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被告确定制度的比较与论证

我国的行政诉讼被告制度存在基础错乱、规定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我国行政主体理论错解并误用了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及制度。为了消除现有行政主体理论的负面影响,解决行政诉讼被告确定难的问题,应当确立由行政行为主体在形式上担当行政诉讼被告的原则。     

私人行政的涵义、规制与未来走向——评《私人行政——法的统制的比较研究》

对于我国的行政法理论而言,并没有私人行政这一概念,然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私人应当成为行政主体。私人行政究竟含义为何？日本行政法学者米丸恒治所著的《私人行政——法的统制的比较研究》一书对此问题进行专题性研究,对该书的研读有助于我们拓宽行政主体理论,从比较法的视角对比日本、德国以及我国的行政主体之含义,研究对行政主体规制的制度模式,将会对转型时期中国行政法治实践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国外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比较

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问题实际是指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问题。综观世界各国，由于历史背景、社会现实、法律传统以及行政法理论基础等方面的差异，由此形成各国不同类型的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模式。我国目前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归属还没有定论，笔者认为应将国外现行行政强制执行主体制度进行厘清，以期对我国行政强制执行主体设置有所裨益。     

行政主体法定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行政主体法定理论深受行政被告资格制度与理论的影响,简单说来就是行为主体、权力主体和责任主体的统一。行政主体的职权来源于宪法、组织法的规定或者单行立法的授权,其他法律形式不具有确定行政主体的资格。行政主体的范围被界定为:政府、政府部门和派出机关。但是这样一种理论和制度,难以解释行政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无法回应行政主体进一步多元化的客观现实,例外行政主体的理论和制度也存在不周延之处。因此,主体法定理论应该坚持,但是应该重新解读为政府根据立法确定行政主体,但是要受到约束,将权力关进笼子里,由政府确定权力,建章立制,将行政主体确定规范性文件公开,同时兼顾行政体制,理顺权力关系。     

论我国行政规划范围的完善

行政规划是实现行政目的的重要手段,行政规划主体必须把握行政规划的范围。分析我国行政规划范围界定的不足,借鉴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提出完善我国行政规划范围的建议。     

构建私人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现代国家的行政职能日益扩展,现有的行政主体制度已无法适应现代市场经济法治的发展需要,行政主体的外延范围应当扩大,除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外,还应将承担行政任务的私人也纳入我国行政管理主体体制,这对于在法治背景下更好地促进行政任务的完成不仅有其现实意义,而且也存在着丰厚的行政法治理论与实践基础。     

行政强制执行的主体及其监控机制

文章通过分析和比较国内外已有的行政强制执行相关理论,为我国立法中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创设提供了现实立法模式和未来发展模式,进而为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有效、合法地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设计了系列监控机制,包括授权控制、程序控制、监督控制等。     

论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三大问题

行政价值是行政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行政关系与行政价值关系应严格加以区分.从这一基本原理分析,当前我国公共行政价值存在着三大问题:一是行政价值主体丧失了主体地位,特别是丧失价值评价主体地位;二是公共行政主导价值的旁落;三是公共行政"负价值"对"正价值"的侵犯.     

试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及指导作用

分析国内学术界的一些理论观点,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具体内容应包括行政合法性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在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在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能过程中,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都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体现着法的根本价值和我国宪政制度的根本要求。     

行政补偿主体制度研究

补偿主体的确定是行政补偿的首要环节。我国现行与行政补偿有关的法律没有确定补偿主体的指导原则,补偿主体往往就是征收主体,这种政府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的模式极易引发“政群对立”。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行政补偿应以“受益者补偿”作为其主体确定基准,同时探讨了我国行政补偿主体的现存类型及存在问题,提出健全我国行政补偿主体制度的构想。     

行政主体义务的法律意义

关保英在《现代法学》2009年第3期撰文认为，行政主体义务对行政法关系乃至于行政法治的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与行政法中的权利和权力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历来重视对后两者的研究而忽视了前者，没有给行政主体义务以科学的定位，这不能不说是行政法学理论的一大缺憾。行政主体义务的成立，必须有法律或职权上的依据，有行政法上的义务形态，     

