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离不开宪法——纪念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三十周年

30年前的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与广纳民意的1954年宪法一脉相承，同“文革”色彩鲜明的1975年宪法、“左”的思想尚未彻底清除的1978年宪法果断切割，     

韩大元：现行宪法实施三十年的基本经验与特点

现行宪法实施三十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值得充分肯定：一是现行宪法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列宁曾经科学地回答了“纸上的宪法”与“现实的宪法”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四次修改活动，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新出现的变化及时地写入宪法，包括“非公有制度经济人宪”、“市场经济入宪”、“依法治国入宪”和“人权入宪”。     

宪法既要好看 也要好用

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说：“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完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2012年12月8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在广州举行了宪法与完政——纪念现行《宪法》颁行30周年研讨会。本文为全国律协副会长朱征夫在宪法与宪政——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30周年研讨会上的致辞。     

卷首语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是改革开放後中国立法工作的重要领导人，本期中，他马我们详述1982年宪法即中国现行宪法的起草由来和经过。198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向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了关於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     

我们应当怎样修改宪法——兼论“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修宪观的得失

本文通过分析“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在方法论上的特征,指出了这两种方法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和影响力.作者结合宪法修改问题,具体地论述了“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在可能发生的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动议上的不同思考进路,指出必须要将这两种思考进路产生的影响结合起来,发挥其对宪法修改影响的合力作用,才能产生启动现行宪法第五次修改的动议效果.本文还就“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在修改宪法中可能提出的问题和修改方案进行了分析和推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这两种方法对宪法学理论研究的积极意义.     

关于1982年宪法的起草过程（上）——王汉斌访谈录

题解：我国现行宪法是1982年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适应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的。在起草这部宪法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专门召开8次会议讨论，宪法修改委员会开了5次会议、其中3次都是逐章逐节逐条讨论修改，并在全民中进行了4个月的讨论，才提请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增强宪法自觉，促进宪法发展——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核心要义解读

本文围绕习近平总书记《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首次提出的“宪法自觉”与“宪法发展”，全面和系统地描绘了过去40年“宪法自觉”形成和增长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宪法理论和宪法制度发展对于“宪法自觉”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对于“宪法自觉”在理论、政策、制度和实践层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得出了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领导、提升全民宪法素养、建立和完善国家宪法日制度和宪法宣誓制度是增强宪法自觉、促进宪法发展的内在的制度和精神动力的学术结论。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加强宪法解释方面，“宪法自觉”仍然存在需要提升的空间，只有在宪法实施方面产生了宪法行动的“自觉”，宪法制度才能真正地得到发展，宪法的根本法权威才能得到有效发挥。     

八二宪法的复合结构

八二宪法常常被视为五四宪法的继承和发展，据统计：“1982年宪法138条中，借鉴1954年宪法的相同和相似的部分加在一起共98条，占87．6％。”但八二宪法和五四宪法在某种意义上却貌合神离，彭真曾说：“对于现在的宪法修改草案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理解为只是简单地恢复1954年宪法的提法和内容。”     

党对宪法工作全面领导的方式和机制研究——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重要思想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首次提到“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宪法工作”虽然目前尚属于政策性术语，但该概念具有真实和丰富的实践内涵，具有很强的解释中国宪法实践中各种宪法现象和问题的能力。“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理论命题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我国现行宪法中“节”的设置研究

在宪法理论和宪法文本中,节是文字符号,是结构单位,在宪法形式结构、宪法体例形式中处于基础地位。我国现行宪法在产生过程中曾尝试在节的设置方面作全面突破,但受制于特定历史时期主客观条件的影响,最终基本上沿袭了1954年宪法的体例,只在个别地方有所发展。时过境迁,现行宪法所处的环境已有了很大改变,进一步完善现行宪法中节的设置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从学理上讲,拆分第三章第五节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第三章第七节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及分节规定第一章总纲、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具有必要性与可能性,日后修宪时宜作考虑。     

