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整性羞耻理论视阈下的刑事合规

整合了标签理论、紧张理论、犯罪亚文化理论的重整性羞耻理论是恢复性司法运动的理论基石，为企业刑事犯罪问题提供了犯罪学的研究视角。传统的刑事司法体系惯于给越轨的民营企业贴上犯罪罪人标签、施加烙印性羞耻，与预防企业犯罪的初衷背道而驰。检察机关利用刑法激励手段、对涉案企业进行合规整改是倡导消除标签效应，以重整性羞耻将犯罪企业重新整合进社会的过程。重整性羞耻理论不仅阐述了企业刑事合规的犯罪学解释路径，还能为刑事合规制度的建构提供启示。     

过度的羞耻与渐变的对抗：烙印群体何以融入社会

在接受了充分的惩罚与再社会化后,烙印群体尽管已经摆脱了越轨者的特质,却依旧难以被社会公众认可与接纳,由此触发的社会风险以不同的形态影响着社会稳定。作为一个被长期忽视的特殊群体,烙印群体究竟是如何生成的,学界和政府又该如何认识与化解烙印群体的社会融入困境及社会风险？一般而言,烙印群体经历了以微弱的情感依附、强烈的社会歧视、消极的自我认知为基础的烙印化过程,本应针对越轨行为的羞耻被不合理地延伸到了人性之上。这种过度羞耻使烙印群体在经济、文化、行为与身份四个维度深陷社会融入困境,并以渐变的对抗状态制造了社会风险。因此,破解其社会融入困境的关键在于重塑羞耻的影响,包括升级烙印群体、增强其面对过度羞耻的抗逆力,以及柔化社会环境、削弱其生成过度羞耻的内推力。     

初探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架构与完善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刑相对应的一种行刑制度,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试点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目前法律的滞后与缺失使得实践中存在操作不便、制度不统一、各部门相互推诿等现象,本文从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滞后入手,提出了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法律架构的对策性建议,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北京市社区矫正调查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非监禁刑模式,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笔者在北京社区矫正调查中发现,以下几个问题是建立社区矫正制度面临的困惑,也是社区矫正制度建立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社区矫正是刑罚还是行刑方式;社区矫正法律依据与现行法律之间的矛盾;社区矫正工作者角色定位和社区矫正的执行问题等.因此,制定社区矫正法;对罪行较轻的、被判缓刑的青少年犯罪者进行"洗牌";将矫正对象的劳动技能培训与心理矫治作为一项制度和加强社会志愿者队伍的储备、调动社会志愿者的积极性等措施应当成为进一步完善社区矫正制度的当然选择.     

社区矫正的完善与我国刑罚轻缓化的实现——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我国不断调整刑罚结构，促使其科学化、文明化并与国际社会接轨。一个更体现刑罚人道性的社区矫正制度终于在地方试点了9年之后通过《刑法修正案（八）》予以最终确定。法定化了的社区矫正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为司法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同时也是我国刑罚轻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步。然而，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工作仍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刑罚轻缓化的落实也需要在健全的社区矫正制度中得以实现。     

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与社会管理创新

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对判处管制、缓刑以及假释的罪犯依法施行社区矫正,这是社区矫正首次写入我国刑事基本法律之中,是我国刑罚执行制度发展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件大事,标志着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确立,这将推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依法规范发展,也将为社区矫正法律监督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提供广阔的空间。面对新形势,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工作存在良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社区矫正的基本理念和适用意义

社区矫正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政治法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国刑罚制度改革的新生事物,也是世界刑罚制度改革的发展趋势。它作为与监禁性刑罚方式相对的非监禁性的刑罚执行活动,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和价值理念基础。目前,社区矫正实施的深度和广度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有关社区矫正工作的有益探索。开展社区矫正,对于促进我国刑罚制度改革,加强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预防各类犯罪,维护国家长治久安,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意义。     

