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乾隆时期官吏贪腐现象

乾隆时期涉贪官员之多,范围之广为整个封建王朝之前所未有。侵贪方式之多种多样,腐败奢靡之风之盛行,使看似一片大好的康乾盛世正处于衰败的阴影中,贪污腐败现象正侵蚀着巅峰时代的大清王朝。乾隆皇帝尽管多次实行吏治整顿和贪污犯罪的打击措施,但浓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时宽时严的处理方式,让清朝在廉政的道路上愈发的背道而驰。本文将通过几个方面来研究乾隆时期官吏的贪腐问题,看清清朝极盛背后的隐患与危机。     

颜伯焘:从嘴上抗英到撒谎度日

清朝时期,广东连平县的颜伯焘家族在当地名气很大,因为整个清朝268年,颜氏家族祖孙三代都曾官居督抚,这在广东可谓凤毛麟角. 颜家"祖孙三代皆督抚",指的是颜伯焘祖父颜希深在乾隆朝先后担任湖南巡抚、贵州巡抚和云南巡抚,其父颜检曾在嘉庆年间担任直隶总督、漕运总督,颜伯焘本人则在道光年间担任过陕西巡抚、云南巡抚及闽浙总督.     

略论西汉的“严于治吏”及其影响

“严于治吏”的精神在汉律中有深刻的反映。从零星记载的汉律条文中可以窥见:在汉代,“严于治吏”的主要表现是制裁各级官吏的渎职、失职行为;严惩各级官吏的经济犯罪活动;约束官吏结党营私、朋比为奸等等。     

吏治为百治之首

吏治，指通过对官员作风和政绩的考核，从而形成的对官员选拔、任免、监督、弹劾、惩戒的体制。吏治的实质是通过对官员队伍的治理，进而达到对国家的治理。国家的治理，实则是治吏。吏治是否清明，实属国家盛衰之系，安危之计，存亡之道。吏治为国家治理之源头，吏治为百治之首。江泽民同志指出：“历史事实说明，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原因。”当前，吏治腐败已成为影响人心得失的主要矛盾，已成为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已成为制约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要澄清吏治，赢得人心，必须选…     

秦汉时期官吏政绩考核制度考述

中国古代官吏政绩考核制度始建于秦汉时期.秦汉时期的官吏政绩考核制度,考核内容和标准从重视品德到综合考核品德和治绩;考核管理机构从无到有;考核方式主要是上计制度;奖惩措施根据考核结果实施.相比于先秦时期,秦汉时期的官吏政绩考核制度体现出许多创新之处,同时又有历史局限性,应客观评价.     

西汉官员选举责任刍议

西汉建立之后,统治者重视人才,继承了秦朝的选官制度。为保证官吏选举的合理性和避免随意性,选官制度中明确规定了选举者的权利和责任,使选官者和被选者之间形成连带责任关系。这一规定在西汉不断发展和普遍执行,对防治吏治腐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穆彰阿与道光朝捐纳

道光朝士民捐纳始于河南巡抚鄂顺安,后由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说动道光帝以"海防捐输"的形式在全国大规模实施。道光朝捐纳,只看银两不问流品,长达九年而不止,致使道光朝吏治腐败不堪,也进一步加速了清王朝中期衰败的进程。     

清代陈廷敬的监察思想

陈廷敬在清初曾两度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一职。其任职期间,将以民为本、克己奉公作为监察的指导思想,针对监察的主体、监察的对象、监察的目的、监察的职责及监察的程序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力图实现监察官吏恪尽职守、行政官吏廉洁奉公、考课铨选严明公正、监察程序精简高效的目标。陈廷敬的监察思想在察吏安民的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起到了澄清吏治、便民利君的作用,丰富了传统监察思想体系。     

王船山廉政思想述略

王船山在分析封建官吏腐败原因的同时,提出了“省官以清吏治,增俸以责官廉”的主张,提出反腐倡廉要抓住问题的关键,即严惩上官,主张设立谏官,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王船山的廉政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仍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良法、围墙和第三条道路——论明代吏治对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启示

作为良法的官吏法和作为围墙的监督机制是明代吏治在文本上的最显著特征，但在实践层面，明初吏治清廉的效果却没有一以贯之。究其原因，明代始终没有找到一条兼顾法律和道德的“第三条道路”。以史为鉴，我国当前的公务员制度建设不仅需要加强立法和监督，更需要通过制度的创新，使官员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远离腐败。     

