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结构、方式与责任

结构是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基本媒介,其包含有结构主体及结构设置。借由比较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方式的异同,透析当代中国公共治理理论有效适用的可能方式。公共治理理论对多元主体的追求有引致责任模糊的风险。这要求政府(执政党)勇于担当首要公共治理责任。公民亦必须承担相应的公民责任。     

公共危机治理:从碎片化到整体性

实现公共危机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治理,在治理理念上实现从政绩导向的静态维稳观到重视公共需要的民生观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民生治理;在治理主体上实现从政府一元治理到社会多元共治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网络治理;在治理结构上实现从机构裂化到部门协同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协作治理;在治理环节上实现从重应急处置到各环节并重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全流程治理;在治理手段上实现从传统手段到信息技术手段的转变,实现公共危机的数字治理。     

社区警务战略中的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构想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实施的力量.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在整个网络内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机制研究——基于绍兴地区的实践考查

在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公共空间日趋拓展,从而构成了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的时代背景。基于绍兴地区的实践考查发现,这一方面要求调整冲突或纠纷的中间制度的存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契约主体,需要有能承担政治义务、享受公民权利的主体。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机制可通过如下途径实现:筹划公民社会统一体;开拓现代理性公共生活空间;建构多元主体参与共同治理的现实机制。     

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基于结构、方式、目标的分析

以“结构-方式-目标”为分析框架，深入探讨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全面转型，推进“中国式治理现代化”。从治理结构维度分析，通过人才下派、责任下放、资源下沉、规则下达等措施，推动基层治理由“政策悬浮”向“重心下移”转型；从治理方式维度分析，需要遵循协同整合、因地制宜、化繁为简等原则，推动基层治理由“三治结合”向“四治融合”拓展；从治理目标维度分析，在参与主体、价值取向、行动实践等层面重构乡村社会的公共性，推动基层治理由“多元主体共治”向“治理共同体”升级。在转型过程中，党建始终引领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赓续与加强“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价值。     

新农村治理模式探讨

新农村治理模式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为实现良好的农村治理而选择的多元治理主体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互动合作体制机制和治理方式.新农村治理模式具有生态系统、现实问题和合作网络等三种特性.新农村治理模式从统筹城乡多元合作治理、县乡政府主导治理和乡村治理三个层面展开,基本模式包括民主协商式、行政主导式、村民自治式和能人导向式,这四种基本模式的有机结合是实现我国农村善治的现实出路.     

从管理到治理: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的挑战与变革

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兴起于公共管理难题、基层维稳压力、管理技术革新等综合推动,并体现为划分单元网格、配备管理团队、编码城市部件、理顺管理体制等做法。治理理论兴起给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带来了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的多元挑战,而多元主体出现、社会组织发展、公民意识觉醒以及政府管理困局又为治理转型提供了现实条件。实现治理理念的服务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方式的协作化、治理机制的参与化是促进基层社会网格化治理转型的必由之路。     

利益相关者逻辑下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

城市社区治理是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治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社区治理主体在应然层面的"理念主体"概念,为我们解释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判断社区治理结构的合理性提供了标准;实然层面的"行动主体"概念及其制约因素,为我们分析实践中社区治理过程提供了一种方法.构建社区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网络,有助于推动社区治理与社区和谐.     

网络化治理中治理责任的实现:责任设定与追究

网络化治理所倡导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构建合作网络进行社会治理的理念,为现代民主治理思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工具层面的构想.在网络化治理中,合作规范设定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体现了责任的强制性,而道德责任体现了责任的自觉性.治理责任的实现依靠治理网络建构的一系列硬性的制度约束和软性的伦理要求.在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问责机制、监控治理绩效以及实施退出制度等措施,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责任.     

公共治理理论对我国协商治理的有效适用及其梗阻破解

协商治理是公共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必须首先解决西方公共治理理论在中国的有效适用问题,而不是将西方治理理论在中国社会进行简单嫁接。当下中国协商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是:协商治理研究的泛化倾向、协商治理主体的权威流失、协商治理官本位思想浓厚、协商治理共识难以形成。破解之策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话语体系、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主体权威、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多元主体的利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治理的现代模式。     

论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的信任机制

公共资源网络治理是指多个相互独立的治理主体,建构出一个多元化、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共同参与公共资源管理的过程.信任机制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的核心机制并贯穿于治理的全过程,它有助于提高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之间合作关系的灵活性,降低公共资源治理的成本,并促进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主体间的知识共享与相互学习,提高治理效率.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是公共资源网络治理中信任机制构建的两条途径.     

