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利用型”人工智能犯罪风险及治理

人工智能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犯罪风险。近年来"工具利用型"人工智能犯罪时有发生。该类新型犯罪以人工智能为技术工具,存在着入门易、效率高、应用场景多等特点。为有效预防、打击、控制"工具利用型"人工智能犯罪,政府职能部门应当采取相关对策措施,引导人工智能行业自律发展,并以新技术应对新犯罪,做到"未雨绸缪"。     

犯罪控制的结构性风险解析

由于犯罪控制自身结构风险性的存在,犯罪控制体系并不能有效治理犯罪,或者成为引发更多犯罪的制度性风险源,或者导致控制效益的低下,甚至演变成犯罪控制的危机。结构性风险由控制主体、控制措施与控制客体的自反性引发,因此,从这三个方面解析当犯罪控制在运行过程中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并直接或者间接地产生了不利于安全与秩序的最终后果时,该犯罪控制体系就存在结构性风险。     

风险社会视角下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治理研究——以江苏省丰县爆炸案为切入点

风险社会中,频发的个人极端暴力犯罪案件敲击着中国社会的风险认知能力,丰县爆炸案的发生对犯罪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犯罪生成结构的复杂化与犯罪控制疲软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犯罪治理策略存在系统性风险,通过研究风险社会中犯罪发生的机理,形成犯罪风险与犯罪治理相契合的影像,从而有效地规制与惩戒极端暴力犯罪。     

云存储环境中“接触控制”模式在著作权保护中的适用

在云存储环境下,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面临着极大挑战,为有效规制对作品的"消费性使用"和无载体传播行为,我们需要采取一种新的"接触控制"模式。维护著作权人的正当利益是"接触控制"模式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但该模式本身也存在风险。在云存储环境中完善"接触控制"模式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著作权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     

“互联网+”背景下金融犯罪的特点及防控对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业正加速进入到一个向互联网模式转型运营的阶段,并由此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互联网+"金融创新模式。然而,风险与机遇并存,由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各类金融创新活动自身处于方兴未艾的探索阶段,现实中存在着诸多监管问题和违法犯罪风险。我们试从当前"互联网+"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出发,结合相关刑事法律研究和工作实践,探析"互联网+"背景下金融犯罪形势特点及防控对策。     

侦查阵地控制的困境与出路

侦查阵地控制是通过防范犯罪人员经常涉足的吃、住、行、销等场所达到侦查破案、控制犯罪的方法和措施。传统的阵地控制有突出"行业管理"的金华模式、"特情管理"的上海模式、"规范管理"的天津模式。当前我国的阵地控制由于行业自身比较复杂、行业审批的取消、行业管理体制不顺、大量黑市市场的存在、缺乏比对样本等因素,阵地控制难度大。未来阵地控制的发展必须建立在阵地控制规范化、阵地控制网络化、阵地控制信息化、阵地控制技术化和协作化的基础之上。     

浅析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缺失

由于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理论存在"先天"不足,而我国理论界对刑事诉讼法法理研究主要是围绕该理论而展开的,导致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对被害人的诉权存在一定的缺失,此种上层建筑的理论瑕疵势必影响立法实践中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障,以致发展为国家变相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因受到帕卡的犯罪控制模式与正当程序模式理论影响存在的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不足,以期开拓理论视野。     

论我国犯罪学研究对象的结构性缺失

我国的犯罪学应控制和减少犯罪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学科任务决定了犯罪学的研究对象是犯罪现象,但是,当前我国犯罪学对犯罪现象的研究存在着结构性缺失,即注重对"初级犯罪现象"的研究,忽视了对作为犯罪对策效果的"次级犯罪现象"的研究,从而导致犯罪学理论体系在完整性上存在缺陷。要完善犯罪学研究对象的结构性缺失,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在理论上构建犯罪(刑事)学科一体化;在实践中加强对犯罪对策实施效果的实证研究。     

“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研究北大核心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新阶段后的改革目标。在国家治理的总项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逐渐具备了治理现代化的意蕴。在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可以分解为"犯罪威慑功能"、"犯罪风险感知和治理功能"以及"犯罪黑数挖掘功能"。要充分发挥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必须减少对运动式执法的依赖,更加注重政策协同。     

论以暴治暴与以教治暴的统一性

暴力犯罪是以暴力为手段的犯罪类型。它是一种严重危害社会安全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种类。对暴力犯罪的有效治理,直接影响社会治安形势,历来是治理犯罪的重中之重。以暴治暴和以教治暴是治理暴力犯罪的两种基本的治理策略。以暴治暴侧重于治理暴力犯罪的强制性,以期达到“以毒攻毒”的治理效果,主要是一种外在的硬控制。以教治暴强调治理暴力犯罪的教化性,以期达到“以柔克     

