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立法观念检讨

立法者应当淡化“数量”意识 ,强化“质量”意识 ,树立质量和效益至上的观念 ;强化以民为本的立法理念 ,广泛吸纳民意 ;强化立法的“程序正义”理念和“人权保障意识”,以制定体现正义、公平和善的“良法”为神圣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 ,立法者要懂“立法”,更要懂“不立法”。众所周知 ,2 0多年来“有法可依”始终被列为耳熟能详的中国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之首。“有法可依”显然凸显了立法在建构法治国家方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事实上立法也的确一直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所在 ,“加强立法”、“加速立法进程”、“将立法推入快车道”、“…     

关于科学立法的几点思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这是对新时期立法工作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制定了数量众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到2010年，还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科学立法，将使我国的立法制度、立法技术更趋完善和成熟。     

立法公众参与的若干基本问题辨析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单独一部分进行阐释和部署，指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同时在报告第七部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特别强调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1]。公众参与立法是立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内在要义，也是新时代推进民主立法的必然要求，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民主立法”议题的“思想交汇”和“实践交集”。然而，立法是系统性的专门法律法规的立废改释活动，公众参与立法仅是立法的一个方面，     

从“二审二表决”到“二审三表决”

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离不开“法”这把利剑。改革开放30年来，本市地方立法成为助推改革、观照民生、激扬民主的体现。从立法过程更公开更透明更民主。到“回头看”检验立法效果，在不断提高立法质量的“大方向”下，地方立法将创制性与实施性结合、前瞻性与针对性结合，打造了一个个亮点。     

云南民族立法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观念转变。首先，在立法的指导思想、选题和内容上要从姓“社”姓“资”的思想禁钢中解放出来。要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民族立法的标准，勇于实践，大胆开拓创新，使民族立法适应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为调整和改变单一所有制结构、大力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一个宽松的法制环境。其次，要从计划经济立法转向市场经济立法。一是引入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的作用，把民族立法由执行计划的工具转变为宏观调控的一种独立手段，同时改变过去民族立法中只注重规定政府部门如何对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个人的行为进行…     

WTO与“后立法时代”的中国立法

ＷＴＯ对中国法治进程尤其是立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所谓“入世”首先就是指法律的“入世” ,是中国国内法与ＷＴＯ规则及国际惯例的接轨。倘若说自2 0世纪 80年代起中国开始进入“将立法推入快车道”的“立法时代” ,那么 2 1世纪初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的初步形成 ,既表明中国开始步入“积极推进司法改革”的“司法时代” ,又标志着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立法赶超型的“前立法时代”的结束和加入ＷＴＯ后的“后立法时代”的开始。在“后立法时代” ,中国立法将走出片面追求立法数量和规模的传统误区 ,由数量规模型立法向质量效益型立法转变…     

刑事司法程序视野下DNA鉴定的探讨

DNA鉴定作为鉴定结论的一种，具有优于其它证据的客观性、可靠性和科学性，但这并不意味着，DNA鉴定就是完美无缺的“证据之王”。在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中，DNA鉴定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我国不仅要完善相应立法和管理机制，更要在DNA鉴定采信等环节上建立相应标准，杜绝对DNA鉴定的盲目轻信。     

立法应转向“宜细不宜粗”

在广东省今年的“两会”上，省人大代表、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在参加广州团代表分组讨论时建议：希望人大立法要细，不要含糊、不要有浮动空间，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更好地依法行政。他说：“很多人以为有些事情光靠政府部门开个工作会议就行，其实不行，更重要的是立法。”     

追求高水平 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

提高立法质量，是整个立法工作的永恒主题。我们既要善于总结经验，更要有新的追求，不断开拓创新。2005年，我市地方立法工作在市委的领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人为本、立法为民，始终以提高质量为工作重点，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全年的立法任务。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地方立法助推海峡西岸建设

