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历史透视

先秦道家包含有许多积极进取因素的治国思想,诸如无为而治、修身养性、崇俭戒奢、返朴归真、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等。其最大特色是顺从自然的文化价值取向,而道法自然、无为而治则是先秦道家诸子构建和论证其治国方略的哲学基础。先秦道家的治国思想,对现代社会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义”与义、利之辨

在先秦诸子中，儒家首先提出“义”的概念。《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里对“义”字有很多的论述，我们今天所谓“义”即源于此。那么，儒家的“义”是什么意思？     

《易传》的和谐价值论

代表先秦易学发展最高水平的《易传》,立足天人合一的学术立场,秉持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理路,高扬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和谐思想的价值取向,建构了在易学乃至中国哲学史上产生广泛而深刻之影响的贯通天人、主客的博大精深的和谐价值论思想体系.《易传》和谐价值论包括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刚健中正”的和谐价值形上诉求、“刚柔相推”的和谐价值根本原则、“保合太和”的和谐价值理想追求.《易传》所确立的与其宇宙观相贯通的和谐价值论,是对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价值学说在宇宙论哲学高度上的一次理论总结与开新.     

先秦思想中的民生传统

先秦思想中已有相对成熟的民生思想系统,这一民生传统在先秦的基本建立及其传承,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根红线。本文从先秦儒家"仁"的范畴、先秦诸子思想中的民生思想、先秦民生思想的自有系统等层面展开论述,概要说明先秦思想中的仁政、民本、民心、爱民、养民、利民、富民、教民、恤民等民生概念及其内在系统性,为深入研讨中国传统民生思想体系提供借鉴。     

略谈人治与政德

先秦儒家和古希腊哲人对人治的论述有助于对人治思想基本内涵的理解。所谓人治,即重视治国理政者的明智和德性,不仅不会导致治国理政者的个人专制,反而对其有抑制作用,并对与儒家人治思想相联系的传统政德给予了积极评价。人治并不排斥法治,在当今治国理政中,仍需重视官员的个人品德,将人治与法治更好地结合起来。     

略论荀子的“重礼隆法”思想

荀况是先秦诸子百家中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郭沫若说他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他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集了百家的大成的”。他虽然是继孔丘、孟轲之后的一位儒家大师,但其哲学思想、法律思想已不同于孔、孟。他将儒家所推崇的“礼义”,“仁政”和法家所倡导的“法治”都进行了修正改造,并且提出了以“礼”为主,“礼”“法”结合的新理论,成为儒法合流的先行者,“隆礼重法”思想是他政治法律思想中的一个基本特点。     

先秦儒家宏观经济管理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以其义利观为理论基础,立足于民本理念,围绕着富民这一治国安邦的基本目标而展开。孔子的"节用爱人"、"敛从其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主张,孟子的"制民之产"、"耕者九一"、"关市讥而不征"等主张,堪称先秦儒家宏观经济管理思想中最可宝贵的部分,闪耀着智慧和理性的光芒,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韩非子》的吏治思想

《韩非子》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最后一鸣,也是最有力的一鸣。它以对当时政治的深刻洞察和对先秦诸子尤其是对先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而成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作。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结合于中国封建统     

《吕氏春秋》成书旨趣新论

在战国文化与商鞅变法的深刻影响下,秦国形成了以实用主义为体、以法家理论为用的国家性格。随着君主私欲的不断膨胀及法家思想愈加偏执的应用,这种国家性格的不适用性也逐渐暴露出来。针对于此,《吕氏春秋》一方面引入了“道”的思想来制衡实用主义,一方面引入了以儒家为首的诸子思想来置换法家在治国理论中的主导地位。这种改变试图使中国社会在天道示范的框架下沿着儒家学说的轨道发展。     

先秦诸子廉政思想述评

任何科学思想的产生都具有其复杂而深厚的渊源。进行廉政建设。在当今已经成为关系到世界各国发展的全球性课题，在中国进行廉政建设更是一项紧迫的历史任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在继承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开展好廉政建设工作呢？本文试分析了先秦诸子中的廉政思想在治国理政中的积极影响。     

