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的法律规制研究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宪法所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可以通过网络媒体畅所欲言地进行表达,促进了我国互联网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民主法治化进程。但同时由于自媒体本身的特点,公民在利用网络表达的时候,自媒体又给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带来了困惑,例如公众知情权和公民隐私权的冲突问题、自媒体对司法独立审判的影响、各阶层的"意见领袖"是否应该承担起更大的社会责任、网络表达是否应实行实名制、自媒体对网络言论环境的污染等问题。主要从自媒体的特点入手,阐述了自媒体的存在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自媒体进行法律规制的基本原则和立法建议。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政府治理的困境及其消解

自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舆论诉求主要是利益表达、社会情绪表达、网络政治参与和网络社会抗争。自媒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们能便捷地获取信息,更加自由地发表言论;另一方面,舆论环境复杂化、科层制的政府结构与扁平化的互联网结构的不适应性、自媒体场域中负面情绪易放大、自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负面影响等因素,也使网络舆情的政府治理陷入一定困境。为此,政府在网络舆情治理方面要更新理念,以"善治"取代"管制";注重与公众的沟通,搭建政府与公众网络对话平台;加快自媒体监管立法,培养理性网民;建立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机制,提高政府网络舆情应对能力;及时回应,掌握舆情处理主动权。     

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发展态势——基于传媒公共性的考察

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重启了新闻媒体对公共权力的舆论监督之路。进入21世纪,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新闻舆论监督发展迅猛。客观地说,基于中国持存的"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一元体制,二元运行"的媒体制度,在互联网时代,传媒公共性尤其是网络公共性潜能的发挥程度将深刻地规定着中国新闻舆论监督的未来发展态势。     

自组织化的互联行动:集体行动的逻辑发展

历史上,技术进步会对集体行动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信息聚合平台和组织动员工具,移动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影响了集体行动的组织方式,重塑了集体行动的逻辑。当代形式多样化的集体行动中离不开社交网络的推动,而且出现了传统组织的缺位。回应现实,学术界提出了"互联行动的逻辑",强调个性化信息的快速传播和互联网的自组织功能。围绕该主题有一系列的讨论。数字媒体时代的集体行动背后有更为复杂的混合机制。对此的研究不能忽视其社会、政治背景和技术革新的多重影响。     

自媒体时代社会话语生态变迁:生成模式、主体形式与权力结构

自媒体带来的技术赋权打破了信息资源和话语权力的集中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普通个人的信息崛起和话语平权,让"信息社会化"的技术民主变得可能,信息资源开始呈现出泛社会化趋势。自媒体在激活普通个人话语能量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话语生态的变迁。自媒体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话语生产模式、话语主体形式和话语权力结构。传统的"瀑布型"话语生成模式正逐渐让位于"蒸腾型"的话语生成模式,"组织化"的权力主体形式正在向"个体化"的权力主体形式转移,"群言堂"的话语权力结构正在逐渐取代"一言堂"的话语权力结构。可以说,自媒体正在潜移默化地形塑一种全新的社会话语生态。     

以互联网思维助推领导力提升

<正>在信息社会,万物互网时代,互联网本身已演变成为一种思维方式、经营理念和发展的价值追求。互联网思维的实质就是用互联网的模式来思考并解决相关问题,呈现出创新、民主、开放、自由、互动、共享、共创特点。"互联网思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习近平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     

网络围观“黑幕倾向”的负面效应及对策

作为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平台的新型政治参与方式,网络围观在技术手段上提高了网络民意在政府政策执行运作中的分量,然而网络广场对现实社会的揭示和质问总是呈现出一种"黑幕倾向"。从某种程度上讲揭露社会"黑幕"更能彰显网络围观的警示功能和监督功能,但另一方面网民热衷围观"黑幕"也容易放大负面的社会影响,分析网络围观"黑幕倾向"现象的成因并采取科学的应对措施将有助于消解中国的互联网治理困局。     

虚拟社会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深入分析了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指导思想、基本任务、重点工作。并特别强调,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本期"虚拟社会管理"专题的3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虚拟社会管理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一文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当前我国虚拟社会管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加强虚拟社会管理的对策。《手机媒体舆论管理研究》一文通过分析手机媒体在近年来发生的社会事件中的表现,总结了手机媒体在网络舆论传播中的作用及特点,提出了手机媒体的舆论管理对策。《警惕国家性网络暴力工具》一文通过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关于"互联网自由"演讲的分析,揭露出美国互联网战略的实质是开启"网络冷战",提出我国应采取多项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     

新媒体视野下自媒体的运营策略与发展趋势探析——以自媒体“咪蒙”为例

Web2.0技术给互联网带来了一场革命,在新媒体开放式交流的驱动下,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传统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标志着我们已进入自媒体时代。当前,自媒体如何因地制宜、在新媒体的大环境下更好地运营与发展,成为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近年来,以"咪蒙"为代表的一批优秀自媒体因其具备的传播优势和特征不断受到关注,并取得了迅速发展,但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因此,正确认识自媒体的传播特征及其运营策略,关注其发展趋势,有助于自媒体健康发展,更好地适应新媒体环境。     

当代中国网络思想动态及其反思

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发展，互联网从WEB1．0时代向WEB2．0时代转变，给社会带来深刻变化。WEB2．0的出现，让互联网成为自媒体，人人皆为媒体，个个都是记者，媒体披上了平民化的外衣。这就改变了以往自上而下的话语权生产逻辑和传播模式，使话语权逐渐“去中心化”，呈现扁平化、平民化的趋势。自媒体的兴起实际上开启了一个话语权平民化的时代，造成传统话语权格局的根本变革，也使公共性得以产生，极大地加速了社会发展步伐。     

