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警方处置突发事件机制反思及其本土化研究

突发事件是近年来危害公共安全的一大隐患。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我国警方在处置突发事件时经验不足,常导致突发事件成为暴动,而西方国家抗议示威活动不少,却鲜少酿成恶性事件。西方警察处理突发事件的典型模式、处置原则和防范策略具有借鉴价值．这主要包括：积极应对,主动预防;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注重媒体的影响力;设立专门部门;科学使用警力等方面。     

重大突发事件中警察行政执法问题研究

重大突发事件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必然需要通过警察行政执法应对,只有解决突发事件处置中警察执法依据不明、非常态执法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以及执法效应与执法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才能保证警察执法行为符合法治建设的需要。基于此,需要通过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使突发事件处置中的警察执法行为有法可依,程序规范,还应注重警察执法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推进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维护突发事件处置中的社会治安秩序。     

重大突发事件中警察行政执法问题研究

重大突发事件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冲击必然需要通过警察行政执法应对,只有解决突发事件处置中警察执法依据不明、非常态执法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以及执法效应与执法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才能保证警察执法行为符合法治建设的需要。基于此,需要通过完善《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使突发事件处置中的警察执法行为有法可依,程序规范,还应注重警察执法与媒体之间的关系,推进警察执法规范化建设,维护突发事件处置中的社会治安秩序。     

突发事件中警察权行使的宪政思考——以社会安全事件处置为视角

突发事件尤其是社会安全事件直接影响着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警察,在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活动中,是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全的重要力量之一。同时,警察在突发事件中的权力行使又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因此,在突发事件中,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关系实际上反映了宪政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博弈。     

运用法律武器妥善处置突发事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阐明了对突发事件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理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它的实施，使应对突发事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有程序可操作。     

汶川地震的法律追问——国家紧急权力的法律与法学建构

法学界应通过对汶川地震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的追问,围绕国家紧急权力来构建和完善非常法治和非常法学。一是国家紧急权力及其宪法地位。我国宪法对国家紧急权力的规定应由间接保障主义发展为直接保障主义。二是《突发事件应对法》、《紧急状态法》、《戒严法》的逻辑关系。在汶川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面前,《突发事件应对法》确实无能为力,因为处置汶川地震所要采取的措施远远超出了《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这种情况下,应由国务院宣布四川省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同时,《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制定和颁布不应该影响《紧急状态法》的立法进度。三是认真对待非常法治和非常法学。在成文法国家,处置汶川地震这样的巨大灾难,关键在于正常状态时的积累和准备,包括法律准备和法学准备。其中,应在现有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基础上,整合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等相应国家机构和研究力量,组建紧急情况部,成立中国应急管理大学。     

高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法制化对策探析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法制建设是现代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实现科学高效的应急管理,必须要完善应急法律规范,实现应急管理的法制化。本文明确高校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的行政应急权和自主管理权,从而确定高校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律地位。在此,呼吁国务院应尽早出台《校园安全法》,建议设立专门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构,对高校突发事件进行合理分类,并落实高校突发事件的预防、检测、风险评估、应急处置和事后处理等各项职责;设置信息公开机制,确保学生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加强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建设的路径选择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突发事件时有发生,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究其原因,领导干部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不强是一个重要方面。加强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建设是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需要。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能力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因此应从领导干部自身、政府组织以及国家三个层面入手来加强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能力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敏锐的观察能力、正确的判断能力、驾驭全局的能力、快速应变的能力、组织协调的能力、科学决策的能力。     

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的构建

构建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是妥善应对涉外突发事件的必然要求。构建涉外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可从以下方面思考：即建立灵敏的情报信息预警机制;建立科学的处置预案机制;建立完善的处置保障机制;建立规范的新闻发布机制;建立开放的国际合作机制;完善应急处置的法律体系。     

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与启示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成功应对非典、生产事故、雨雪冰冻、地震、金融危机等各种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不断提高了应对突发事件的认识,丰富了处置突发事件的经验,增强了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当中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能力和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先进的执政党。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