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A分析技术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探讨

DNA分析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刑事诉讼对DNA证据的依赖性逐步加大，DNA证据常常作为法庭判决的关键证据。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这个方面的研究和运用还相对落后，这不仅仅表现在技术层面上，更重要的表现在制度层面上，与DNA分析技术的应用快速发展相比，我国的DNA分析技术方面的立法严重滞后。我国不仅要完善相应立法和管理机制，更要在DNA证据采信等环节上建立和完善相应规则，克服对DNA证据的盲目轻信。     

论完善DNA鉴定程序规则的必要性及其思路——以美国刑事法庭对DNA证据的采信历程为视角

作为最早将DNA证据用于司法实践的国家之一,美国对DNA证据的采信经历了一个从盲从、迷信到理性接受的发展过程。为了使DNA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必须科学、理性地面对DNA证据,建立DNA技术标准化和质量控制体系等程序规则,完善DNA鉴定程序规则已成为我国法庭科学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论刑事诉讼中DNA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

DNA鉴定解决了困扰司法鉴定多年的“同一认定”的技术难题。DNA鉴定结论能为刑事诉讼提供有力证据,但它仍然是证据的一种,并非“铁证”,盲目迷信DNA鉴定具有危险性。应该审查DNA鉴定的偶然重复性、污染可能性、鉴定水平的差异性、鉴定书的规范性,以及与其他证据的关联性。DNA鉴定结论只有与其他相关证据相印证后才可以作为证据予以采信,其证据效力必须经过审判人员对全案证据进行综合审查并采信后才能体现。     

法医DNA鉴定结论的局限性及审查判断

DNA鉴定解决了困扰司法鉴定多年的、以生物检材进行人身同一认定的技术难题。但DNA鉴定技术本身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是：不同个体的DNA结构有偶然重合的可能性、DNA鉴定的高灵敏度增加了污染的可能性、全国范围内DNA鉴定水平参差不齐。因此，DNA鉴定结论如同其他鉴定结论一样，只是普通的证据，并非“铁证”，盲目迷信DNA鉴定，具有危险性，DNA鉴定需要接受审查判断。文章就此些问题作了相关论述。     

丢疗事故技术鉴定证据合法性探析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证据作为一项民事证据，必须符合我国有关证据的三个基本特征，但在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鉴定机构资格及中立性、证据形式要件三个方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就完善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证据作一思考。     

刑事诉讼中DNA鉴定证据的证据效力

近年来,DNA鉴定在刑事诉讼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很多成功的案例令人们心悦诚服,但一些失败的案例也令人震惊,有必要理性思考DNA鉴定的相关问题.提高DNA鉴定的证据效力,关键是如何保障司法人员科学运用DNA鉴定技术,并在诉讼中正确应用鉴定结论.     

十七宗涉枪案件的DNA鉴定分析

近年来,涉枪案件在东莞市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随着DNA技术的发展,涉枪案件的技术鉴定由原来的指纹和弹道痕迹及射击残留物的鉴定扩展到了DNA鉴定,DNA鉴定的证据作用也越来越受到现场勘查人员及技术人员的重视。本文总结研究了广东省东莞市2009年至2011年17宗涉枪案件,并对这类案件的DNA检验鉴定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DNA技术在侵财型案件侦破中的应用研究

国外利用DNA检测技术破获侵财型案件的成功经验和我国已经取得的初步经验表明，DNA技术在侵财型案件侦破中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侵财型案件中收集、应用DNA证据的意识差，提取的生物物证易被污染破坏：脱落细胞类生物物证的转移特性对DNA证据应用的影响；接触类物证提取指纹对DNA检验的影响；等等这些是制约DNA技术在打击多发性侵财型犯罪中应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充分拓展DNA技术在侵财犯罪案件中的有效打击作用，要强化侵财型案件中收集、应用微量生物物证的意识；提高微量生物物证的收集能力，规范操作规程；建立高效、规范的培训和考核体系。     

理性对待DNA证据建立鉴定程序规则

由于DNA证据与证人陈述指认证据具有的主观性不同,它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不可撼动的铁证。然而,DNA证据的获得是一个由人操作、完成的过程,我们不能排除其中可能出现的故意或非故意的错误。因此,法庭在评价DNA证据的证据价值时不应陷入“DNA证据,铁证如山”的误区。为了使DNA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价值,建立DNA技术标准化和质量控制体系等程序规则,已成为我国法庭科学亟待解决的问题。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证据合法性探析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证据作为一项民事证据,必须符合我国有关证据的三个基本特征,但在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实践中还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从鉴定机构资格及中立性、证据形式要件三个方面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证据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就完善我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证据作一思考.     

