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治理:农村社区治理技术创新及其实现途径

社会治理智能化是新时代社会治理发展的重要方向。农村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信息化水平直接关系到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实现。现代农村社区治理在实践中仍然面临多重困境。具体表现为:需求多样化及差异化背景下的信息收集困难,社会矛盾、风险加剧下的预警防控机制落后,开放、流动下的社会管理、服务力不从心,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下的政府回应不足等多重困境。面对社区治理的诸多困境,诸多承担全国社区治理创新任务的实验区,依托信息技术构建"信息化"治理方式,不仅破解了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的诸多困境,为社区治理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借鉴,还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的提高。从深层次来看,信息技术推动社会管理服务方式的变革、理念的变革、体制机制的变革,内含着人的解放,将个体不断从既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更好的基础与条件,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然,当前社区信息化治理仍处于初级阶段,充分发挥信息技术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实现社会有效治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需要下沉信息网络平台、构建信息回馈系统、打造"微政务"管理服务单元格、形成社区治理主体网络体系。     

末端治理:包容性发展视阈下社会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

农村是国家基层治理体系的末端,是基层及整个社会安定和谐的"压舱石"和"稳定器"。改革以来,乡村步入大分化、大流动、大重组的历史性转型,农村基层治理呈现封闭化、空心化、断裂化的特征,农民阶层分化和利益诉求多元,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势在必行。为破解转型期乡村社会管理困局,一方面需要转变发展理念和思路,着力夯实基层组织和民生建设,从源头上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基层短板"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根据当前乡村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内在要求,从组织体系、技术支撑、政社合作、体制机制方面推进协同创新,走出一条开放融合、权利均等、制度保障、城乡一体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及包容性发展格局。     

开放乡村的现代化治理面向及其实现

农村人口流动与城乡关系互动,在实践层面中展示出我国农村由乡土社会到开放乡村的景象变迁。十八大以来,农村改革强化了制度层面的调整,对开放乡村的实践经验形成确认与引领。基于开放乡村的社会特征,强化治理的有效性是现代化乡村治理的既定面向;基于乡村治理经验,确保乡村治理的合法性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必然要求。村民自治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实践与宪法安排,开放乡村的现代化治理需在村民自治与多元共治的协同中实现。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空心村治理探讨

我国城乡由"统筹"发展到"一体化"发展,体现了我们党对城乡社会关系认识的升华。伴随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农户兼业化、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加强和创新农村社会治理势在必行,通过对全国具有典型意义的空心村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研究,总结新形势下乡村治理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民主建设经验,从而提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重构乡村治理的体制和社会基础,实现社会与现代国家的有机整合的理论设想,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与创造力,为农村发展提供新的理论基点。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生成——以皖北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乡村社会的各种组织中,农村基层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提升其乡村治理能力,对于推进农村各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在皖北地区乡村治理中,农村党组织还存在着基层基础不够扎实、村级财力不足、农村现行管理体制难以适应新变化、群众多元化需求难以满足等困境。以乡村治理的能力要求为引领,要从加强农村党组织队伍建设、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结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重视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等方面,提升皖北农村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     

聚焦“城中村”改造

<正>"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变迁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被动城市化的产物。作为"都市里的乡村","城中村"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影响到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已是当务之急。作为"过渡型社区""发展型社区","城中村"社区治理相较于一般城市社区治理或农村社区治理,其牵扯的利益更加多元,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在治理过程中,必须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现状与前瞻

正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作出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重大部署以来,社区治理创新作为社会体制改革的基础工程、全面深化改革的配套工程和群众感受改革的民心工程,被提到了更高层面、赋予了更多内涵、注入了更大动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基层工作很重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     

乡村精英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社治理结构的转型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民主-自治"的社会治理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乡村社区政治体系边界的乡村精英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如何使乡村精英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保证并充分发挥其在农村中的"守门员"角色,以实现转型社会中所渗透于乡村社区的多种能量间的良性互动,将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应有之义.     

城镇化中的“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探析

在城镇化推动下,乡村社区逐步分化与转型。作为一种新型社区,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既保留着一定的传统农村社区特征,又具有现代城市社区的部分功能,是我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是转变社会中社会力量释放、个体自由发展的新场所,是城乡基层社会的重要链接点,城乡一体化发展及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支撑点。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在推动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实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与城乡社会融合,优化基层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由于制度、体制、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城乡一体型农村新社区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善,进一步发挥其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还须进行相应的改革。     

农村社区分化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杜胜利在《理论导刊》2012年第9期撰文认为，随着改革的推进和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村社区日益分化，不断扩大的村际差距造成了社会流动失序，加深了村庄间隔阂，增大了社会风险，致使村庄治理面临巨大困境。而从国家宏观引导分化程度、村庄内部创新治理机制、探索多样化村庄治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村庄治理，是应对农村社区分化，     

