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菲斯克的《理解大众文化》理论概述

《理解大众文化》是美国传播学者约翰菲斯克的一部有关研究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理论著述。在这篇文章中,菲斯克试图以传播学者和大众文化迷的两种身份,从英、美、澳后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解读大众文化,提出了大众文化＂权且利用＂的创造力。     

从“推销员之死”看美国梦的破灭

《推销员之死》是美国杰出剧作家亚瑟米勒的代表作,是一出典型的现代悲剧,它粉碎了美国社会的＂人人可以成功＂的神话,向观众呈现了一个普通美国人梦想的破灭,走头无路,走上自杀之路的悲剧故事。作者用完全现实主义的手法刻画了一系列贴近生活的人物形象。他们和美国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都过着平凡的生活,但也渴望发财,成功,飞黄腾达,而剧中的人物悲剧的结局,也引起了大众的共鸣。     

浅析日本民族性格——读《菊与刀》

《菊与刀》是二战临近结束时本妮迪克特为美国政府写的一份有关日本的报告。这是一本反映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的人类学文化著作,本尼迪克特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双重性,由此来研究它形成的重要因素。本文从人类学、民俗学视角来解读《菊与刀》的文化内涵和日本民族性格,对我们正确认识当今日本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安全化他者——从安全化理论解读“中国威胁论”

从安全化角度对＂中国威胁论＂加以解读,可以说明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是一种对他者的安全化。美国对中国的安全化存在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安全化理论的解读说明威胁可以只是语言上的存在,因而＂中国威胁＂其实是一种被刻意构建但却有着现实意义的政治神话。     

治理流浪乞讨人员的困境和思考

2003年6月,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规定废除收容遣送站,新建＂自愿受助、无偿救助＂的救助站,这充分体现了社会救助＂以人为本＂的思想.但是实施《救助管理办法》以来,在城市管理、社会治安和市容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出现了＂管理真空＂和管理盲区.文章试图对乞丐问题作进一步的解读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和建议.     

“气”与“面子”的两相纠葛——解读《秋菊打官司》的文化根由

《秋菊打官司》讲述的是一起典型的乡村民事纠纷。然而,它之所以引起法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及其中国传统乡土文化的现代性反思等问题。其原因就是：这起民事纠纷不能仅仅停留在情理与法理的矛盾层面予以解读,这样的分析难见对此类现象的透析力度。如果从乡村民众生存伦理的＂气＂与传统文化的＂面子＂哲学进行剖析,方能透析这一纠纷背后所深藏的文化诱因。     

马克思的“以人的发展”为财富尺度的人学价值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包含有丰富的哲学和人学思想,关于＂以人的发展＂作为衡量财富的尺度思想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哲学和人学思想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通过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手稿）》中的有关于＂财富的尺度＂思想作些浅薄的解读,能对我们当前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实践指导。     

文学传播中的文化认同

作为美国文化的载体,美国小说常常站在强势人群一边,体现出对＂他者＂的偏见,如果认同了这种文化,就是认同了美国的强权主义文化。美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基督教、白种人、男权文化,美国小说的作者对这种文化的代表通常会给予肯定或赞誉之词,而对于他们的对立人物则常有贬低歪曲之嫌。阅读著名的美国小说《白鲸》、《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与《瑞普.凡.温克》之后,读者很可能认同其中对于异教徒、非裔美国人和女性的刻画,这就是接受了偏颇的文化暗示产生的结果,这样的文学阅读实际上是一种误读,因为它是狭隘片面的。     

乔叟情诗解读的＂审美三阶段＂

运用中世纪意大利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美学理论中的＂美与善＂,以及他的审美的三阶段来解读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里·乔叟的一首伟大的情诗《女性的尊严》。诗歌从对一位美丽的少女的爱慕开始,诗人不断的在三个审美阶段＂完整、和谐和辐射＂中,循序渐进的把该诗以一种美的体验呈现在读者面前。这首情诗乃是诗人对英国诗歌探索的成熟之作,集中体现了诗人不朽的诗才。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读《六个“为什么”》一书札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在那里？这是世人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六个＂为什么＂》一书从意识形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政党制度等方面深入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特色。读《六个＂为什么＂》一书有助于对＂中国特色＂的理解和认识。     

浅析孙中山民生思想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美国费正清教授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孙中山有一种特殊的才能,能够把言和行,号召和组织结合在一起,这使得他成了中国民国的国父＂。[1]除了伟大的革命实践之外,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民生主义思想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依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法治视域下《行政强制法》的意义、亮点及不足

