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与重构:新媒介赋权视域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

当前,媒介赋权在社会化新媒介领域成为常态化现象。新媒介赋权冲破了传统社会话语传播的不对等状态,将社会控制模式由"全景监狱"模式转化为"共景监狱"模式,有助于推动信息和话语的均衡化传播。与此同时,新媒介赋权所带来的传播权力去中心化、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渠道多样化、传播方式交互化,不断解构着作为"普遍适应参照点"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力、整合力、管控力,增加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风险点。要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必须从坚持一元主导、遵循整体原则、推动媒体融合、提升媒介素养等方面着手,筑牢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权力生态学视角下的权力主体及其转化——基于未来社会设计逻辑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现代社会中权力主体的权力结构状态为:权力单位最大的组织是"国家";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大小不同的权力单位。这种状态是权力主体从自然主体发展为结构主体的结果,最初,氏族、家庭是权力的自然主体;后来,人类自己产生了社会组织及国家,就出现了权力的结构主体,而当个人权力让渡给国家以后,国家就成为个人权利规定的主体。权力的结构主体是以其中的一些自然主体转化成不平等权力结构的被动服从的权力客体为标志的。权力生态学设计的未来人类社会是权力结构主体消失,个人权力被还原,没有外在的约束,只有内在的自觉性控制,权力主体将以自觉主体的身份出现。     

自媒体的后现代叙事及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挑战透视

自媒体与后现代联姻创造出全新的文化情境与文化行为,使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挑战。这突出体现在:大众以平等姿态进入信息生产,话语权力的分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与权威性提出了挑战;网状信息传播结构促进了意见的分享与聚集,"差异"作为价值标准被广泛肯定,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原则受到冲击;信息内容趋于平面化,形象叙事、微叙事、娱乐叙事乃至虚假叙事掀起了文化消费的狂欢,人们与理性的意义世界相疏远,对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产生抵触;自媒体塑造出碎片化的受众,他们的流动性、交往性和开放性使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也使社会风险明显加大。     

自媒体传播的社会政治影响分析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媒介逐渐呈现个体化的特点，现代化的个人信息工具将信息采集、加工、传输功能集于一身，单独的个体就能完成信息传播的全过程，自媒体传播应运而生。自媒体传播突破了传统媒体的限制和垄断，使普通的社会个体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赋予了普通民众充分的话语权，这不仅颠覆了传统的传播结构和传播关系，而且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并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执政党领导力资源的合理使用与开发

邓永东的"执政党领导力资源的合理使用与开发"一文认为,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主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党政领导干部,必须重视领导力资源的合理使用与开发。要恰当使用公共权力资源,注重积累个人魅力资源,充分运用基层组织资源,有效整合思想文化资源,努力盘活社会人才资源,广泛拓展各种信息资源。     

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分析

社会政治生态指政治系统中的诸要素在运行和互动中所形成和显示出来的整体状态.公共权力是政治系统的核心要素,公共权力的运行模式和配置结构对于政治生态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就此而言,中国社会政治生态表现为权力主导下的渐进改革.渐进改革在历史行进中所展示出来的是国家释权与社会增权的一般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国家与社会的互促型均衡结构构成了改革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生态的内在规定性.     

国家对于社会的“组织化”管理及其历史变迁——基于中国经验的考察

国家对于社会的"组织化"管理是国家获取和施用基础性权力的一种重要技术形式。"组织化"管理在中国传统政治生活中已有先例,但其现代形式却是社会革命的产物,继而在革命后的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得到更为系统的应用与完善。改革之前,"组织化"管理在实践中采取了"全面单位化"模式。改革之后,为满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转型需要,"组织化"管理的实践形态逐渐向"选择性嵌入"模式嬗变。     

社区动员与“后单位”社区公共性的重构

后单位社区的公共性主体从高度凝聚于单位到重新归聚于社区,其内部动员机制经历单位制消解下从指令性到赋权性的内部演进路径。近年来,后单位社区的治理进程和社区建设更是展现了基层社会动员模式的变迁进路。基于L社区两次动员实践的回溯与比较发现,各动员主体的行动均受制于单位体制隐形在场的制度和惯习约制,并且以社区动员的内卷化、精英替代和话语体系多元为表征的动员困境的生成,恰与"国家—单位—个人"的社会整合方式向"国家—社区—个人"的新型整合框架转型相同步。基于后单位社区现实的独特性,构建权力边界更加清晰完善的赋权式动员更符合后单位社区新公共性重塑的需要。     

手机媒体对大学生群体的负面影响及应对策略

被称为"第五代媒体"的手机媒体以其信息传播迅速、便捷等特点,倍受以90后为主体的当代大学生的青睐。然而,手机媒体在给大学生群体带来丰富的信息和社交便利的同时,也对大学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基于对上海市6所高校学生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手机媒体对大学生群体的负面影响,从个人、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论社会管理创新与有限政府的权力规制

目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日益突显,迫切要求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主要目标是将全能政府模式转变有限政府模式,即政府让权于社会,实现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在现代民主社会,有限政府模式是一种法治型政府模式。由于权力扩张的冲动,在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常以"创新"为由,突破宪法与法律约束,不断地扩充自己的权力。因此,社会管理创新需要通过完善宪政制度与健全法律体系,对有限政府的权力进行规制。     

