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实践进路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执行者角色。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需要持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城市公共行政能力,深化行政治理;把握规划修编机遇,树立统筹协调思维,加强公共空间治理;推动基层治理改革,实现城市治理重心下移,强化社区治理;抓住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良机,利用现代科技,完善智慧治理。     

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环保NGO的公共危机协同治理

在全社会呼吁生态文明建设和多元治理的今天,政府、民众和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体不仅急需对自身角色进行清晰定位,更要实现符合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多元共治。在环保非政府组织(以下简称环保NGO)作为中国成立最早、最活跃,也是最有影响的NGO类型,甚至一度在生存环境、组织能力较不成熟的情况下,超长发挥对生态环境正向保护、支持、引导的作用,树立良好形象。而公共危机作为风险社会中最为紧张、各社会利益主体最易达成"公共理性"的境况,在强调时间、空间、社会共同逻辑作用的城市空间动力视角下,分析NGO与其他各主体间的互动行为,对政府、NGO等发展均有着良好的助力、借鉴作用。     

推进武汉“大湖+”生态融合发展

正【提案背景】近年来,武汉湖泊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工作稳步推进,环境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在湖泊功能区的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制度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一定基础。但仍然存在湖泊生态环境基础不够稳固、湖泊作为城市发展重要资源要素未被全面激活、滨湖区城市功能和空间品质还有待提升、湖泊的公共属性还未充分体现等问题。     

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学理因由、进展经验及推进方略

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是有效抵抗风险扰动、快速恢复均衡状态、灵活适应变化压力的重要工具手段,基本模式包括PDCA环的通用模型、技术与社会双重融合、多元参与社会共治、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全空间尺度防御等。韧性城市规划理论、灾害治理理论、风险脆弱性理论、社会资本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经济地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提供了学理依据。我国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的进展及典型经验与做法,为推进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积累了实践经验借鉴。推进我国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的总体目标是以公共物品风险驱动力为导向,以减弱风险易损性和提升风险发生时的自适应性为中心,以韧性治理效能为标准,实现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的多元化、协同化、制度化、模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建立多尺度、跨学科、包容性的城市公共物品韧性治理体系,宜从范围方式、过程治理、主体结构、法律规制、监督及能力等四个方面提出推进方略。     

虚拟公共空间与基层乡村治理变革——基于一个中部地区村落的考察

随着现代化影响的不断加深,我国乡村面临“原子化”“离散化”困境,基层乡村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内嵌于乡村共同体的微信群等社交媒体平台构建出虚拟公共空间,该空间具有全新的空间形态,使新型交流方式成为可能,推动了行政权力与村民沟通模式的更新;被互联网“赋权”的村民获得了表达渠道,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被激活,乡村治理的主体得以扩充;虚拟公共空间也是基层政府、草根村民、村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博弈场所,围绕公共事务的协商、竞争能激发多元主体的动力,推动共治共享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由此可见,虚拟公共空间及多元主体于其间的信息生产、传播实践推动了基层乡村治理的变革,为有效治理的实现带来可能。     

社会组织参与冲突管理的功能与可行性分析——基于与公共行政组织的比较视角

社会组织和公共行政组织具有不同的特点,其在公共冲突的治理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特点,具有功能互补性。针对于公共行政组织在公共冲突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自上而下的体制性压力、冲突治理负担过重、体制性迟钝、行政化色彩过强、中立性较差、被动反应式的管理模式等欠缺,社会组织借助于利益整合和利益表达、冲突中的信息沟通和传递、创造建设性地冲突解决方案等公共冲突参与方式来实现其推动公共冲突化解的功能,在冲突的预防以及公共冲突的化解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以政府主导为主、以冲突平息为目的的冲突处置途径向强调社会组织多元参与、致力于冲突深度解决的冲突化解途径转变的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也拥有了越来越多参与公共冲突治理的空间。     

“接点治理”:乡村振兴中的公共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Y村的空间治理实践

乡村振兴本质上反映的是国家与乡村的关系问题,而二者关系的核心又在于寻求有效治理的"接点"。因此,寻求国家正式权力与乡村社会有效衔接的"接点",对于实现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自古以来,乡村公共空间就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对接点,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实现乡村振兴应高度重视乡村公共空间。基于此,构建以"目的—主体—要素"为分析框架的"接点治理"理论,对上海市Y村进行深入的案例研究后发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就是回归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包容性,这便决定了必须在国家主导的权力逻辑、市场力量主导的资本逻辑与村民主导的生活逻辑等三者之间实现平衡,实现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促使这一转变形成的内在机制主要有主体多元的权威机制、村庄能人的关系契约和关系动员机制、利益平衡的合法化机制。由此可以说,公共空间治理不失为当下"强国家、弱社会"治理格局下实现乡村内源式发展的一种新可能。     