制约行政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是行政法治的永恒话题。《行政强制法》的颁行具有解决行政强制的＂散＂、＂乱＂、＂软＂,推进我国法治政府建设等意义;《行政强制法》围绕＂以人为本、行政为民＂这一核心价值形成了一系列创新亮点;由于种种原因,我国《行政强制法》还有若干立法不足,需要在实际操作中不断总结发展和完善。     

美国重返亚洲的理论基础：以全球公域论为例

在亚太地区,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传统的＂辐辏＂霸权体系难以为继,离岸制衡理论也遭到重大挑战。为此,美国理论家近年提出＂全球公域论＂,成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理论基础之一。以此为指导,美国加紧推行全球公域战略,重点是改变在南海问题上传统的中立政策,以所谓的＂海上自由航行＂原则突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限制,实施＂空海一体战＂,为美国亚太双边联盟体系寻找新的合法性并强化这一体系,以实现美国亚太霸权从＂霸权稳定性＂到＂霸权可持续性＂的转型。形成中的美国全球公域理论与全球公域战略对亚太秩序和中国国家安全带来一系列挑战,值得中国高度关注。     

中美司法能动主义比较研究

中国语境下的＂司法能动性＂抑或是＂司法能动主义＂,来源于美国宪法学界所主张的＂judicial activism＂这一词汇的中文直译。作为一种典型的＂西学东渐＂式的司法理念,司法能动被重新解读并被视为今后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服务于政治统治的工具。在对中国司法能动现象予以全面的宪政考量时,从司法能动的原初面貌入手,分析中美之间司法能动的不同特质,对于中国司法能动的未来和走向具有积极的意义。     

《刑法修正案（八）》对监狱行刑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正确的刑罚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即可。＂《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实施,体现了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调整了＂死刑偏重,生刑偏轻＂刑罚结构。然而,其中限制减刑、禁止假释范围的扩大,必将导致监狱长刑犯、累犯、死缓犯的增加,对监狱的监管安全、教育矫正带来极大挑战。监狱只有认真解读《刑法修正案（八）》,分析其对监狱行刑带来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才能提高罪犯的矫正质量,维护监狱和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瑞普·凡·温克尔》遁世文学说新解——新历史主义的观照

不少论者称遁世文学为Escape literature,并将美国文学史上的名著《瑞普·凡·温克尔》归为遁世文学。一些论者还把它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诗》进行简单类比,因此著文往往穿凿附会,怪诞百出。笔者通过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对文本进行了再解读,认为《瑞普·凡·温克尔》给我们提供一个复数的历史,并对美国独立战争后的意识形态进行了一场颠覆却最终被含纳,提请注意文本于遁世之外被遮蔽的政治化倾向及对变革的赞美这又一重要主题。     

发展协商民主的背景和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的历史贡献之一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以中央文件形式开启了发展协商民主的序幕。自此,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之一,在理论界不断得到探讨,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运用。深入解读《意见》提出的深刻背景和意义,有助于正确认识发展民主政治的现实需求,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民主的＂中国特色＂,利用这一政策依据带给我们的学理性,丰富对协商民主理论及其运用的理论认识,从而改进和加强新形势下的人民政协工作。     

城市贫穷及社会政策——读《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

每个社会都有一个＂底层阶级＂,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贫穷,富裕如美国也不能避免。美国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一书中,深刻分析了美国城市中心少数民族聚居区＂底层阶级＂形成的复杂动因,并提出了一种社会民主的公共决策议程,旨在改善这些弱势群体的生活境遇。书中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对我们的城市社会学和城市社会政策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麦田里的守望者——霍尔顿形象解构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品，是美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之作，它所塑造的霍尔顿这一典型形象在文学界和社会上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一形象的一些尝试性分析和解构，联系当代社会实际，从审美和意识形态等角度深入探究，对其进行重新解读。     

探析《蝴蝶君》中加利马尔幻想之成因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美国著名华裔戏剧家黄哲伦的剧作《蝴蝶君》的主人公加利马尔对东方女性幻想的成因来揭示《蝴蝶君》的东方主义特征。本文将运用叙事学聚焦理论,并从两个方面来分析聚焦者加利马尔幻想产生的原因,认知方面的原因和情感方面的原因。最后,文章得出结论,加利马尔作为聚焦者,其幻想产生的两方面原因呈现了东方主义特征,而剧作家黄哲伦在对加利马尔这个聚焦者的刻画中也不可避免地流露了其自身的东方主义特征,这正是黄哲伦作为美国华裔的代表对东方矛盾心态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