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

网络化治理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对传统官僚制和市场化治理模式缺失的反思,以及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共治理问题的探索,网络化治理主张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采取联合行动。当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实践表明,在准公共品的供给上,网络化治理在整合和利用资源,提高决策制定和执行质量,增强顾客满意度,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回应性等方面,要比传统的官僚制度、市场化治理模式更为有效,并对传统官僚制的治理模式及其理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网络化治理理论对推进当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重构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促进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协同治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我国转型期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协商民主视角的解读

我国社会转型是一个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也是多种过渡状态并存和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频发的时期,是故,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也将更显艰难。基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考量,在当代中国社会空间结构中,应如何有效治理日趋繁杂的社会公共问题,促进社会的动态稳定与和谐,就成为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并着力解决的一个重大时代命题。20世纪90年代勃兴于西方社会,秉承多元社会主体对社会公共问题合作共治价值理念的协商民主理论,为我国转型期日趋繁杂的社会公共问题的有效治理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式。因此,积极促进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与公民个体等多元社会主体之间展开自由、平等、理性的对话与协商,大力培育公民精神和推动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应是有效治理我国转型社会公共问题的可行之道。     

论地方治理范式下的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网络构建

在地方治理范式中,治理权威多中心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多元主体、合作主义、自主网络结构等模式是实现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良好路径。构建我国公共服务合作供给网络,政府职能转变和功能主导是基本前提,多元主体和功能互补是基本组织结构,公民参与和诉求表达是重要保障。     

电子治理的主体选择:网络治理结构

当今电子政府的建设由于过于崇尚电子技术的工具取向,而忽略了其最为本质的、比技术更高层面的价值以及由此蕴涵的塑造新的治理结构与治理形态的契机,因而迫切需要重构与之相符的新的关系与权力结构模式,电子治理由此成为了电子政府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利用网络与信息技术所塑造的虚拟平台并构建一个柔性化、电子化的动态性网络治理结构,必将以其所具有的各种核心优势而成为电子治理主体的现实选择。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转型与机制构建

随着城市社区功能的多样化、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强化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成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在复合治理形态上的"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应成为社区治理法治化转型的目标模式。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应以善治为目标,以法治为基础,对"一核多元"社区合作治理模式进行系统性建构,推动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向法治化转型,实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结构性融合、功能性融合和机制性融合。     

跨界公共治理与平台型政府构建

跨域公共事务、特大应急事务、平台经济的政府监管给属地管理运行模式提出新的挑战,表现为跨界公共事务治理的外部性困境、动员性困境和合法性困境。整体性政府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和协同监管理论及其在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政府趋近于一个整合各方治理资源的平台,为突破跨界公共事务情景下的属地管理困境提供理论支撑。构建平台型政府以党对国家治理主体的全面领导为政治基础、以跨界整合主导的协作网络为组织基础,以数字政府转型为技术基础,表现为通过跨界整合、助推多元主体有效合作的协同治理格局。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平台因何失灵：“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各地数字治理实践的增加为数字治理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尤其是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时,部分数字治理平台出现失灵的现象,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治理平台的作用成为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根据TOE框架并结合韧性理论,以S市A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探索为例,对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失灵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制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如技术能力、主体参与、社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出韧性的缺失和不足,进而以此为“抓手”构建出数字治理平台在治理实践和应急管理中“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框架。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中的实践探索,提出以数据输入整合、组织动态重塑、多元主体补位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和方案以赋能韧性治理,为完善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     

公共危机治理的跨部门协同机制研究

受公共管理体制中传统文化、组织形态和制度缺失等因素制约,中国现行危机管理体制没有构建起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导致在危机应对过程中出现反应迟钝、效率低下、多元主体配合协调差等问题。为此,需要设立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决策机构,完善覆盖全过程的问责机制,搭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信息平台,培育多元共治、合作信任的政府组织文化,实现跨部门协同治理的目标整合与资源共享,提升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危机事件的整体效能。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廉政维度

治理腐败过程中,无论是对财富占有或利益分配方式的调整,还是对权力监督和制约制度安排的完善,都属于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考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廉政维度,一是廉政价值维度:公共精神、协商民主、人民至上的价值维度;二是廉政结构维度:多元主体、权力制约、社会自主的结构维度;三是廉洁政治维度:廉政文化、放权限权、宪法约束的政治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