网络传销犯罪侦查模式研究

网络传销犯罪作为传统传销犯罪的"升级",具有涉众广泛、传播迅速、高度智能和高度隐蔽等特点,相比于传统传销犯罪,网络传销犯罪的社会危害更大,侦办难度也更大。目前,在网络传销犯罪的侦办方面,传统的侦查模式存在着侦查介入过于被动、侦查协作机制不全、侦查取证手段落后和侦查公开把握不好等诸多问题。为有效打击和控制网络传销犯罪,须对传统的侦查模式予以改革,在侦查立案方面,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在侦查协作方面,变"单兵作战"为协同作战;在侦查取证方面,变侦技分离为侦技合一;在侦查公开方面,正确处理侦查秘密与侦查公开之间的关系。     

“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新阶段后的改革目标。在国家治理的总项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逐渐具备了治理现代化的意蕴。在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可以分解为"犯罪威慑功能"、"犯罪风险感知和治理功能"以及"犯罪黑数挖掘功能"。要充分发挥综治体系下侦查权的犯罪控制功能,必须减少对运动式执法的依赖,更加注重政策协同。     

青少年犯罪的社区控制模式之提倡

青少年犯罪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与吸毒贩毒、环境污染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社会公害。在我国,主要以国家正式控制为根基的传统的青少年犯罪控制模式已捉襟见肘,穷于应对。为有效地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必须转换视角,重视市民力量在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中的作用,构建青少年犯罪的非正式控制模式———社区控制模式。     

“治本安全观”语境下应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问题研究——以百余件未成年入网络犯罪案件为例

信息化时代带来的网络风险成为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主要诱因,面对网络风险社会,网络犯罪未成年人具有双重属性,既是犯罪人,又是受害者。采取"分类+分级"的模式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予以划分,制定个性化未成年人矫正方案,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避免未成年人重新犯罪,贯彻落实新时代"治本安全观"有重要意义。     

论侦查控制意识

侦查控制意识是侦查措施具体运用时重要的战术意识。尤其是在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犯罪、毒品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以及各类经济犯罪等复杂案件的侦查工作中,如何争取主动、抓住战机,如何有效获取证据、一网打尽,如何减少查缉风险等等,一直是困扰着刑事侦查工作的主要问题。而合理地运用侦查控制原理,有意识地掌握控制的方法和尺度,并在控制下进行侦查或采取相关行动,是做好刑事侦查工作的关键。     

信息化时代阵地控制探讨

作为刑侦基础工作之一的阵地控制,是侦查机关实施"从人到案"侦查模式的重要措施,在侦办侵财犯罪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伴随着社会信息化、数据化水平的提升,阵地控制工作一度遭到质疑甚至否定,存在着控制范围扩大、控制能力弱化、手段更新缓慢等现实问题。侦查阵地控制工作必须与时俱进,通过对网络侦查阵地控制和拓展信息化侦查手段,来破解阵地控制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发挥阵地控制工作在侦查破案中的应有作用。     

风险社会下的刑法立场

风险刑法从"风险社会"出发,提出刑法应当成为风险控制工具,主张法益保护早期化和刑罚处罚范围扩大化。但是,风险刑法理论自身存在诸多质疑之处。首先,作为其理论来源的"风险社会"并非真实的社会状态,对于风险的理解也存在误区。其次,风险刑法将风险的人为性和不确定性作为其立论基础,但是从这两方面并无法推演出风险刑法之主张。再次,预备犯、未遂犯犯罪化以及危险犯的出现并不能反映风险刑法之趋势。最后,风险刑法自身内含与自由保障价值冲突的局限。因此,风险刑法有借"风险社会"之名,扩张刑法范围的嫌疑。我们应当正确认识风险社会所带来的法益变动和社会治理观念变革对刑法的影响,坚守刑法的谦抑立场以回应风险社会的到来。     

从动机到机会——犯罪地理学的兴起

鉴于对"以人为主"的犯罪防控模式的反思,通过环境控制犯罪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随着地理信息系统的不断普及,一门新的学科——犯罪地理学逐渐形成。该学科通过研究犯罪与空间环境的关系,探索环境设计对犯罪的制约作用,并力图通过改善环境来预防犯罪。犯罪地理学的兴起,在欧美等国促进了新的警务应对模式的成熟,对我国的犯罪预防将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犯罪制图:城市犯罪风险分析的新技术与新挑战

城市犯罪风险分析系"平安建设"量化决策的重要基础。由于城市犯罪与空间环境存在密切关联,源自犯罪地理学的犯罪制图成为分析城市犯罪风险的新技术。依托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犯罪制图技术,能够以犯罪热点探测的方式识别风险,以数学建模等方法进行风险评估,以时间序列模型等手段进行风险预警;同时,基于犯罪制图的风险分析给综合治理带来很多新的要求,故如何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背景下适用及推广犯罪制图技术成为亟待关注的新问题。     

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文化解读

文化的世界是抽象的人类世界,是符号的世界,站在不同的立场可以进行不同的解读。中国传统的刑法文化存在着复杂多样甚至是矛盾冲突的多重性格,既存在着"慎刑"主义与"重刑"主义的对立,也存在着泛刑主义和泛道德主义的文化争鸣,儒家思想和法家学说分别是这两种法制现象的理论源泉。正是这种兼容的多元文化传统为后世的刑法实践提供了多元的选择,也为我们对犯罪的预防对策和控制模式提供了研究上的启发和帮助。我国现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不完全是学习西方——"拿来主义"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