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救济体系框架及改革问题实证研究

本文聚焦于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救济体系,从实证角度出发,通过对以往案件及DSB报告的深入考察,梳理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救济体系法律框架。在研究WTO成员参与该体系的态度和行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WTO该如何利用该体系有效促使DSB裁决的履行。针对近年来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救济体系暴露出的不足与成员方争议的焦点问题,对该体系的未来改革趋势提出了思路和建议。     

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私人诉权的探讨

WTO的主体是国家及单独关税区 ,私人不可能在其争端解决机制中行使诉权 ,将其与主权国家间的争端交予DSB处理。但鉴于私人作为国际贸易主体的地位愈来愈突出 ,为保护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合法权益 ,并有助于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非政治化 ,允许私人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由于目前处理国家与私人间争端的国内法以及国际法都不能适用于WTO ,且WTO的成员方普遍没有相关的国内法 ,为使各国公民私人行使此类诉权的标准相一致 ,有必要由WTO作出统一规定。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执行措施的制度性缺陷

WTO争端解决机制虽然被誉为乌拉圭回合谈判成果中一个“最独特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非常完善的机制,从1998年开始对它进行实质性审查以来,各成员方提出的问题已涉及到《WTO争端解决程序及规则的谅解》(以下简称《谅解》)的绝大多数条款。本文拟结合WTO争端解决的实践,对争端解决机制中执行措施存在的缺陷进行简要剖析。对建议或裁决的执行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报告,经DSB通过后即成为正式的建议或裁决,这些建议或裁决能否得到执行,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键所在。鉴于此,《谅解》第21(1)条强调指出:“为了确保有效解决争端…     

WTO争端解决法律性质分析

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被誉为“WTO皇冠上的明珠”，而其中的司法程序是其最为核心的部分。WTO争端的司法解决是促使世界经济秩序从以“实力为基础”逐步发展为以“规则为基础”的保障。我国作为WTO新的成员方将利用其程序规则维护我国的经济权益，并将在参与争端解决的活动中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和完善。     

WTO专家组报告的法律效力探析

WTO专家组报告的效力对维护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意义重大,它与司法判决及仲裁裁决均有不同。裁决报告因其自身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必然与国家主权产生一定的关系。本文认为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使各成员方都能接受DSB裁决报告,专家组程序就必须保证公正和正义。结合DSB裁决报告效力的特性,我国完全可以在熟悉WTO程序规则的基础上,运用裁决报告的效力特性,安排起诉和应诉策略。     

非WTO法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适用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具有充分的理由适用非WTO法,DSB解决争端的实践表明非WTO法在WTO争端解决程序中具有广泛的效力。非WTO法不仅可以使专家组中止管辖权,甚至在更多的情况下使专家组拒绝管辖,而且非WTO法能有效地证明某些违反WTO规则的做法具有正当性。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发展中成员方的待遇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关于发展中成员方特殊和优惠待遇的条款为贸易争端解决提供了一个公开,公正和公平的场所以及灵活而不失有效性的合作机制。本文首先对DSU中关于发展中成员方的特殊优惠待遇条款进行了分析,论证发展中成员方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真正的特殊优惠待遇,最后提出一些完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建议。     

国家主权让渡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发展--兼评外经贸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贸易壁垒、反补贴、反倾销的三个规定

全球化使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减弱,不得不在一些领域限制或让渡其主权。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成员方自愿放弃司法豁免权使WTO争端解决机构可对其行使管辖权,这恰是主权让渡的体现。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引进私人诉权及使国家主权在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决执行机制方面进一步让渡,以保证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贸易争端得到更公正合理的解决,使可能引进的私人诉权得到有效体现。     

