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年代的宪法成长

十字路口的修宪使命1980年,中国走到了希望与焦灼交汇的十字路口。此时,告别"文革"、拨乱反正虽然已历数年,改革开放、法制重建亦已起步,但"文革"遗毒依然没有彻底退场,甚至寄生于身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中。如何清算专制主义的累累罪恶?如何修复惨遭践踏的民主法治?如何拯救几近崩溃的国家制度?如何稳定极端混乱的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亟需宪法重新提供答案,制订一部新宪法由此被迅速提上日程。此时的中国,已经走过了一条坎坷的立宪道路。1954年的第一部宪法虽然确立了许多基本国家制度,但诞生不久便在政     

我们为什么离不开宪法——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果断切割，     

《法律体系是怎样炼成的》系列之一上世纪80年代,改革起航的立法奠基

1978年,刚刚摆脱“文革”浩劫的中国,面对的是一片法制废墟.新中国建国初期创建新法制的努力,早已被一系列政治风浪摧毁,整个国家只残存一部宪法和一部婚姻法,且名存实亡.泱泱大国,徘徊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尊宪守宪，行宪护宪——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三十周年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深得民心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进行了果断切割。现行宪法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使命和任务，全面体现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异数与自我：八二宪法的定位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民主波次论中,中国作为极具规模的文明体日益呈现出大国宪政的“异数”之象,与民主化／司法审查多次擦肩而过。新世纪初借助“齐玉苓案”而发起的“宪法司法化”运动最终成为一次失败的尝试。同样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作为“尾随者的国度”,中国为何成为大国宪政的“异数”？为何一再错过“随波逐流”的历史契机？为何长久停留在“文明冲突”的状态？为何再次成为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的“例外”？为何作为普适价值的“民主”或“司法审查”难以顺利吸收中西比较意义上的“文明冲突”？这些问题构成了探索中国宪政转型之路的根本性设问。     

一名老公安记忆中的“文革”爆炸案

转眼间“文革”已经结束30年了,“文革”中人们经历了精神的痛苦与人性的扭曲。如今那些烙印“文革”时代的痕迹离人们已渐渐远去,如梦如烟。凡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都有一番亲身的感受和感慨。58岁的山东省蓬莱市公安局老民警刘铁成在即将离开公安岗位之时,向我们讲述了“文革”时代,他在公安战线所见所闻的公安执法环境和他所经办的记忆犹新的案件     

我国宪法可否进入诉讼

在中国,其他法律都可以进入诉讼,唯独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却不可以。为什么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却不能进入诉讼？这到底有无法律依据或其他任何根据？不能进入诉讼,中国宪法又是如何实施的呢？中国宪法进入诉讼的必要性、可能性到底怎样？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一、宪法不进入诉讼的“根据”笔者试图找到中国宪法不进入诉讼的任何“法”的依据,然而结果令人吃惊,中国宪法不可以在司法机关适用,竟没有任何法律或政策依据,而是“习惯”！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但却不能在任何诉讼活动中发挥自己的效力,这不符合现行《宪法》…     

采取得力措施 深化审判方式改革

１９９８年８月４日，吴振汉（中前）在桑植县人民法院察看灾情、慰问干警时，与县委负责同志交谈。审判方式改革经过几年的实践，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有的同志称为到了“十字路口”。广大审判人员对改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经形成共识，改革初期那种“要不要改革”、“为...     

谁来监督新闻界

走过五年职业化历程的中国足球显然也到了“秋后算帐”的时候，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国足球向何处去？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哈姆雷特》中那个“生存还是灭亡”的命题。眼下无疑是个“多事之秋’”．中国足球，值得总结、思考的东西太多，然而这其中新闻界是否也应该总结一下呢？新闻媒介作为社会监督，尤其是舆论监督的先锋和主体，监督一向是其责无旁贷的使命。可在这个圈子里呆久了，忽然发现，监督者也极需要被监督，任何一项失去制约的权力都会导致腐败，对新闻界而言也是这样。如今，体育媒介的从业者也许已数以方计，其中自然良美不齐，就普…     

