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从事实层面上看，正是“道德法律化”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判决结果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论中西司法道德

司法道德是指法官、检察官、警官等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的总称。司法道德并不是一种纯粹的道德规范，而是一种带有相当强制性的“准法律”，它介于法律与道德之间，体现了“软性约束”与“刚性约束”相结合的特点。借鉴西方司法道德的理论与制度对中国的司法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少杀慎杀”的前提是“当判必判”

在很多学院派专家的眼里，礼教伦常的沿袭，是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之最大壁垒，譬如“杀人偿命”的朴素正义观等。于传统社会而言，法律秩序与伦理道德本就难分清楚；于现代法治社会来说，法律与道德必须有明确的分野。今天的中国，刑罚轻缓化图景已日趋鲜明，少杀慎杀，早就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价值取向。     

我国法律职业伦理建构的德性要义

强化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建设对于提升法律职业道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近代以来法律由以德性和人格为中心转向以原则和规范为中心。我们对法律职业伦理的关注不只是规范，同时更是规范的理由。法律职业经过“公正”这一终极价值的范导，选择了一致同意的道德契约，由此构建了人类社会的司法制度。公正之运用，既可生存于司法亦可毁灭于司法。法律职业的道德目的是衡量一切行为的道德善恶或道德价值的标准。只有当拥有创造性特征的道德实践行为引起实践变化或对实践做出贡献时，才能被视为道德批判的对象和目标。我们绝不能低估我国法律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的重要性。中国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当务之急，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法律职业伦理信念及其表达，需要同时做出两方面的努力：既要指向法律职业伦理制度的规范化、合法化、合理化以及正当性本身，又要构建作为法律职业德性素养培育载体的法律职业伦理新框架。     

坚持公正司法的“321”原则

第一，“3性”原则优化司法理念。司法理念的“3性”原则意味着中国司法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和宪法法律至上，就是坚持司法的政治性、人民性和法治性。要坚持司法的政治性，但不能坚持司法的政治化，不能以政治化方式来实现司法价值和功能；要坚持司法的人民性，但不能坚持司法的人民化，     

作为专家证人的语言学家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的价值

法学与语言学的日趋融合，法律语言学成为人们研究的热点，语言学家的价值也日益凸现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从立法层面观之，法律语言学家的介入将使法律文本更能体现其应有的文体特征，有助于改变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立法失范化状况；从司法实践层面而言，语言学家的介入，将有助于解决因法规、合同等法律文本的不同诠释而产生的争议，使司法活动更合乎正义性要求。建议我国法学界给予语言学家施展其专业才能的空间，以此肯定语言学家的地位和价值，这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现有的专家证人制度，从而实现法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双赢”。     

论司法政策及其法治使命

司法政策是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司法政策的探究，既要遵照政策和司法政策的一般理念，也要根据国家实在法有关政策的具体规定，还要沿循既有政策制定和落实的实践。司法政策可两分为“法定司法政策”和“依法定司法政策”,两类司法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效力虽皆不同，但都不影响司法政策对当下目的的关注和追求。我国的政策及司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作为法律要素而存在，相对法律，其具有明显独立性。就司法政策而言，其制定主体多元、法律根据欠缺，因此，在法律上完善司法政策，是保障其在法律原则、规则前提下，实现“具体法治”“效率法治”“实质法治”使命的必由之路。     

能动司法的理性思辨

能动司法是司法活动的新理念。能动司法的政治道德基础是司法的人民性、民主性。能动司法的内在价值是实现司法的正义与高效。本丈通过对能动司法法律价值的分析，澄清人们对能动司法的错误认识，增强司法机关贯彻能动司法理念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促进司法和谐。     

社区司法与刑事司法的双系耦合简

社区司法作为社区主导下的新型司法范式，因为其融法律与道德、实体与程序、惩罚与矫正、恢复与救助、协商与调解等复合功能，在完善基层民主治理方式和凝结社区核心价值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由于社区司法与国家刑事司法在处理犯罪问题上具有不同的操作向度，彼此间互有分工又互有联系，因此构成双系耦合。作为调处社会矛盾的自治型司法机制，中国社区司法的模式和运行系统亟待适应当地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社区司法中“社区”在司法活动中应处于基础性地位，且主导基于社区的各种司法形式的运作。     

对新加坡“亚洲价值观”的思考

新加坡政府继承和创新儒家思想，创造出具有新加坡民族特点的价值观——“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构建社会主叉核心价值体系，打牢全社会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动社会文明进步；加强官德教育，带动社会整体向前发展。     

“大生态观”的现代价值向度——对“生态文明”的一种理解

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表征了人类文明史的逻辑进程.人从根本上是自然发展的产物,是“大生态动物”.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就是世界的改变.发达工业文明造就的“单向度的人”是对现代“文明人”的价值伤害.伴随“丰裕社会”消费时代的娱乐精神,人陷入到了“消费的迷阵”,倾倒在拜物教盛行中,甘愿成为受物欲奴役迷醉的“消费型动物”.和合的社会伦理价值将一种生生为大“天人合一”的大生态观与“究天人之际”贯通起来,通古今之变.期望人类的“生活方式生态化”与“人际关系生态化”的价值转向.     