论“互联网+”时代政治类学术期刊的政治社会化功能

"互联网+"时代我国的政治社会化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新媒体对公民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负效应。作为政治学学术交流和传播的重要平台和阵地,政治类学术期刊必须根据时代要求和新媒体技术发展提供的机遇,在充分发挥学术功能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在政治社会化方面的社会功能,抢占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舆论新高地,为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治稳定奠定坚实基础。这就需要政治类学术期刊加强与新媒体的融合,把政治类学术期刊的内容优势和新媒体平台在技术和市场上的优势相结合,树立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运用多种媒体手段,构建权威的政治学传播平台和政治知识服务平台。     

我国公民微博政治参与的效度提升问题研究

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和自媒体时代的来临,网络政治参与也随之迅速发展。自媒体时代政治参与主体数量的增多、参与频率的增加固然重要,但以微博等自媒体为平台的政治参与的效度才是真正决定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方向和发展进程的关键因素,更值得政府部门与全社会高度关注。当前以微博等自媒体为平台的公民政治参与活动受参与主体、参与客体以及参与机制的制约,还存在许多问题,亟需加快经济、政治、文化、法治建设,注重从"物质保障""机制引导""能力提升"和"制度建构"等方面为自媒体时代公民政治参与效度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论党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话语权掌控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互联网日益成为我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前沿阵地,而网络话语权的掌控则成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战略制高点。基于"自媒体"时代网络话语权的基本特点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应从促进多元协同、开发社会资本、升级技术水平、培育人才队伍、加大资金投入诸方面入手,有力加强网络话语权掌控,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刊提高社会影响力的“五个抓手”

<正>社会影响力是现实社会条件下衡量党刊办刊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互联网、大数据充斥的现代信息社会,在自媒体、微传播盛行的移动互联时代,多数党刊还保持着传统媒体形态。党刊作为传播党的思想政治理论、传达党的重要决策部署、扩大党的舆论影响的"喉舌"和载体,提高社会影响力是党组织对各级党刊的重要期待,也是各级党刊自身追求的目标。面对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和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际,各级党刊要提高其社会影响力,必须     

互联网思维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创新探索——以社会化媒体为例

互联网思维是基于互联网的特征对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重新思考,包括了用户思维、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平台思维、跨界思维、迭代思维等具体内涵。以社会化媒体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创新研究的对象,探索社会化思维、大数据思维和平台思维对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形式和功能的创新,从而借助互联网思维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     

新媒体背景下党报的发展探析——基于公共领域的视角

在互联网迅猛发展、新兴媒体突起的背景下,言论自由的逐步开放、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社会的多元化,作为党和政府政策的"传达器"和"发声筒"的党报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党报未来的发展只有在改变旧的运行机制的情况下,走向市场与互联网的结合进而拓展受众的范围,才能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

互联网公共事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是什么因素通过何种作用机制推动那些与特定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社会成员参与此类事件？本文借助“共意性社会运动”的概念，利用相似性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分析了互联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动员机制。议题合法性、网络舆论一致性和议题传播的广泛性是互联网公共事件成功的保障。互联网发挥的议题建构、共意动员功能受制于议题的新闻和社会价值、网络关注度、媒体互动深度、网络报道空间等因素。成功的互联网公共事件必须能够在“媒体空间”内建构合法化的议题，克服互联网沟通结构的内在缺陷，才能实现共意动员，维持在线集体行动的成功。但是，研究者不应该夸大互联网公共事件的社会意义，其对社会变迁的推动作用受到网络舆论内在分裂倾向的制约，往往是特定的、暂时性的。互联网公共事件能否推动社会制度变迁取决于政府制度化该类事件的能力和意愿、互联网舆论的结构以及网络参与者的理性沟通等因素。     

公开与公正之博弈:互联网时代的“媒体审判”析论

"媒体审判"源自西方,中国是否存在"媒体审判"尚存争议,但互联网时代媒体对司法介入范围更广、层面更深是不争的事实,对于媒体不当报道予司法造成的消极影响需要规避。"媒体审判"现象的出现是传媒与司法角色定位失当导致的,对所谓的"媒体审判"不应简单予以认定,应该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从主客观两方面结合予以衡量。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不宜过分夸大,还媒体真实传播功能,实现"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才是媒体与司法应有的关系定位。     

政府应如何影响在线舆论

只要是媒体,就有舆论导向功能,被称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媒体也不例外。我们以前讲正确的舆论导向,主要是指报刊、杂志及广播电视这些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经过长期的不断完善,形成了规模的运作方式和一整套管理机制,在规范社会道德、提倡精神文明、引导当代思潮方面功效明显,但网络媒体的出现,使传媒业的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媒体在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其舆论导向功能极有可能被削弱。这与网络的技术特征有关。互联网的前身Ａｒｐａｎｅｔ网诞生在冷战时代的美国五角大楼。这个用于军事目的的阿帕网使用与今天的互联网相同的被称作ＩＰ(Ｉｎｔｅ…     

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

现代社会的媒体已成为公共领域信任关系的中介。公众对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可能对政治信任产生复杂、多元的影响。本文总结出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两种影响路径:直接的认知效果和社会资本的中介效果,并分析互联网作为公众政治认知、互动、表达和参与的媒介,对其政治信任水平的可能影响。对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作为传统媒体的报纸和电视与作为新媒体的互联网,具有不同的政治涵义。当控制住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在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但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研究还发现,传统媒体在"涵化"公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功效极其微弱,体现出新媒体互联网对传统媒体政治传播效果的"挤迫效应"。本研究的结果提请相关管理部门以互联网为平台展开有效的政府-公众沟通,以提升公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未来研究有必要采用随机样本,同时需要对政治信任概念的测量更加精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