关于农村基层治理中“乡政村治”体制评析

改革开放以来,"乡政村治"体制适应了农民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有助于乡村治理权力结构的合理化;促进了乡镇政权的民主化、规范化建设。而在具体实践中,当前我国乡镇政权与村委会之间总体上依然保持着明显而强烈的上下级行政命令关系,与法律规定的"指导关系"尚有相当距离。对于改革的走向,应该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在治理方式上由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由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统筹城乡基层治理,在体制设计上,尝试由"乡政村治"向"乡村共治"模式转变。     

耦合视角下网络秩序治理路径——基于微博日常网络行动的探讨

随着互联网影响的日益扩大,以新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而开展的社会行动逐渐出现并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遵从常人方法学倡导的对个体日常行动的考察,认为网络社会行动呈现出流变性衍化及双重性逻辑,网络的多元复杂性表明网络秩序治理不能采用传统的社会权力运行模式,"耦合"思路是一种可能性的治理路径,即实现政府、企业、网民三元主体的协同治理,通过价值共识下的内部耦合和多元共管下的主体间耦合,开展网络秩序的良性治理。     

自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路径探析

随着手机客户端的兴起与互联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自媒体凭借其所具有的信息发源个性化明显、信息传播实时性强、信息交流互动性突出等优势特征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格局,改变了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本质,使得以个人为中心的话语圈逐步建立。作为最大的网络群体之一,大学生在接受先进事物方面往往走在社会前列,将融自主、自由为一体的自媒体应用为其人际交往、获取信息的新渠道。这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为此,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因势利导,依托自媒体有效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使之更好地为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服务,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社区警务战略中的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构想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实施的力量.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在整个网络内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结果风险:社会领域腐败客观状况和主观认知的断裂

我国社会领域腐败的客观风险表现在损害的现实性、主体的连带性、规则的隐蔽性、腐败的普遍性等多个方面;而其主观风险则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话语表达、媒体的话语建构、专家的话语解读以及公众对腐败的话语认知而被逐渐夸大和扭曲,脱离了腐败风险自身的客观状况。这样就形成一条断裂带,造成了腐败风险的归因难、腐败风险的演化与异化等新的社会风险后果,形成了人为风险、关系风险和文明风险共存交织的险恶风险网,加剧了社会的无序,进而为新的公共危机埋下祸根。对此,政府、媒体、专家、公众等多主体应协同合作,采取多角度、全方位的立体策略,开创对腐败及其衍生风险的"合力共治"的良好局面,推进社会的"互构和谐"。     

自媒体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构

自媒体的兴起引发了传播方式的重大变革,传播场域话语权力关系随之变化,在用户与技术双重优势的加持下,自媒体平台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并以信息推送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由于缺乏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自媒体场域内各种社会思潮纷繁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成员的思想混乱,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基于此,必须坚持立破并举,在探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路径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重构。     

自媒体视阈下非公企业党建工作

<正>自媒体是指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自主化的传播者,以现代化、电子化的手段,向不特定的大多数或者特定的单个人传递规范性及非规范性信息的新媒体的总称,其以QQ、微博、微信等为主要形式。在以信息化为显著特征的当今时代,自媒体正在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思维方式,也给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与政府治理的关系

正刚刚过去的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出人意料当选新一届美国总统。研究发现,社交媒体在此次大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惊呼,科技影响甚至主导政治进程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随着互联网传播渠道逐渐成为信息获取的最主要通道,技术对政府治理、民意以及政治进程的影响力正变得更加直接而有力,同时也带来诸多不可控因素。正如约瑟夫·奈在其著作《权力大未来》中预言,"信息革命将会极大冲击现有世界的国家治理模式。"的确,伴随着最近十几年来信息技术的     

新媒体时代的网络舆论现状与引导对策

随着微博和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公众的舆论空间和话语表达权得到进一步延伸和释放,网络舆论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及特征,即传播媒介逐渐多元化,参与主体走向"草根化",舆论焦点日显敏感化,网民行为偏向"群体极化"。这给社会管理带来了一系列严峻挑战,即现代虚拟社会的管理意识的显缺失,网络舆论的法律不健全且效力低下,参与网络舆论的治理主体比较单一,缺乏独立的网络舆情突发事件治理机构。进一步加强网络舆论引导的对策建议在于:增强网络媒介素养,提升网络危机公关能力;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规范信息传播秩序;加强媒体正向联动,形成舆论引导合力;注重正面舆论导向,强化主流舆论权威;研判网络舆论性质,着重引导特殊舆论。     

算法推荐意识形态属性的生成逻辑、风险及治理

算法推荐正在超越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新兴权力,这一权力形态在资本逻辑加持下,已经开始扮演起意识形态的角色。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属性不断僭越主流意识形态的共识生成、认同建构、价值凝聚和议题设置,以致造成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功能或被遮蔽的风险。规避算法推荐的意识形态风险,需要推动政府、平台、算法、公众、媒体等多元治理主体在社会主体层面、算法技术层面、意识形态层面的共管共治,形成协同治理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