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生成机理、呈现样态及边界治理

生态文明空间是具有鲜明社会属性的复合生态系统，其风险治理是构建国家安全治理体系不容忽视的基础。生态文明空间风险的生成有其内在逻辑、时代场域、依附载体，具体呈现为内源性与外源性空间风险交织、历史性与现时性空间风险叠加、结构性与功能性空间风险并发、隐性与显性空间风险升级四重表征。边界视角是探讨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的重要维度，应从警惕生态殖民、强化环保治理、树立强力意识、激发大众活力等方面入手，守好生态文明空间风险治理的国家边界、权能边界、政治边界、民主边界。     

论城中村改造的政府空间治理

在"棚改"中,扶贫的国家叙事与城市叙事介入个人和集体空间,"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模式诱致城中村改造呈现改造主体外部化、改造目标公共化、改造知识去地方化、改造结果士绅化等空间生产困境,大多数城中村常住人口居住处境改善程度有限。基于可持续人居目标,批判和导正空间异化的现实逻辑,政府应将空间正义作为价值导向,以房屋使用价值回归为焦点,通过包容性和整体性空间治理,促进城中村改造主体的多元合作共治、过程的包容开放、成果和收益的普惠共享,实现对弱势利益相关者的特别关注,构建空间再生产图景,实现既有企业家城市治理逻辑的突破与空间治理绩效的提升。     

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机制研究——基于绍兴地区的实践考查

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公共空间日趋拓展,从而构成了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的时代背景。基于绍兴地区的实践考查发现,这一方面要求调整冲突或纠纷的中间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契约主体,需要有能承担政治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主体。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机制可通过如下途径实现:筹划公民社会统一体;开拓现代理性公共生活空间;建构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的现实机制。     

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创新

城市治理数字化、智慧化是以数据为基础的,数据的真正价值是在使用中实现的。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研究范式,本文阐释了面向公共价值创造的城市公共数据治理创新逻辑,并以上海、成都、银川等三座城市的公共数据管理办法为例,分析了中国城市公共数据治理的当前实践。研究发现,三座城市的公共数据治理都有一定的制度创新并在一些方面实现突破;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包括高价值公共数据开放应用的手段和方式不完善、管理服务场景细分不具体、公共价值协调和测评还很薄弱。针对未来发展,指出应推动形成针对场景应用并由政府主导的多元主体联动局面,具体建议包括在部门层面以场景驱动数据资源汇集、在城市层面以数据支撑公共价值测评、在更高层面以改革破解外部制度约束。     

广义政府：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及其双重性

当代中国公共管理主体是广义政府,它由国家性质党组织与宪法意义上的国家行政机构构成。中共中央和地方党委与各级人民政府整合而成的广义政府兼具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国家行政机关的政府属性,具有“一体两性”的特征。广义政府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存在成员身份、行为依据、利益结构、央地关系、任务配置、权力授予、责任履行、职能分工等方面的差异。这种双重属性导致广义政府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两种不同的治理实践,当某个社会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广义政府应依据政党治理逻辑来应对;而面对非政治的公共管理问题,广义政府应重视依据政府治理逻辑来处理。因此,广义政府如何相机抉择地调适政党治理逻辑和政府治理逻辑,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国家性质党组织具有政府属性,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重视政党治理逻辑与政府治理逻辑的协调,避免不恰当地过于强调政党属性而遮蔽政府属性。各级人民政府也有政党属性,在属地负责制的原则下也要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出发,致力于国家的全局发展和整体利益。当政党属性和政府属性协调互助时,能极大地增强整个治理体系的效能;当两者的运用情景发生“错位”“缺位”和“越位”时...     