如何代理世贸争端纠纷

世贸争端解决机制的现状曾有专家说过，如果没有一个解决争端的办法，任何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将因为其规则无法实施而变的毫无价值。WTO１９９５年成立时，成员方充分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因此，设计了WTO争端解决机制，具体包含在《争端解决程序与规则谅解录》（谅解录）中。它引进了一个具有明确步骤的合理的程序。如协商、设立专家组、审理、上诉、执行。案件的审理少则１年，多则１５个月。WTO协议强调迅速解决争端对于WTO的有效运行至关重要。因此，还特设了DSB（争端解决机构）。它有权成立专家组审理案件，采纳或否决专家组…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法庭之友”问题

自1995年WTO组织正式建立以来，WTO争端解决机制经历了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经有330件争端被提交给WTO的争端解决机构（Dispute Settlement Body，DSB）解决。现在来看这一已经运作十年的机制，我们可以这样评价它：“这一制度是成功的，同时，这一制度还是不完善的”。一方面，与其前身GATT相比，WTO争端解决机制克服了前者所固有的缺陷，它以规则为导向，具有“司法化”的特征。它的建立使WTO法律如同装上了牙齿，这从该机制成立十年以来的受案数量己大大超过GATT机制四十七年的受案总数就可以看出。另一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由于是从旧体制中脱胎的，机制本身并非完美无缺，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漏洞和不足。     

寻找WTO法中的比例原则

虽然国内外学者公认非歧视、透明度及自由化原则是WTO法的基本原则,但对WTO法基本原则的范围及其适用并没有达成一致,而这其中一个最大的争议就是欧洲大陆学者所主张的比例原则是否是WTO法的原则。美国政府及学者对此一般都持反对态度。中国学者研究这一涉及国际法基本理论问题的人还比较少,通过寻找WTO法律文本中体现比例原则的规定和WTO争端解决机构裁决中对这些规定的应用和分析,证明比例原则在WTO法中确实存在,它不但可以在平衡不同的政策目标,削减贸易壁垒及限制贸易报复水平方面起重要作用,而且作为一个工具性原则能起到其它原则起不到的作用。比例原则应该成为约束成员方政府行为及指导WTO法发展的基本原则。     

我国刑事赔偿制度归责原则反思

对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我国有学者主张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有学者主张适用违法责任原则,还有学者主张适用结果责任原则,等等。这些原则在解决应否赔偿的问题上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刑事赔偿制度与一般侵权赔偿制度有重大区别,刑事赔偿程序由国家向受害者支付赔偿费用的程序以及追偿程序两大程序构成,这两大程序应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前一程序应适用结果责任原则,后一程序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我国国家赔偿法对刑事赔偿归责原则的规定存在严重缺陷,应当进行彻底重构。     

GATT/WTO下的环境——贸易争端评析

随着国际环境法的发展 ,GATT/WTO受理的环境———贸易争端呈现出三个阶段的变化。发达国家扩展其国内环境法的域外效力而与致力于经济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产生贸易冲突 ,使这类争端日益增多 ;GATT/WTO争端解决机构适用法律时逐渐接受环保理念 ;争端解决机制通过一系列改革逐步提高了处理环境与贸易交叉问题的能力。但是 ,GATT/WTO的贸易法原则和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解决环境———贸易争端的理想机制。     

美国环境犯罪严格刑事责任的演化与评析

为了确保食品、药物及环境等涉及公共福利领域的安全,美国法院发展并确立严格刑事责任制度,该制度包括公共福利犯罪原则和有责任的公司管理人员原则。确立环境严格刑事责任的目的是确保刑法在保护环境和促进环境法遵守方面的效率。公共福利犯罪原则和有责任的公司管理人员原则减轻了美国起诉部门的证明责任,降低了司法成本,同时提高了犯罪的成本,增强了刑法的威慑力。这体现了美国环境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利益保护优先和效率优先。     

