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地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问题探析

受地缘的特殊性、经济发展状况和民族文化特点等因素的影响,云南省边境地区德宏等地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呈现新的特点,如毒品犯罪严重、家庭涉毒和未成年人吸毒引发次生犯罪问题突出,犯罪治理难度大。检察机关在办案中面临法律适用、证据认定、特殊制度落实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应推进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专业化、规范化建设,探索建立适合边境未成年人案件特点的协作机制,推动完善多部门联动的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和犯罪预防配套工作体系。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根据国家刑事司法政策中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相关规定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积极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已成必然。从最大程度地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刑法理念和刑事政策出发,尽快建立一套完善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体系已显得十分必要。     

实然与应然:新刑事诉讼法适用下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检讨与展望

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与救治,是新刑诉法相关诉讼制度设计的指导原则,也是未成年人检察执法实践的工作导向。在新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运行中,由于相关规定较原则、配套制度不尽完善等原因,一定程度上使得执法层面的实然与立法层面的应然存在差距,影响了司法对于涉罪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效果。检察机关应当进一步明确国家监督人及法律监督机关的双重定位,确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专业化、一体化模式,推动司法保护与社会保护相融合,促进对涉罪未成年人非刑事化、非监禁化、非刑罚化处理理念的落实。     

未成年犯罪的司法救济研究

未成年犯罪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不同于成年人,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保护性法律制度,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鉴于目前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体系,还没有独立的未成年人犯罪实体法和程序法,需要各级司法机关进一步探索完善未成年犯罪的司法救济体系,比如少年法庭体系,暂缓起诉制度,改变刑事单一化的现状,突破审判单一化的局限,重新确定法官评价体系及法官职能摈弃指定管辖的做法等。     

未成年人犯罪社会矫正问题研究——基于多维视角展开的分析

我国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与其相关的理论研究还不成熟,而其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不论是实践经验还是理论探讨都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深入。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教育和指导,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与监禁矫正相比,对未成年人犯罪进行社区矫正,既符合我国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也符合保障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相对于发达国家较为完善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体系,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却是步履蹒跚,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法律制度的欠缺。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制度需要在立法和司法的两个层面上予以相应的完善。     

坚持预防为主 提前干预 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坚强司法保障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新的复杂形势,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制度和保护责任落实以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为应对新形势新任务,检察机关应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从宽严相济、精准帮教、双向保护、综合履职等四个方面,落实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具体要求。从建立罪错未成年人分级干预机制、促推专门学校建设、督促完善控辍保学工作机制、深化法治宣传教育等四个方面完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机制。从推进未成年人犯罪诉源治理的高度,建立完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体系、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体系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数字化体系。围绕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未成年人检察队伍,强化政治引领、提升专业素能、崇尚担当实干、注重廉洁自律,努力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提供更加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未成年人刑罚体系轻缓化研究

未成年人刑罚体系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及其所扮演社会角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应受到相对特殊的保护。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刑事司法裁量权的规定,特别是无期徒刑、缓刑、累犯、前科制度和非刑罚处理方法适用的规定,完全等同于成年犯罪人的标准,并未体现出未成年人的特殊性。     

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几个基本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法律保护体系,未成年人受抚养、受教育等权利已有较为明确具体的规定,但有关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却较为薄弱,在立法上存在法律体系散乱、条文过于简略、抽象等诸多缺陷。因此,完善我国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十分必要。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涉及未成年人财产范围的界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权利义务、限制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处分等基本问题。我国对未成年人财产的保护应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和“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区分亲权与监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完整的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的法律体系。     

未成年人“涉铁”犯罪刑事司法机制初探

由于铁路司法体制自身的原因,加上铁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等多方面因素,整个铁路未成年犯罪人司法保护体制尚不健全,铁路司法机关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保护明显滞后。铁路检察机关应针对铁路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通过行使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诉讼监督以及参与综合治理等检察职能,切实履行好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职责, 建立和健全铁路未成年犯罪人的司法保护机制。     

城市未成年流动人口犯罪现状及对策探讨

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的犯罪问题近年来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因为流动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兼具＂流动人员＂和＂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因此对其犯罪的处罚和保护需要综合分析,在司法实践中要特殊处理,最终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我国未成年犯罪人人权保护的不足与完善

2009年4月我国首次颁布人权行动计划要求强化司法中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在价值认识、法律体系组织机构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因而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的精神为指导，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权保护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浅谈“宽严相济”政策下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

本文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切入,分析了现阶段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从刑事司法的角度,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出了几项措施：完善未成年人保护的司法体系;提高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不起诉率;法律援助从讯问时开始直至审结;建立犯罪的未成年人矫正体系。     

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理念与刑法价值

由于未成年人自身的特殊性,未成年人利益应超越固有的社会利益,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重点加以保护。这种未成年人的刑法保护理念体现了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等刑法价值。     

“两法”施行背景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路径探析

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订通过,及时回应了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的迫切需求,吸收了近年来未成年人保护发展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并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作出明确规定,赋予了检察机关更重要的职责。检察机关应以这两部法律施行为契机,更好地承担起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主导责任,履行监督促进这两部法律落实的法定义务,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浅议未成年犯的刑事司法保护

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应当在刑事司法中得到特别保护。应当通过前科消灭制度、非监禁刑的适用以及设置单独适用的法定刑幅度来实现未成年人刑罚制度的完善;应当建立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以更好地实现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挽救。     

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运用公诉政策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完全是以成年人为基准构建的，容易忽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加之有关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规定及刑事政策零散地见诸各个法律，不成体系，因此，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中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轻缓的刑事公诉政策，应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全面落实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困境与对策

落实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要遵循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从主体、法律、制度、责任四个方面理解其基本要素。针对涉未“四大检察”融合度不高、办案与帮教工作脱节、社会支持体系不健全、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作用发挥不充分等问题，要树立现代化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理念，推动“四大检察”有机融合，促进帮教工作案件化办理，健全未成年人司法社会支持体系，挖掘全面综合司法保护降低发案率的潜力。     

深化综合履职高质效履行未成年人检察职责

检察机关作为全过程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的政法机关，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新要求，深化未成年人检察综合履职，这既是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关于“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具体举措，也是加强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的现实需要。检察机关应在把握一体履职、强化监督、全面保护、协调有序等未成年人检察综合履职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理念引领、模式转型、自身建设等三方面完善实践路径，以更好发挥综合履职成效。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的体系化构建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是保障未成年人获得妥善监护的重要措施。以检察机关为代表的实务部门开展了大量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实践探索，但目前仍存在监护监督主体权责不明确，监督内容有待完善，监督方式整合度不够，监督流程需细化，配套机制要进一步健全等问题。建立中国特色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需要进一步厘清监护监督部门权责，构建司法监督、政府兜底、社会支持三位一体的横向协作体系；完善工作流程，健全轻重有别的干预措施，构建贯穿监护人选任、履职、干预、追责全过程的纵向监督链条，形成未成年人监护保护闭环。     

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现实困境与制度转型

近年来,嫖宿幼女事件的高发引起了社会各界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现象的广泛关注。面对公众的期待和质疑,司法部门办理这类案件常常面临取证难、保护难、救济难、赔偿难、定性难问题,其原因在于现行法律制度的立法缺陷。司法困境倒逼司法机关必须有所作为,四部委以司法解释形式出台的《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意见》传递了加强保护未成年人的态度。但是,作为法律适用机关,司法机关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法律的冲突及空白问题,解决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困境的源头还在立法机关。只有立法机关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价值取向,完善相关刑事、民事立法,才能使司法机关有法可依,并真正遏制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