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2012年《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增加了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推进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进步。环境公益诉讼具体的制度构建和构想问题已有很多文章论及,本文仅简单介绍环境公益诉讼的起源、基本概念,并对现行相关法律规定进行讨论,提出现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相应的完善建议。     

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以谢知锦等四人破坏林地案为例

新环保法背景下,中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日益完善。随着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终审判决的宣布,其作为一个新兴法律制度,目前在民事诉讼法和环境保护法中仅有原则性规定,现有司法解释也存在一些法律漏洞,使该案胜诉后呈现出若干实务问题。本文力图对全国首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进行剖析,总结出在诉讼实施方面的问题,并在目前已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一些改进性的意见,来改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实施难的问题,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支撑。     

环境公益诉讼社会公众参与合理性探析

赋予社会公众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可持续发展。分析环境公益诉讼公众参与的法理渊源和法律制度现状等问题,为构建和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证依据。     

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探究

2013年修正的《民事诉讼法》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使该制度有了法律依据,2015年又相继施行了新修订的《环保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然而,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问题,现行法律之规定都不够完善。为了完善该制度,将对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做进一步的完善如下:赋予检察机关原告资格,否定环保机关原告资格;完善公民个人环保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公益”与“公害”——从中日环境诉讼的提起主体谈起

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提起主体问题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成为各方争议的热点。环保组织甚至公民个人究竟是否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与此同时,法院却在司法实践中坚持较为保守的态度。以中日环境诉讼的提起主体对比为切入点,分析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目前存在的具体问题并对法条规定加以评述,以期为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适格提起主体问题给出一个合适的答案。     

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问题探析

环境公益诉讼是解决环境纠纷、保护环境的重要手段,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还面临着不少障碍。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职责及其代表公众提起诉讼的优势,决定它应当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发挥重要作用。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已具有理论的依据和法律实践的支持,但还需解决其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地位、起诉范围和诉讼权利等问题。     

试论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中并未规定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我国目前涉及环境问题的诉讼.据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大致呈现这种态势,印国家机关为保护公共环境利益以原告身份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多为胜诉,其他主体如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为保护公共环境利益以原告身份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多以原告与本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不属于人民法院管辖范围或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等理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试从民事诉讼法的视角,提出有关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思路.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立法的相关问题及其对策思考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而现代公益诉讼的创始国是美国。行政公益诉讼理论是随着新的宪政观与行政法治思想内涵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我国现实的需要与法律的规定凸显矛盾。已颁布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其制度安排难以完全适应今天的现实需要,需要进一步加以修改与完善。而现实中的种种诉讼实践呼唤行政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公共利益受到违法的行政作为或不作为情形下,由特定机关提起的行政诉讼。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建构行政公益诉讼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     

论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路径选择与突破

随着环境保护不断受到重视，NGO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日益凸显。然而，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只能扮演诉讼支持者和诉讼代理人的角色，无论是关于NGO主体地位的规定，还是诉讼理论的限制，都极大地制约了NGO发挥更大的作用。NGO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作用要突破，不仅要在实体法层面赋予NGO原告资格，更要在程序法层面加以完善．从法庭选择、举证责任和诉讼费用各方面予以配套。     

论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的现状和前景

行政权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不断出现，如何解决这一新型诉争是每一个法治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行政公益诉讼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有效司法途径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我国虽未建立完善的行政公益诉讼法律制度，但却早已有了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活动和立法基础，因而尽快构建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周易》"象"解

<周易>的"象",是以符号为表征的天人之道.一部<周易>,就是以阴阳两爻所形成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符号体系.它是我们远古祖先为后人留下的"心灵与宇宙玄机互动"的符号系统.<周易>之"象",蕴涵着宇宙的创生与演进的逻辑过程,万事万物的生灭兴衰之道,天地人"三才"的互动之理,人生祸福的交变之机,吉凶判断和人性教化之本.这种"象",通过"文化之象"、"心理之象"、"思维之象"、"伦理之象"、"数理之象"、"占卜之象"与人的心灵互动,能给后人以无尽的启迪和人性进化.     

由因性达超性:明清之际的儒家“超越性”问题

当今学界关于儒家“超越性”的争论,因言说方式缺乏分层,故多有混淆。实际上,该话题肇始于明清之际,是耶儒双方围绕着“因性”与“超性”问题而展开的交流实践。重回明清之际,梳理阿奎那关于“超越”术语的几种用法,比较耶儒双方关于“超越性”的言说方式,可以发现儒家并非以神为中心进行自上而下的言说,而是从现实出发,对“超越性”问题进行自下而上的回溯。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春秋左传》的“礼-仪”之辨

《春秋左传》中展现了对礼的不同理解,一种是俗常之礼,认为礼是一种仪式;一种是《左传》之礼,认为礼不仅仅是指礼仪,更重要的是礼治,即将礼与实际政治功能联系在一起;一种是孔子之礼,认为仁是礼的内在根据,只有依仁而行的礼才是人所必须守护的价值。这些不同的理解表明了对礼的认识,由形式转向实质,由外在转向内在,礼的含义得到不断的深化和丰富。     

"查韦斯现象"与委内瑞拉的 "新社会主义"

2005年初查韦斯提出的面向21世纪的"新社会主义",是思想来源多元性和混合性的、立足委内瑞拉国情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出现和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的出色表现,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涨潮的重要标志。要以新眼光来观察和研究这种"新社会主义"。     

"实用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实践理性"误解的辩驳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界有一种倾向是以康德的"实践理性"对其进行解释,但中国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成长土壤,"实践理性"不足以作出恰当的诠释。本文力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找到其确切的界定,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背景中寻找"实用理性"的因素;并通过对比分析"实用理性"、"实践理性"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诠释,证明"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     

关于承接传统"孝道"的理论思考

在近年的思想道德研究中,关于承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问题一直是人们进行理论探讨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以一个具体的传统道德观念——“孝”为例,从理论上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和阐释,使其富有传统的魅力和时代的特征,成为全社会成员普遍接受的新观念,为新的思想道德体系提供养分,从而实现传统美德与新思想道德体系的完美结合。     

关于以人为本的几个问题

以人为本在不同关系上有不同的涵义,从归根究底的意义上说,以人为本就是以人为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世界的根本目的、根本动力和根本标准。它不是本体论命题,也不是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本命题。它只是体现世界观和历史观的重要方面的价值观命题,在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中具有不同的涵义和要求。     

关于“异端论”的再认识——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

"异端论"客观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其与"正统论"辩证对应.以实践标准检验它们正确与否.是处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有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的表现.立基于实事求是的根基性原则,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中的"异端"和"正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