乡村组织振兴的基本逻辑及实现路径探讨

乡村组织振兴由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所决定,实施乡村组织振兴战略,可从根本上解决新形势对于农村基层组织化的冲击。当前,人才均等化需求与城乡二元化配置的矛盾、国家治理有效性与基层民主决定性的矛盾、乡村人才要素紧缺与土地要素挤出效应的矛盾、能人经济与群众智慧的矛盾是制约乡村组织振兴的四对基本矛盾,必须有针对性地予以化解。实现乡村组织振兴,就要夯实乡村组织振兴的人才基础,努力协调国家有效治理和乡村基层民主之间的关系,实现乡村组织振兴的有序推进。     

共治性社区:农村社区的构建及其走向——“L村”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

村民自治所遭遇的治理困境已愈发明显。随着农村社会治理转型与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在农村悄然兴起。L村农村社区的建设经验告诉我们:通过借助国家的介入与村庄内生的合作性共治方式,推进农村社区的合作治理,能够取得明显的效果。同时,共治性社区的治理,也符合当前乡村治理的制度逻辑,从而为当前乡村治理的转型及其今后的走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文本。     

持续加强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正>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治理服务的基本单元。加强农村社区治理服务,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配套工程,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基层政权的重要举措。近年来,我省各级民政部门积极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理念,聚焦改善民生,深化改革创新,在"政社互动"、"减负增效"、"三社联动"等方面成效显著,形成了"江苏名片",在全国产生了     

趋同与共生：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从模仿到自主的演进逻辑与发展因应

城市边缘区社区因寻求社区集体的发展权益、制度配置的优势地位、要素流动的空间正义而选择模仿城市或乡村的社区治理方式,逐渐与城市或乡村社区在治理方式上呈现“趋同”样态。社区治理方式趋同程度加深使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陷入“选择定式”困境,而走出此困境的逻辑是适配自洽所趋同的社区治理方式,引导城市边缘区社区走向与城市、乡村社区治理方式“共生”样态。达成社区治理方式共生的前提是城市边缘区社区实现自主治理,而真正实现自主治理需要对妨碍自主治理实现的弱项展开多维剖析。以身份构建、资产管理、产业运营、职能框架为着力点,明确城市边缘区社区法律地位,规范城市边缘区社区资产管理结构,鼓励城市边缘区社区产业发展,明晰城市边缘区社区共治联系,从而为城市边缘区社区实现自主治理提供保障,为推动城市边缘区社区治理方式与城市、乡村社区治理方式共生创设前提条件,为深化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     

“三农”形势新变化与我国乡村治理转型

"三农"形势变化是推动我国乡村治理体制机制不断变化的基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的调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战略部署下,与"三农"相关的系列改革工作已经启动,这些将加速城乡关系调整、推动农村社会结构变化、促进农业生产方式革新和改变农民行为模式,"三农"形势变化对我国乡村治理提出新的挑战。目前,乡村治理进入农村建设阶段,明确城乡关系定位是推进乡村治理和设计具体政策的根本前提。当前阶段的乡村建设应当定位缩小城乡差距而非取消城乡差别,与之对应的乡村治理要围绕着农村底线建设目标展开。     

农村社区的建设维度及其治理研究

农村社区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社会共同体,也是国家对农村实施行政管理、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平台。我国的农村社区建设包含了行政管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交往三个维度,行政管理维度和公共服务维度是围绕着社会交往维度而展开的,行政管理的革新和公共服务的强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增进农民的社会交往。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应通过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及探索建立开放平等的农村民主协商治理体制,推动建立适应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新型乡村治理体制机制,促进"邻里守望、和谐互助、融合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新形势下强化城市社区的社会治理

正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城市社区社会结构日益多元,社会诉求日益多样,社会心态日益复杂,各类新型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城市社会进入了矛盾凸显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与"社会管理"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蕴含着重要的理念转变。社会治理更加注重主体的多元参与,更加重视运用经济、市场、法律、科技、行政等手段的综合治理。因此,如何通过协同作     

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历程与新时代法治需要

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治理都遵循一定的"法治"精神。这些体现"法治"精神的法既有国家正式法(硬法),还有以国家法为基础衍生出的非正式法(软法),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法治基础,对构建基层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社区治理的内外环境、基础条件不断发生变革,国家战略部署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农村社区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实践中,农村社区治理法治也存在突出问题。新时代,需要从制定城乡社区一体化治理的现代法规、社区经济社会事务分类治理的现代法治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现代社区治理的现代法治框架、社会关系调节及社会行为规范的现代法治规则、居民权利保障及权益维护的现代法治制度等层面出发构筑现代法治,夯实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基础。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社区形态转变——从"村社性"到"城市性"的轨迹

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区的村社性越来越弱,城市性越来越强,乡村社区逐渐向城市社区转变。本文利用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了三种乡村社区类型的城市性特征,集镇社区、新近由农村社区转变过来的城市社区、农村等都仍具有较强的传统社区的特征,表现出了较强的村社性。但由于受到城市化影响程度的不同。三类社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