立法实施能够全面实施宪法吗——对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反思与完善

2008年以来，我国一直将宪法实施寄希望于立法实施模式，意图依靠立法机关制定具体法律来实现宪法全面实施。然而，由立法怠惰与立法本身局限性导致的立法缺失问题，构成了立法实施模式的“阿喀琉斯之踵”,单一的立法实施模式始终难以克服立法缺失问题。鉴于此，我们有必要改变传统将立法实施与司法实施对立的思路，转而将两者相结合，从而有效解决单一立法实施模式面临的困难，推进宪法全面实施。结合现行宪法体制，我国应当建立起“立法实施为主，司法实施为辅”的宪法实施模式，允许司法机关在有限的情形下直接适用宪法，并加强对司法机关实施宪法的监督。     

浅析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于1923年10月10日，又称1923年宪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由于它是直系军阀曹锟为掩盖其“贿选总统”的丑闻所炮制的，因此又被人们斥之为“贿选宪法”。但从《中华民国宪法》文本本身来看，该宪法内容比较完整、结构清晰、立宪技术比较成熟，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本文欲从宪法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1923年宪法进行分析。     

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逻辑

现行宪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宪法依据、有机统一的宪法规范体系和宪法保障体系。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入宪，到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入宪，再到形成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核心的宪法规范体系，现代化话语贯穿于我国宪法制定、修改与实施的历史进程。宪法序言中的历史叙事和对国家目标的表达，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语境。宪法正文中的基本国策规范、基本权利规范、国家机构规范等，为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规范基础。全面实施宪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效保障。为更好发挥宪法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应认真对待宪法文本，体系性地运用宪法解释学方法，深挖宪法基础范畴与概念，建构具有历史意识、面向现代化实践的中国宪法理论体系。     

弘扬宪法精神推进依法行政

2012年是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也是“依法行政”正式提出20年。党的十八大将“依法治同”方略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012年12月4日，新当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又提出“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科学论断。     

失去诉讼活力的“法律睡美人”

2011年3月,最高立法机关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为之佐证的是,此前2010年底的统计显示,除现行宪法及4个宪法修正案外,各级立法机关已“生产”出现行有效法律236部、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部委和政府规章20000多件。如此庞大的立法数量,已足以与一些法制发达国家媲美。     

重庆市大学生宪法意识的实证研究

我国现行宪法已经颁布实施了31年，在这31年中，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日趋成熟，关于宪法学的理论研究也硕果累累。但是，对于大学生的宪法意识一直缺乏比较准确的定量分析，针对这方面的实证调查和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为了客观全面地了解我国大学生的宪法意识水平以及大学生对于现行宪法的观点和态度，通过问卷调查的研究方法，期望从中分析原因并找寻对策，以推而广之，促进全体公民宪法意识的提高。     

怎样发现宪法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明确提出“宪法精神”概念。宪法精神对当代中国宪法的实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理论和实践中不宜泛化使用“宪法精神”概念,要在揭示宪法文本中宪法规定、宪法原则背后蕴涵的宪法原理的基础上,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通过明确宪法文本中宪法规定之间、宪法规定与宪法原则之间以及宪法原则与宪法原则之间的价值关系,来“发现”宪法精神。科学和有效地“发现”宪法精神,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宪法文本中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的内涵,提升宪法作为立法依据和合宪性审查依据的确定性,推动宪法实施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宪法学概念体系的不断完善。     

從1947年憲法草案看1954年憲法緣起

对1982年宪法进行追根溯源，询问「你是谁，你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就会回到1954年。毫无疑问，1954年宪法是1982年宪法最重要的渊源。研究1982年宪法，不能绕过1954年宪法。不理解1954年宪法，也就不能真正理解1982宪法。近年来，人们经常提到斯大林对中国1954年宪法的影响。敷位代表性学者均认为...     

我国现行宪法章节名称之由来及评析

＂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宪法章节名称是一个不可回避、不容轻视的问题。我国现行宪法的章节名称,主要是对1954年宪法章节名称的继承。1954年宪法的章节名称,在多方面借鉴了前苏联宪法,但也有创造,如＂国家机构＂的章名。现行宪法的章节名称,还有完善的空间。     

改革、修宪与宪法理论论争——现行宪法颁布30周年之际的一个学术史回溯

从宪法修改问题在学界的最初提出、学界对频繁修宪现象的反思以及在宪法修改内容方面的一些理论焦点等问题出发,梳理了现行宪法颁布以来学界对于宪法修改的一些争议性论题,旨在以宪法修改的相关理论论争为线索,探究现行宪法30年来的变迁轨迹,并对现行宪法的实施、变迁等问题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