论数字时代公共舆情的次生化

数字时代公共舆情面临内在结构的调整和治理挑战的次生化变革。公共舆情内在结构变革体现在技术、文化与空间三个层面，即数字传播应用技术从一元到多元的拓展，参与式文化从追求想法表达到公众情绪联动的转向，舆论空间从传统秩序空间到数字化交往空间的边界消融。公共舆情次生化面临着“技术—文化—空间”的结构性治理挑战，数字媒介与互联网技术增加公共次生舆情治理难度、泛娱乐化乱象销蚀公共次生舆情治理的思想根基、社会结构性紧张扰乱公共次生舆情的治理秩序。应对公共舆情次生化，要从技术、文化、空间三个维度以精准化逻辑矫治技术异化、净化文化生态、纾解社会紧张，完善公共次生舆情防范机制、强化公共次生舆情引导机制和健全公共次生舆情调控机制。     

政府改革与"非政府领域"的成长

政府改革的成功和政府治理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多元因素的支持 ,“非政府领域”的成长是其中重要的支持因素之一。“非政府领域”包括非政府组织 (NGO)、家庭及社会中介组织、企业及市场中介组织等 ;特别是其中作为战后大规模兴起的组织类型的非政府组织 (NGO) ,它对政府改革和政府治理的重要性不但体现在它本身作为公共组织的一种类型所具有的公共管理属性上 ,而且更体现在政府组织和“非政府领域”之间应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机制上     

政府绩效治理中的协同领导体系构建：超越个体层面的公共领导新发展

在超越个体层面的公共领导研究视角下,公共领导是一种复杂机制,是嵌于包含政治引领、组织管理和资源动员等复杂治理体系中的要素关系和运行方式。通过对已有研究的疏理,在其基础上归纳出基于个体/特质、情境/权变、关系/网络和多元主体/整合框架等四种研究路径。作为一种整合性公共领导框架,重点围绕绩效领导的概念体系和功能机制,分析了我国党政体制为绩效领导提供的价值传导渠道、战略创新平台和组织支撑等有利条件。同时将绩效领导作为我国深化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的理论突破,提出基于我国党政体制发展绩效领导力的三个关键问题是:党政体制中绩效领导的价值、愿景和效率的输入与输出;绩效领导的价值属性、战略属性和工具属性间的动态关系;与绩效领导结构相匹配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和班子建设制度。     

公共性视域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公共性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实然范畴与重要品质,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真在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并享有公共利益,这些均与以共在共享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公共性相契合。当下社会治理面临着的治理立场分离、公共价值认同分化、治理主体碎片化等现实考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增长。为此,可从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公众的公共价值培育、推进公共文化建设、建构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机制等入手,增强并彰显现代社会治理的公共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试析转型期我国公共治理结构的重塑——基于线型治理结构向网络治理结构转换的考察

在转型场景中,全球治理变革的推动、国内转型发展的挑战、自身内在的基因缺陷以及治理失灵构成了我国线型公共治理结构转型的多维动因.网络治理是世界范围内新兴的公共治理范武,具有理论内核的优质性和实践验证的有效性,成为公共治理结构的转型目标.构建网络治理结构要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关系,重构规范多元治理主体行为的制度设计,重建多元治理主体的公共治理能力.     

现代大学治理结构：真实命题及中国语境

大学治理结构的真实命题包括多重涵义:回应"冲突和多元利益"的治理需要,建构能够体现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和委托代理关系特点的决策权结构;大学自身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办学利益主体,其"组织剩余"是由社会利益来决定的公共价值,每一种利益相关者都不应单独地对大学行使控制权;大学治理结构是比管理结构更为基础的制度结构,其根本目的是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联系,实现社会价值平衡。大学治理结构的中国语境是:办学体制的变化为政府与高校建立具有委托代理性质的契约关系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操作空间;管理体制的变化使大学决策责任骤然加重、决策权处于高度集中状态,风险也随之出现;办学经费筹资结构的变化表明大学的社会基础日益广泛化,其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属性正从模糊走向清晰。我国大学已跨越前治理时期,但向治理阶段迈进必须依靠上层政治权威的推动,才可能突破"制度锁定状态",破解历史性难题。     

中国式现代化与收缩型城市“单位社区”空间治理的再造

当前收缩型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空间场域正经历着从单位消解到社区制成熟,从行政式管理到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参与的实践进程。传统“单位大院”这一集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为一体的空间治理方式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多元化社会的需要。为有效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只有打造公共性的社区空间网络,强化社区空间自主性,破除约束社区治理网络空间的体制性因素,方可在新时期构建起多元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的制度平台,以“赋权”社区自组织等方式积极推进“逆行政化”的创新,最终实现收缩型城市空间社会治理目标。     

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概念与建构

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发展趋势—多元共治模式,其提出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治理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和博弈理论等,其基本特征则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合作性、结构的网络性和治理结果的共赢性等方面,若要将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在实践层面予以建构,则需要从树立共治理念、协商各方利益、实现信息共享、优化治理结构和建立健全制度等方面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