论行政承诺不作为的认定及司法救济

行政承诺是行政行为的一种,行政承诺不作为是一种违法形态,应当受到法律的惩治。对行政承诺涉及的公民权益,我国现行法律虽无明确规定,但对行政承诺不作为的法律救济,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共同需求。实践中存在形态各异的行政承诺,辨别行政主体应当履诺的义务,是识别行政承诺不作为的前提。只有在行政主体应当履诺、可以履诺而没有履诺的情况下,才构成行政承诺不作为。对行政相对人因行政承诺不作为而遭受的损害,最有效的救济方式是司法救济。在司法救济中应大胆创新诉讼方式,结合我国司法现状进行有益探索。     

行政自制的主体觉性研究

中国传统儒学孟子性善论思想能为行政主体在行政实践中提供深刻有益的启发,提高行政主体的思想道德水平。把孟子性善论思想作为行政自制理论的基础进行探究,因为该思想促进行政主体更好的进行自我控制,做出有利于社会、有利于人民的行政行为,营造良好的精神家园。据此,在实践中深化道德基础的三点具体措施,即：确立和实现行政主体的善意行政意识、完善新的道德评价机制和提高行政主体的自我约束能力。     

论行政主体积极义务中的不作为

行政主体积极义务中的不作为是相对于行政作为而言的一种行政行为方式,它与行政作为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意义。然而在法学界的理论研究以及实务界的审判实践中,对该问题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通过对行政主体积极义务中不作为的界定、形式、法律责任等方面展开探讨,力图在界定行政主体积极义务中不作为的涵义的基础上,厘清对行政主体积极义务中不作为的深层次认识,最终拓宽对行政主体积极义务中不作为的救济途径。     

论行政主体的社会关切回应义务

行政主体的社会关切回应是我国行政法治中一种新的行政法现象,有着非常特殊的法律地位.其具有改换行政主体执法理念、革新行政主体义务体系、构型行政法治内涵与和谐社会关系的价值.然而,我国目前似乎更多的侧重于其作为行政主体职权的属性,我们认为,应将其看作行政主体的一种法定而积极的义务.使行政主体对社会关切进行积极梳理,慎重解读社会关切焦点,严格社会关切回应的时间节点,切实把握社会关切回应的内容,并对迟滞回应社会关切问题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从平衡论看现代行政法的本质

行政法对于行政主体实现行政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约束作用,是维护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总和.文章在理清行政法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从管理论、控权论向平衡论过渡的趋势,以及行政法发展越来越贴近民生的本质,并探讨了当前民生问题的两种成因及行政法在平衡论指导下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策略.     

限制重作被撤销程序违法具体行政行为之理由

在目前我国的行政立法以及行政执法活动中,具体行政行为因为程序违法被撤销后,行政主体可以不受限制地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这个制度忽视程序独立价值、原告利益和利益平衡原则等,导致某些重要的行政程序形同虚设,并且使得行政机关怠于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导致行政腐败行为的发生。这种无限制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制度和理论     

从平衡论看现代行政法的本质

行政法对于行政主体实现行政行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约束作用,是维护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法制监督主体之间相互制衡的关系总和。文章在理清行政法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从管理论、控权论向平衡论过渡的趋势,以及行政法发展越来越贴近民生的本质,并探讨了当前民生问题的两种成因及行政法在平衡论指导下解决民生问题的具体策略。     

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及实证分析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与行政主体具有相同的外延,行政诉讼被告的确认采取列举加排除的方式,对其资格有一定的条件限制,这种方式造成当前行政诉讼中被告难以确定,并且有些组织游离于司法审查之外。解决这一矛盾关键要改进行政主体理论的构建,考虑形式上被告,建立方便当事人诉讼机制以及引进公务法人制度等。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行政文化障碍消除对策研究

行政改革有一定的文化需求和依赖,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在行政主体、行政客体和行政制度等方面存在不少行政文化方面的障碍。基于此,本文分别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消除行政文化障碍的对策,即重塑行政主体,以构建优良的行政主体文化;以人为本,建立健康的行政客体文化;制度创新,建立先进的行政制度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