佘祥林冤案的刑事诉讼制度反思

佘祥林冤案的发生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制度设计违背了诉讼的本来含义,作为“裁判方”的人民法院与作为控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应是互相配合的关系。刑讯逼供是导致冤案的重要根源,遏制刑讯逼供应对症下药:一是规定沉默权制度;二是将案件证明标准由“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三是加强社会治理,健全客观证据生成机制。此外,刑事诉讼法应明确程序法律责任,以促使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诉讼程序。     

跨国追逃中遣返法律困境及其应对措施研究

外逃人员潜逃国外时往往也会违反目的地国的移民法或者因为在我国的犯罪行为而不符合入境条件面临被遣返的问题。非法移民遣返作为一种引渡替代措施在跨国追逃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遣返措施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如外逃人员可能会利用难民申请、遣返前风险评估等行政或司法救济手段逃避遣返。此外,遣返中我国还面临中外法律制度的差异导致的证据效力不足、量刑承诺的法律依据不足、遣返目的地不确定等问题。对此,我们应该积极配合有关国家向其提供外逃人员的犯罪证据、申请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报、宣布外逃人员护照作废、综合运用跨国追逃追赃措施,以促成外逃人员依法被遣返回国。     

完善我国刑事案件现场勘查工作的思考

当前我国刑事案件现场勘查工作中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现场勘查一般由刑事技术人员进行,侦查人员多在外围工作,使现场勘验率和证据利用率偏低;二是侦查与技术之间的界限造成侦查与技术严重脱节;三是在物证提取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当;四是现场勘查笔录制作不规范。改革和完善刑事案件现场勘查工作的主要措施是:刑事侦查人员必须参与现场勘验,实现侦查与技术的融合;完善刑事犯罪现场分析制度,整合犯罪信息;严格规范地制作现场勘查笔录;改进证据的提取、收集、固定工作。     

中国刑事政策三十年“路线图”

刑事政策是指导一国犯罪防治工作的总体策略，其科学与否对该国犯罪防治效果及刑事法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时值我国1979年刑法施行30周年之际，探讨30年来中国刑事政策的历程有助于发掘刑事政策演变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重新梳理相关刑事政策间的关系，并分析其演变后的社会因素，是把握今后刑事政策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     

刑事证据规则若干问题思考

证据规则是确认证据的范围和调整、约束证明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证据法的集中体现。刑事证据规则是证据能力在法律上的预先设定，在证据运用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取向。我国刑事证据制度对证据问题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总体而言，并不存在系统完备的证据规则体系。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证据能力的概念并需要对相关证据规则进行修改和完善。     

论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链接之处

行政处罚与刑罚作为两种公法上的责任,分别隶属于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规范体系。处理行政处罚和刑罚适用的竟合问题是行政处罚权和刑罚权的协调问题。在具体适用上,人们应该明确两种权力属于不同的性质,各自实施处罚的对象不同、功能也不相同,二者不能互相侵犯。文章在行政处罚与刑罚子权源、社会功能、适用范围、程序以及处罚方式等方面比较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链接之处、可以相互吸收借鉴之处作了粗浅的分析。     

论受贿案件讯问笔录的制作

讯问笔录是刑事诉讼的证据之一,其是对讯问内容的有效固定,该阶段证据固定的优劣对后续诉讼程序的开展十分重要,故在该阶段不但要注重讯问技巧,同时也要掌握讯问笔录的制作技巧。受贿案件的讯问笔录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实践中受贿案件的询问笔录的制作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论刑事数码照相的证据特征

刑事数码照相是依法进行的一项重要的犯罪侦查技术工作。刑事数码照片在法庭审理中作为证据已经广泛使用。搞清楚刑事数码照相的证据特征这一当前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于搞好刑事数码照相工作,具有现实意义。     

试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

作为我国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高度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探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对于完善诉讼立法,规范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剖析我国现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陷与不足的基础上,建议通过完善立法、明确非法证据的效力和配套制度的建立等工作的推进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