儒家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

儒家重义轻利,但并不否定利,是否重利,要根据＂人＂与＂利＂的具体情况而定,儒家义利观在今天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儒家＂利不可去＂的主张,启示我们：要充分肯定人基本的利益需求,而不是相反。儒家＂以义节利＂的做法,启示我们：必须在道德规范的框架内追求利益,而不是唯利是图。儒家＂灭人欲＂的激进主张,启示我们：人类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在相对稀缺的物质资源面前,我们必须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     

齐文化与地域文化研究的若干问题

由于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的差异,由于不同地域群体生产、生活方式及传统的不同,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我国历史上,尤其在先秦时代,形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在研究传统地域文化时,对文化概念的认知应该与时俱进。由齐文化的命运推及其他先秦时期形成的地域文化,其下限定在西汉武帝时期比较合适。先秦地域文化间的相互关联要求今人必须加强比较研究。当地域文化的研究超越了初级阶段后,还应当把探索和彰显其普世意义作为主要任务。因为地域文化间的联系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今天从事地域文化研究的人们也需要交流,需要相互支撑和支持,因此,建立地域文化研究协调合作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先秦儒家政治哲学转向专制主义的逻辑

先秦儒家从伦理政治转换为专制主义有三种逻辑,孔子遵礼而肯认礼所体现的专制王权;孟子思想中潜含对专制王权的否定,但孟子将君主作为既成事实完成了统治价值向不忍人之政的转换;荀子从人性恶出发,逻辑完整地得出专制主义,成为后世专制王权的最好粉饰。不过,若将荀子思想中残存的理想主义拉回其思想的逻辑起点,或许可以迈向宪政的权力结构。     

江泽民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卓越贡献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党的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强调高扬社会主义民主旗帜,反对西方民主;提出了把代表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结合起来的推进战略;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提出了一系列民主建设的理论现点,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民主思想,把当代中国的民主理论与实践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理学"性即理"的儒道根源

人性问题是贯穿儒学史的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大致存在这样一个分期,即宋代理学以前的人性论主要是探讨人性善恶问题,到了宋代,儒学史上的人性问题的探讨进入一个全面总结与反思阶段,表现为对人性善恶之根源的探究。理学家言理,言气,言无极,言太极,其所关注的宇宙本体同时也是心性本体。理学设定超越的绝对的“理”为最高本体,同时又认为这一超越本体是内在的,理之内在于人即为性。“性即理”是程朱理学心性论的核心命题。本文所要探讨的,是这一命题在思想根源上与儒家人性论和道家德性论之间的关系。一、“性即理”的提出从…     

论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目标与手段

全面深化改革阶段我国国家治理的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体现为经济治理体系、政治治理体系、文化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主要体现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力。     

先秦人学思想的成熟——孟子"心性学"管窥

孟子对古代人学理论的贡献,在于他以性善论为特点的心性学诠释有关人的问题,透过“性善”高扬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尽心”凸显了人之主体自我、“知天”确立了“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并将人的主体性体现在这个最高境界中。因此,较之孔子的道德伦理型人学思想,孟子的人学思想则属于心性本体论人学,它弥补了孔子“仁学”理论上的缺憾,促使先秦人学思想趋于成熟,并影响着后世人学思想的发展。     

从《韩非子》看先秦法家的治国思想

《韩非子》集中反映了韩非的政治观点。韩非对待民众、重农抑商、君主专制、以法治国、以术用人、思想控制等方面的言论,代表了先秦法家维护和加强君主专制的治国思想,具有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从韩非“不法常可”、“世异而事变”的人类历史进化发展的思想,可以总结出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树立科学的领导干部执政能力观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执行者是领导干部,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决定着科学发展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组织部门和组工干部的执政能力观决定着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树立科学的执政能力观,要以科学识别为前提、科学选拔为核心、科学评估为关键、科学培育为根本。     

共产党执政原则初探

要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必须从时代特点和中国实际出发,以改革精神研究新形势下的执政规律,破除陈旧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确立一系列基本执政原则,并通过实践将其制度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