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理性构建——基于对南京盘城街道社区的调研

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起步较晚，实践中成绩与问题并存。南京作为我国社区矫正的首批试点城市之一，在长达七年的摸索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社区矫正制度，但暴露出的问题也反映了社区矫正工作在国内普遍存在的积弊。使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生根发芽，必须首先解决社区矫正适用范围、执法主体、矫正措施等制度性的问题；而从大的方面来看，社区矫正的构建，归根结底还在于对行刑个别化和行刑社会化原则的贯彻。     

社区矫正制度探析

社区矫正是将罪犯放到社区接受教育改造,在有关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充分地利用社区资源对罪犯进行矫正的一种执行方式。标签理论、行刑社会化理论、刑罚人道主义理论是社区矫正制度的理论依据。社区矫正制度的价值在于体现了人性关爱的理念、体现了刑罚人道主义思想、体现了刑罚经济化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社区矫正意识缺失、刑事立法缺失、社区矫正队伍建设滞后等问题,为完善社区矫正制度,应及时更新刑罚执行理念、建立健全相关刑事法律制度、加强社区矫正工作队伍建设。     

美国社区矫正制度对我国的借鉴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方式,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社区矫正制度在惩罚和改造罪犯方面设置完备,成效突出,为其他国家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良好借鉴。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及2012年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均对社区矫正问题做了相关规定,但是仍有不足。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做法,制定专门立法,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社区矫正机构体系、社区矫正队伍等进行明确规定。当务之急,应当首先补充完善《刑法》、《刑事诉讼渤中关于社区矫正的相关内容,然后逐步制定专门的僻区矫正法》和《刑事执行法》。     

试论作为德性的荣辱观

作为德性的荣辱观,以善为标准,体现着主体具有的自律、自由选择能力和自我反思,又确证着人格与尊严;"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确保了"和谐社会"中人之为人的内在良知的培养。     

社工在青少年罪犯社区矫正“增权”中的多重角色

近年社区矫正刑罚制度在中国内地得到了长足发展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社区矫正过程存在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矫正对象在社区矫正过程中的各种权利及资源的丧失。在分析青少年罪犯社区矫正“失权”的具体表现的基础上，应利用社会工作方法对这一群体进行增权。     

社区矫正视角下未成年犯再社会化研究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非监禁刑执行方式,对未成年犯再社会化有着重要的理论及实践价值,亦是我国刑罚改革的方向。但是,由于我国社区矫正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护未成年犯的合法权利,值得我们认真去探讨与研究。从分析社区矫正的概念着手,通过对未成年犯再社会化的内涵进行解读,并找出其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     

对法院管理社区矫正的思考

在一些国家,社区矫正的管理是由法院系统来承担,我国也出现了由法院监督管理缓刑、假释人员的探索,这说明由法院管理社区矫正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因此,分析法院对社区矫正管理的优势,探索设立由法院管理的模式,对于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矫正工作的意义及作用

社区矫正是一种专门机关和社会力量相结合的刑罚执行方式,在国外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已经被广泛应用。但它在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似乎还是一个新名词。从一般的意义上说,社区矫正是国家司法制度中的一部分。社区矫正理论认为:对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的考虑不应仅仅基于犯罪人本身的行为,而应考虑社会应承担的责任,而社区矫正正是凸现了社会责任方面,并打开了犯罪人回归社会的通道。     

论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如何加强对未成年犯的矫正,建立完善的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体系,使他们能顺利回归社会重新做人,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发生,是社区矫正工作的重要任务。     

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词

主导与引领有着本质的不同。引领必须从隐匿在主导的影子中游离出来,才能使主导增强针对性,也为引领性与多样性关系进入正轨提供条件。当代中国不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去主导、而只能去引领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有两个层次: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二是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必须要体现人文精神的时代特征、时代精神的人文特征和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并注重对耻感的张扬。     

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区矫正制度

起源于英美国家的社区矫正制度,移植我国本土的时间不长,但作为一种具有人性关怀执法理念的行刑方式,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却大有推广应用价值。中国正于处于社会转型期,这期间的社区矫正工作必须量国情而行。既要准确认定社区矫正的内涵与价值,又要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中国现状。只有如此,才能构建出切实可行的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社区矫正制度。本文分三部分对上述问题逐一展开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