城市“宪法”缘何频遭践踏

去年至今，重庆市的城建规划领域因有数名厅官在此“落马”而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去年12月，重庆市渝中区原副区长王政、渝中区委原副书记郑维、沙坪坝区原副区长陈明三人，因收受房地产开发商巨额贿赂，分别被法院判处死缓和13年、10年有期徒刑。今年4月，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证实，重庆市规划局局长蒋勇已被“双规”。     

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宪法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诸多社会问题，为此，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社会问题的解决，法治的作用尤为重要。“法治”概念由来已久，但在转型时期，面对新的社会矛盾，应该如何解读“法治”？本文作者借助民主和宪法的概念来解读“法治”，为转型期的法治建设提供了有效建议。     

中国医改20年

时至今日,医改已整整20年,并且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站在这一节点上回顾历史,或许我们可以看出：简单的否定和肯定,对于中国医改这一“疑难杂症”而言,只怕都过于轻率,它需要更大的耐心、智慧和勇气,去反思问题,找到良方.     

宪法基本国策研究

现代各国宪法已突破了传统宪法的结构,除了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规定之外,又形成了基本国策的“第三种结构”。宪法中的基本国策,可分为经济宪法、社会宪法、文化宪法、国防宪法、外交宪法、民族宪法等。宪法基本国策条款由于其内容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法律效力。     

河北省犯罪趋势和原因试析

建国以来发案变化主要情祝 根据河北省历年的统计资料,除去建国初期的两三年外,五、六十年代的其余17年中有11年发案在几千起,发案最低的1958年只4937起,有6年发案逾万起。五十年代发案最高年份的1953年为19990起,六十年代最高年份的1961年为13414起。如果从“文革”十年中看,前5年发案都在八、九千起。后5年发案都在万起以上,其中发案最高的1973年为23162起。所以,“文革”十年发案总的是一种上升的趋势。“文革”后,从1976年     

宪法与法律关系新解

大多数著作都论断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是“母法”与“子法”的关系，但却无法解释众多的社会立法难以从宪法规定和宪法精神寻觅到其立法的正当性，是宪法的规定有所疏漏，还是对宪法的要求过高？本文试着反思传统论断，并对中国法律作出三种分类，以求理顺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对我国宪法制度的反思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从１９４９年９月制定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至今,我国宪法制度的发展已走过了风风雨雨的５０年。１９９９年我国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实现法治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目标,而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则成了实现法治的关键。但是在实践及人们的意识里宪法却未必如它应有的那般具有权威性和至上性。宪法被视为“闲法”,人民法院判案不得引用宪法条文;人们意识中也有“宁可违宪,不可违法”的思想;在民意调查中,公民认为与切身有最大利益关系的法律是民法、…     

略论“一国两制”与宪法

我国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已圆满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同时,“一国两制”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提供了现实可能性。由此,“一国两制”已经不只是一种理论构想,也是我国宪政实践的一种新模式。探讨它与我国宪法的关系等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宪法解释案例补充宪法规定的实证研究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法制工作委员会不是宪法授权的宪法解释机关，也非法律解释机关，它们对宪法、宪法性法律的解释非宪法上的宪法解释，仅为法律现实中“活的宪法解释”。这表明尽管中国宪法解释没有制度化，但“活的宪法解释”已被宪法惯例所认可，从而构成中国宪法解释实务不可分割的部分。本文选择其中22件有关补充宪法规定、宪法溯及力以及宪法关于地方国家机关领导人称谓等方面“活的宪法解释”补充宪法规定界限的问题，分析它们在中国宪法实施中的实际地位与作用。这些“活的宪法解释”案例的方法、程序、效力．将为今后建立的宪法解释制度提供法律试验，积累必要的案例。并且在中国规范的宪法解释制度最终确立之前，将继续存在．研究这些不为人们了解的“活的宪法解释”，是研究中国宪法实施、宪法解释及其法律解释制度实际情况的重要部分。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依法行政

2012年是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也是“依法行政”正式提出20年。党的十八大将“依法治同”方略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012年12月4日，新当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又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科学论断。     

严惩大贪污犯赵锡善

一九八五年元月,贪污“文革查抄物资”折价达十万元之巨的罪犯赵锡善受到了法律最严厉的惩罚。 赵锡善,男,五十七岁,原是天津市和平区体育馆街办事处党员干部。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十月间,赵锡善利用在和平区体育馆街办事处经管“文革查抄物资”落实政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