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为我国“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绘制的宏伟蓝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领会到中央对法制建设提出的许多新精神、新要求。这些新精神、新要求，以“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法制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市场主体、市场交易、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主线，蕴涵在中央提出的“十一五”规划建议的许多具体内容之中。结合福建的实际，这些新精神要融入到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谋划的各项发展任务中去。立法工作作为法制建设的重要一环，在“十一五”这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应当以更准确的站位、更清晰的思路、更有力的举措，为福建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贡献更大的作为。     

他山之石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去年出台了“开门立法”的一揽子规定，每部法规出台前要经立法论证、立法公开、立法听证、专家咨询和表决前评估这“五道口”。而在广州，公众参与立法已形成指南，网上立法听证会凝聚起高人气。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立法理论的实践进路──基于立法法背景下自治区人大立法视角

新立法法中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理论对自治区人大立法的行进方向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立法理念,要解决从“立法理论”到“立法实践”转变这一问题,则需梳理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结构、制度建设、立法设计”中的立法意涵,并从自治区人大立法的“原则遵循、立法行为”等角度进行多维阐释,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立法理论在自治区人大立法的实践价值上作为其立法的根本遵循,在实践功能上成为其立法的行动指南。     

关于加强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思考——基于重庆市首个社区型基层立法联系点中心湾社区的调研

<正>一、基层立法联系点设立的逻辑：提高立法质量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写入党代会报告，指出要“健全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工作机制，建设好基层立法联系点”。回顾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的逐步确立过程，大致经历了“地方探索—中央试点—地方展开”这样“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功能扩展”三个发展阶段。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作为民主立法制度的创新，始于2002年甘肃省人大常委会设立的“地方立法联系点”探索^[1]。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     

加快探索“小快灵”立法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科学立法是实现善治的前提。随着形势的发展、时代的前进，新实践新问题不断出现，立法工作也必须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研究丰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快灵”，增强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必须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不断丰富和创新立法形式，加快探索“小快灵”立法，更加精准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以提高立法质量为重点 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

市人大常委会一直把立法工作作为首要任务，按照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要求，不断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我们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坚持以提高立法质量为重点，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坚持从天津实际出发，在保证法规不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努力做到突出地方特色，增强可操作性。到目前为止，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219件，现行有效的135件。具体做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关于地方立法“宜细不宜粗”原则的思考

多年以来“宜粗不宜细”一直是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均采用的立法原则。地方立法承担的主要是具体执行中央立法的任务，这要求法律条文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其规定应当具体、明确、详尽。因此，根据地方立法的定位及其功能，地方立法应把“宜细不宜粗”作为立法原则和价值取向。     

牢固树立立法为民 服务“三农”的立法理念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近年来，我委积极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牢固树立立法为民、服务“三农”的立法理念，引领立法实践不断创新。     

《法律体系：一个国家的理想和传奇》专题报道之四 “良法”时代风云录

1997年，当执政党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时，特别强调要“提高立法质量”，这与以往单纯提出立法目标相比，迥然不同。其后在整个2000年代，“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在执政党报告中被屡屡提及。     

自主创新 突出特色——法律体系形成后地方立法的发展取向及有关建议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到2010年基本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已如期实现。这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告别“初级阶段”，将向着更高级的目标和水平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笔者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地方法制建设以及地方立法的任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要求更高、任务更艰巨了。这是由于，地方立法在调整内容、规范程度等方面的差异势必日益扩大，地方立法的重点须更多地转移到从本地实际出发进行自主性立法上来。如何更成熟地开展自主立法，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突出立法的地方特色，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和保障本地发展，应是地方立法在新时期探索实践的基本主题。围绕这一主题，似应从三个方面加以努力：     

立法后评估的性质

俞荣根2011年3月16日在《法制日报》上载文《法律体系形成后的立法评估》认为，立法质量好不好，归根到底还要看其适用情况，看其是否经受得住实践的考验，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就是“立法后”的验证，换言之，“立法后”的评估更能检验立法的质量。从“立法后评估”的特殊性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