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常态化的路径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这个诞生于2003年非典时期的政治术语，业已成为政治生活和主流活语当中的一个强大符号，体现了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应有的责任和态度。也体现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和公共权力的价值期待。     

我国行政问责制法制化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种监督机制,对其违法或不当的行为及其后果进行责任追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我国行政问责制在运行过程中并不完善,在行政问责制创新和发展的过程中,其法制化建设势在妊行,使之切实做到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     

问责常态化的路径

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这个诞生于2003年非典时期的政治术语,业已成为政治生活和主流话语当中的一个强大符号,体现了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应有的责任和态度.也体现出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社会公众对政府官员和公共权力的价值期待.     

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建设

在现阶段,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已经有所发展,但官本位、家长本位、潜规则等政治亚文化仍然制约着官员问责制的有效运行。从政治文化角度来看,大力加强与政府官员问责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主导政治文化建设,是推动政府官员问责制发展的必然选择。     

行政问责制与行政自责文化建设

我国行政问责正由“权力问责”走向“制度问责”。而问责制要真正产生实效，必须有相应的行政问责文化来支持。在行政问责制的建立健全过程中，加强行政自责文化的培育十分重要和紧迫。为此，必须积极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及行政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塑造公务员的现代品格，加快行政自责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及政治环境，推进责任型政府建设。     

论我国政府问责制之现实困境以及出路

建构政府问责制的理论支撑,可以从政治学、法学、新制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等不同层面的考量中得以充分说明。政府问责之目的是规约官员行为,改善公域与私域的关系。由于政府责任界分的模糊、问责主体权力的冲突、政府信息公开的有限、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缺失、公民参与问责的匮乏以及公共行政文化变迁的滞后等因素的存在,政府问责制在实施中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必须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克服政府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发挥其预期的功效。     

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及其对策

行政问责制要求政府及其官员必须承担政治、行政、法律以及道德上的多重责任,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监督和控制。我国行政问责制面临的困境是:问责文化建设相对落后,制度文本设计不完善,缺乏统一有力的法律法规支撑以及配套措施供给缺失。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在于:培育行政问责文化,制定行政问责法和完善问责制配套措施。     

全面提升官员问责制效能的对策研究

官员问责制的实施虽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从政治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等角度加以衡量,问责制仍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完善。因此如何有计划、有预期地将官员问责的运行纳入到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的轨道上来,避免问责过程、问责手段的随机性与盲目性,并实现问责制的效能提升是目前完善官员问责制的重要举措。     

民主行政视野下的问责制

民主行政是完善问责制的重要向度,它有利于重构政府的责任链条,培养官员的责任意识,增强公民的监控能力。与传统官僚行政模式相比,民主行政理论更强调人民在国家公共行政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强调政府及其官员对人民的责任。政府责任范围应以公共利益为重,问责标准不应仅由上级政府或领导单方面决定,它的确立是一个公众讨论过程,也是一个逐步细化到具体官员的过程。当前推行问责制应重点从公开政务信息、鼓励公民参与、向社会及基层下放权力、完善程序规定等方面努力,进一步促进行政的民主化,以行政民主化带动问责制的健全,实现民主行政与问责制的良性互动。     

关于行政官员问责制的三个问题

一、问责制的意义绝大部分研究者都对问责制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从民主价值角度看,问责制有利于推动政治文明进程。问责制强调了人民主权、权力监督和制约等民主价值,有利于深化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吴敬琏认为,按照中共十六大的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提升政治文明,发展政治民主,建设法治社会,掌握国家权力的党政官员必须是可问责的。仅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能自动地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经济的繁荣,并不自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至少包括两个最主要的方面:一是经济现代化,另一是…     

官员问责制度化的路径选择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走出了构建官员问责制重要的第一步,符合塑造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举.但官员问责制度化的实施还面临许多问题和难点,需要认真研究,包括问责常态化、异体多元问责机制的构建、问责官员复出、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的区分等问题.     

也论行政问责制

行政问责制的推行早已成关注的热点。政府和公众都意识到，要使政府及政府官员真正的担负起公共管理责任，必须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度。笔者认为，行政问责制的建立与健全，一方面需要完善的法制体系作支持，同时需要完善政府责任、信息公开、异体问责、行政救济等制度。     

责任政府:以公共责任为本位

责任政府作为一种理想的政府形态，其根本特征是政府以公共责任为本位的逻辑安排权力与责任的关系，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政府组织以权力为本位的政治逻辑。责任政府的组织建设从责任开始，根据政府履责的需要决定政府权力的配置，以责任勘定政府权力的约束边界，按照履责的需要建构组织机构和配备人员编制。因此，责任政府的建立实现了政府与公民两者关系向民主政治的回归。政府的三项基本组织活动——决策、执行与监督适度分离，有利于政府高效地履责，也有利于对政府进行有效的问责。责任政府应该实现决策责任、执行责任与监督责任的分置与协调，同时建立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分立与制约体系。政府问责制作为责任政府得以实现的关键机制，在于建立领导责任追究制度，通过领导责任追究制度，使各级领导真正成为各级政府履责的核心力量，推动责任政府建设，因此，责任政府建设的关键又在于政府问责制的确立。     

领导干部问责制建设：薄弱环节与对策

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强化官员责任与改进政府管理的有效制度,是转变官员权责理念的逻辑必然,蕴涵着深刻的政治理念与丰富的价值意蕴.但领导干部问责制在中国推行起步较晚,当前存在着异体问责薄弱、职责界定不清、问责范围过窄、程序设置简单、问责文化滞后等薄弱环节,因此亟须探求破解路径,从主体、对象、范围、程序、文化等维度去推进官员问责的制度创新,以期对提高领导干部问责制建设科学化水平有所裨益.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其意义

行政问责制既是一个实体规范,也是一个程序规范。在我国,建立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可以达到整肃吏治、破除官本位的目的,有助于建立廉洁、高效、责任政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官员问责制度的现有问题与完善途径

自2003年以来，以高官问责制为标志，中国开始全面建设责任政府。但在实施官员问责制度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须对问责制加以完善。     

问责制：必须走向制度化

问责制度是民主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宪政民主政体下有限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实现途径。问责制在我国实施一年多来，已逐步进入制度化操作层面，出现了从追究“有过”官员向追究“无为”官员、从“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从事故多发部门向其它领域和部门(尤其是权力部门)推进的趋势，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问责的制度框架，也得到群众的普遍认可。     

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必须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是对政府一切行为及其后果都必须和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政府问责制是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有力杠杆,为正确行使“公共权力”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官本位”观念带来空前的冲击,有益于构建新的政治道德。当前干部行政问责主要存在下问上责机制缺失、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不够、情绪化问责突出、官员复出随意等问题。建立健全政府问责制必须强化公共行政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民众监督、明确责任划分,做到“有责受处分,无责受保护”。     

用"五个明确"落实问责制

自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我国行政问责事件接连不断,各地纷纷出台问责办法,使官员问责制从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开始,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近年来实施情况看,问责制确实达到了推进责任政府建没、促使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忠实履行职责的目的.但人们在肯定果断问责的同时,对这些官员被问责后涉及"复出"的程序也比较关心.     

我国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制的局限性及完善措施

实施官员问责制最根本的理论基础是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基层政府实施官员问责有其特殊的意义。当前,官员问责制在基层政府的实施中还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应从明确基层政府各部门职责、加强行政伦理道德建设、完善问责制法律法规、强化媒体及公众的监督力度等方面入手改变这一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