司法裁判引证法律学说的功能研究——基于生效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法律学说是连接立法与实践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桥梁,也是推动司法与社会互动的知识引擎和理论动力。学者的学术观点是法律学说的直接体现。在我国,存在司法判决引证法学学者观点的现象。实证研究表明,268份样本裁判文书中,有60位法学学者的观点被引证307次。法律学说在裁判文书中发挥着解释法律、论证说理及补充法律漏洞等作用,从而增强法官对法律事实性质或裁判结果判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升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从应然层面来看,法律学说要为司法裁判提供可能的参考答案,为司法裁判提供有效的法律方法以及通过司法裁判总结科学的司法规律。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表明,虽然司法判决可以成为法律学说的“试验田”,但是从主题任务和实践立场两分的角度看,法学与司法的适当分离是法治持续进步的阶梯。     

试论WTO和人权的可协调性

WTO与国际人权规则的关系愈来愈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许多人权规则将直接或者间接影响WTO的运作 ,并为WTO和其规则发展提供指南。这些规则对WTO成员应当有一定的约束力。事实上 ,许多涉及人权 ,特别是经济权的规则已经被WTO规则接受和承认。WTO和人权关系的焦点在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等级或者从属关系 ,即国际人权法是否有高于WTO规则效力的问题。从国际立法角度讲 ,WTO规则和国际人权法均为独立的国际法体系 ,但已经成为国际习惯法的某些人权规则有高于WTO规则的地位。从WTO的宗旨看 ,至少人权中的经济权是WTO追求的最主要目标之一。WTO和人权的关系应当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达成协调和统一。     

试论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律解释权

根据WTO的规定,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对WTO协定和多边贸易协议进行解释的专有权力;而专家组与上诉机构也可以在解决具体争端过程对WTO涵盖协议进行解释。作为争端解决报告的一部分,专家组与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对争端当事方具有约束力。但由于WTO不存在严格的"遵循先例"原则,因此争端解决机构在特定案件中作出的法律解释在法律上也不具有先例效力;然而却具有事实上的先例效果。由于争端解决报告在事实上的先例效力,引发了关于争端解决机构"造法"的问题,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争端解决机构超越权限进行法律解释。     

Canada ordered to implement WTO ruling against "stockpiling" of generic drugs

In the last issue, we reported on a mixe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ruling regarding Canada's patent laws, based on a complaint by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join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March 2000, a WTO Panel accepted the provision in Canada's Patent Act that creates an "early working exception" to patent rights--in other words, that allows a third party to use a patented invention during the term of patent protection, as long as the use is for obtaining regulatory approval of an equivalent product to be sold once the patent expires. This was an important vic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owing earlier access to generic versions of patented drugs.     

“需要国家干预说”的法哲学分析

“需要国家干预说”是 20世纪中国经济法学最重要的学说之一。有限理性假设、国家适度干预、经济民主、社会公平、经济法治是其基本的法哲学叙事立场。国家是干预需要的满足者,“需要”是通过干预重建经济自由秩序的法律理由。国家超越市场利益关系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国家干预由此构成经济法的基本哲学范畴与法理标志。经济宪政哲学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哲学进路,通过经济民主机制设定的干预才能避免经济专制,国家与社会成员共同分享经济权力才能保障干预的社会性与民主性,干预的达成并非一定为了公共,公共中的个体主义是结成公共的价值指引。     

中美知识产权“刑事门槛”争端的法律问题

2007年4月美国就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机制问题提交WTO争端解决机构(DSB)以寻求解决。这是DSB受理的第一起就知识产权刑事保护机制问题所引发的争端。本案的争议核心是如何解释作为"刑事门槛"的《TRIPS协定》第61条所规定的"商业规模"。通过DSB解释实践,可以看出,"商业规模"的解释主权应属各成员所有,但解释边界受《TRIPS协定》第61条相关条件的限制,中国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立法机制符合《TRIPS协定》,没有必要继续下降"刑事门槛"。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的施压应由单纯要求"降低刑事门槛"转变为"如何在降低正版产品的价格情况下加大对盗版的刑事打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