力。本文对新时代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的方式进行研究,探索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以及农民参与的新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创新语境下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研究

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要以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共同体培育来解决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缺失的社会问题。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是社会治理的创新形式，期望通过多元协同的主体合作，规范有序的环境营造以及协调均衡的内容创新来解决环境治理问题并提升治理效率。因此，基于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内容与环境分析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培育进程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碎片化、治理环境不稳定与治理内容滞后的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通过培育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与具有自主性的社会参与主体，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转变政府行政范式，重塑农村信任机制，来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视角下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的历史经验

基于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视角的分析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探寻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的历史经验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贫困治理理论为指引,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贫困治理理论中国化;坚持走中国特色贫困治理道路,着力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大格局;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着力推动贫困治理制度体系创新;坚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贫困治理终极目标,着力提升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内在自我发展能力;坚持中国共产党在贫困治理事业的领导地位,着力夯实党的基层组织基础,为贫困治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公共服务动机视角下的民主党派成员建言行为研究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一方面有利于弥补政府非完全理性和非社会整体利益主张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现整个中国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民主党派作为公众参与多元主体中的一个主体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本研究以上海市民主党派成员为抽样对象,把公共服务动机视作个体建言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通过调查和分析的方法,了解影响成员个体发生建言行为的一些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改善和推动个体建言的方法和途径,从而进一步提升这一群体的社会治理参与质量和效果。     

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改革

治理与善治理论强调在社会管理中应该是政府与社会通过合作、协商以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我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已证明农村社会管理中大政府的模式不可取,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农村社会管理模式改革提供群众基础,根据治理理论我国应建立"强政府、大社会"的农村社会管理模式。以通过强政府和大社会的合作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     

后脱贫时代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机遇、挑战与对策

进入后脱贫时代,相对贫困问题及农村综合治理成为我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农村相对贫困受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相对性、长期性、多维性、动态性与复杂性等特点。我国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有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以及农业科技现代化带来的机遇,同时也有着多维相对贫困识别难度大、农村发展内生动力不足与不确定致贫因素带来的挑战。农村相对贫困治理需要健全贫困治理机制,给予经济政策倾斜;提高群众致富能力,激发脱贫内生动力;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教育公平：市场化改革中的政府责任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价值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作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教育公平已经成为各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而市场机制和教育市场的存在给教育领域带来新的问题,学校、市场和政府构成一种全新的关系,必须在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求平衡,建立政府主导下公民充分参与的教育公共治理模式。     

新时代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建构维度

马克思在建构其社会治理思想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视人民群众为社会治理的根本力量,将人民监督看作社会治理的根本保障。新时代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仍有其局限性,结合马克思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理论,新时代应从强化问题导向、倡导学用结合、加强社会沟通、激发基层活力四个维度出发,形成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合力,从而实现政府治理与公众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精准扶贫:治理现代化视野下的新型贫困村治理模式

贫困村治理是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理现代化视野下探讨贫困村治理模式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的贫困村治理模式在乡村治理"乡政村治"模式下,具有单向被动、单元主导和粗放漫灌等三大缺陷,从而使贫困村治理陷入困境。治理现代化内涵四大基本特征:治理主体具有多元性、治理过程的上下互动、政府角色和地位的转换和公众参与治理过程。治理现代化为贫困村的治理提供了机遇和挑战。精准扶贫作为新型的贫困治理模式,能有效的解决贫困村治理困境。且其内涵参与式、多元合作式和精准式三大治理理念,不仅顺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也能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从而为我国基层农村治理提供有效的治理模式。最后针对完善精准扶贫模式,实现贫困村的有效治理,本文提出了干部下乡、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转变职能、规范管理等三条建议。     

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理据与价值

协同学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及近年来党和国家的相关会议文件,为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共服务提供了确凿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当前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单一、效率低下、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等问题的存在,以及农村社区社会组织的组织本性与独特优势,决定了其参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实证研究已证明,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参与提供社区公共服务有助于增进社区农民福祉、实现社区和谐稳定、加速基层政府转型和优化社区社会组织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