现代英美文官制度的两次重大改革

英美文官制度建基于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1854年对"恩赐官职制"旧官吏制度的改革,创立了西方最早的文官制度.美国1883年对"政党分赃制"旧官吏制度改革,确立了美国文官制度.英美文官制度建立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并且与各自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相适应的传统文官制度模式.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技术革命开拓了广阔的社会事业范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强化了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和管理社会公共事业的扩大,使政府活动内容趋于复杂多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英美传统文官制度暴露了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为了加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有效地实现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藏区社会治理问题探析——以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为中心的考察

云南藏区社会由于民族、宗教、地理等多种原因,在历史上,其社会治理表现出相应的民族性、地域性和特殊性.20世纪50年代以后,云南藏区的社会治理与历史上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个社会中秩序形成主要受到纠纷解决机制选择的影响.这个时期,国家在云南藏区对社会纠纷解决机制进行了新的发展.这种发展的作用表现各不相同,随着我国民主、法治的推进,总结云南藏区50多年来社会治理的经验,提出新时期的社会治理对策,将对构建和谐云南藏区、和谐民族地区和和谐边疆等都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当前农村“村官”腐败问题与对策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经济腐败、失职渎职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道德腐败。“村官”腐败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还引发出干群矛盾甚至群体事件,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村官”腐败与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于一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机制：一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村官”拒腐防变能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村官”廉洁从政行为：三要强化监督管理,保障“村官”权力正确运行;四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村官”腐败违纪成本;五要深化改革创新,消除“村官”腐败的滋生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有效地遏制“村官”腐败。     

切实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 ,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依法治国 ;同时 ,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在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中 ,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至关重要 ,是落实“以德治国”方略的关键。古人云 ,“政者正也”,这说明 ,官吏的道德建设尤为重要。以往的统治者在讲“以德治国”时 ,其实是在治吏 ,其着眼点在官吏的道德建设 ,要求执政的各级官员仁义施政 ,澄清吏治。的确 ,在一个社会中 ,执政的官员首先要讲道德 ,我们今天讲“以德治国”也是…     

漫话历代科举

正众所周知,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公元581年～618年),是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所创立。它通过公开考试、公平竞争,然后择优录取国家官吏,使无数出身平民阶层的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步向官场。宋朝诗人汪洙作诗讴歌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非常形象地描述了科举制度改变人生命     

完善我国官员问责制

一、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提出与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对严重失职渎职的官员或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高层官员进行追究和惩处不一而足。例如，1980年“渤海2号”沉船事故发生后，原石油部部长的职务很快就被解除了。国务院还对民航、铁路、卫生等部门发生的重大事故也做出过严肃的责任追究和查处。     

乾隆也颁“限娱令”

乾隆是一个热爱戏曲的皇帝，但又非常热衷于禁戏、限戏。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钦点戏文《喜逢春传奇》有“不法字句”，谕令地方官“查明所有纸本及板片，概行呈缴”，拉开了乾隆朝严厉禁毁戏曲运动的序幕。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11月11日，皇帝又在上谕说，“因思演戏曲本内，     

和珅与清朝吏治

在清乾隆朝曾任军机大臣、御前大臣、又兼吏、户、兵部尚书的和珅,后人大都认为他是个蠹国肥家,结党营私的佞臣,并无什么才能.乾隆也曾一再说:“我大清朝乾纲坐揽,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独断!”他不承认在他治下有能臣,因为能臣是庸主的伴侣;他也不承认在他治下有权奸,因为权奸是昏君的伴侣.他自诩为英主,作为英主的臣子,只能是一些善于转述“人主”意旨并致力执行“圣谕”的工具.乾隆本人确实是以“工具”看待和珅的,但和珅却自有主见,他就在乾隆眼     

中国古代官吏特权与重典治吏的思辨

中国古代官吏享有"特权"及"重典治吏"是当时社会的显著特征.在司法上,官吏享有特权的制度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重典治吏,可从两方面来理解,既有用刑之重,还应包括法规形式的多样与数量的庞大.这看似矛盾的二者,实际上有着不同的调整对象,有着互相承接、互为补充的关系.当前的许多腐败现象可在中国古代社会官吏的特权与重典治吏的相互关系中找到根源.     

清政府对滇南民族认知的推进及民族认知模式研究

本文通过对云南方志中种人内容及滇夷图的研究,以普洱府为具体区域分析清政府对滇南民族的认知推进过程。清朝设立之初,清政府对云南民族的认知主要是承袭明代已有的知识。随着雍正七年(1729)普洱府的设立,清政府对滇南民族的认知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推进拓展趋势,并在乾隆时期达到了高潮,而嘉庆与道光时期政府对滇南民族的认知主要以深入细化完善为主。清政府对西南边疆民族的认知,存在一种“由熟及生——由生变熟——再次由熟及生”的链条状认知模式,在空间上呈现出由东北向西南推进的地理轨迹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