面子文化下的权力再生产——基于社会互动与资本交易的理论视角

在中国，“面子”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产物，也是人际互动中重要的社会资本。面子资本参与权力再生产的过程类似于资本交易，其本质是将行政权力异化为权力资本，并将公共利益异化为特殊利益，其结果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公正和政府的合法性。从文化传统本源审视，这一现象与国人对儒家道德主张的形式化理解、以及我国传统人伦社会的特征紧密联系。要阻遏其造成的破坏作用，需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利益协调与表达机制．明确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     

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了”

本文从司法审判的特点、说服责任的性质与和谐价值的实现等方面。探讨了它们与“案结事了”的关系。在法治社会。法院的角色是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解决社会争端。诉讼各方必须履行说服责任,才能使法院判决具有可接受性,使争端得到终局性解决。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不应以调解优先,而应以增强证据意识、完善证据制度来实现案结事了。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强化公诉人的说服责任,达到使事实认定者确信无疑的证明标准．才能减少冤假错案,实现案结事了。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体现和谐价值的“不能采纳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才能避免“善有恶报”、“案结事坏”的恶果。     

道德难题与立法选择——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及实践检讨

传统的法律道德主义者认为国家对道德事务享有判断权,并且在必要时为了保护社会可以动用法律限制公民的道德自由。然而该理论却无法回应"道德民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评,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新法律道德主义理论尽管精致,但仍然面临着"帕累托挑战"和"权衡难题"。有关法律道德主义的主要争议并不在于道德是否能够入法,而在于其入法的限度和具体方式。中国的立法、执法及司法的各阶段中均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法律道德主义形态,隐藏于其背后的"道德的法律强制"值得警惕,我们无法一劳永逸地确定出一条自由社会的道德底线,而注重各种价值之间的权衡却实属重要。     

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道义补偿责任——兼论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的建立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的建筑物抛掷物、坠落物致害补偿责任的性质不是侵权责任,也不是公平责任,而是道义补偿责任。该道义补偿责任的适用范围,受到“建筑物”、“抛掷物”或者“坠落物”和“难以确定”三个方面的限制。其责任限制又主要通过抗辩举证、数额确定及责任分担来实现。另外,建议将该道义补偿责任纳入强制责任保险的范畴,并由法定责任主体通过物业费代为征收的方式予以缴纳。     

More history "lite" in modern American bioethics

This article revisits a disconcerting phenomenon. The history of prominent 17th and 18th century moral theorists who exhibited disapproval of all forms of suicide is well known. Nevertheless, there are many bioethicists who continue to claim that either these moral theorists never actually opposed suicide, or that they never believed in the inalienable right to life and liberty that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secular moral opposition to assisted suicide. These erroneous claims evince an improper historical methodology. They originate from the bioethicists' inaccurate quotation of the moral theorists and also from the bioethicists' unwillingness to understand the moral theorists in their relevant historical context.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is attempt to obfuscate the true history of 17th and 18th century moral theory may also be removing a line of inquiry from originalist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that Federal Courts have a duty to engage in.     

以“信息化、工业化深度融合”为引领 推进“四化”同步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四化＂同步发展是今后发展的重大政策导向。＂四化＂同步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内涵。现阶段,我国＂四化＂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的不均衡性。同步推进＂四化＂的根本要求是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互动发展;以新型工业化引领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是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的关键。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论幻觉与迷”一章法理释读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尼采思想发展第三阶段中最为成熟的作品,尼采本人亦将其称作"第五福音书"。聚焦于该书第三卷,"论幻觉与迷"一章囊括了尼采思想殊为重要的三个方面,即在隐微术背景之下人的"上升"、"复返"、"形变"。本文通过梳理"论幻觉与迷"的内容意涵,管窥尼采思想的总趋势,从而对"上升"、"复返"、"形变"这三个形异而质联的概念形成一些认识。     

“道德银行”的困境及其伦理启示

"道德银行"是近年来推出的旨在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一种创新式的方式,其伦理实质是用一种功利化的方式推进美德建设."道德银行"的实施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上的双重困境:在理论上,"道德银行"与美德存在着内在的冲突;在实践中,"道德银行"容易产生伪善."道德银行"所产生的困境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是:道德建设应合理地明晰道德的层次,结合道德自身的特点;道德建设尤其是美德建设不能采用功利化的推行手段;应在充分考量现实道德生活环境的基础上合理地运用不同的伦理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