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兼论我国起诉裁量权的完善

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并为现代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原则,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起诉法定主义到起诉便宜主义,是刑事诉讼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起诉裁量权限于微罪不检举范围内,起诉裁量权适用面过窄,不适应诉讼经济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出"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有必要修订刑事诉讼法,确立起诉便宜原则,扩大检察官的起诉裁量权。     

论起诉便宜主义

起诉便宜主义是在刑事诉讼中各种刑事政策权衡和增强诉讼效率的内容和要求之一,绝对的起诉法定主义已无法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实现。起诉便宜主义在各国刑事诉讼中都有直接的体现,在公诉时便宜起诉有各种相应约束机制,所以借鉴其合理内核对重塑我国刑事诉讼公诉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公诉阶段程序分流机制探微——以日本起诉便宜主义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奉行起诉法定主义原则,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空间狭小,公诉阶段程序分流功能较弱,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而日本刑事诉讼以起诉便宜主义为基本原则,检察官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程序分流的内在精神,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法律效益的统一,对完善我国程序分流制度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论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

不起诉裁量权是与起诉便宜主义密切相关的由法律特别规定或认可的公诉机关对起诉与否的选择权.裁量不起诉符合实行起诉便宜主义的刑事诉讼立法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废除了免予起诉制度,规定了不起诉,其中酌定不起诉属于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畴.本文首先探讨不起诉裁量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不起诉裁量权的具体运作的对比研究,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重点阐述我国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应如何正确定位及其在司法实务中的实施和完善,以期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和司法实务有所裨益.     

台湾缓起诉制度简述

英美法系将起诉便宜主义作为其起诉的基本立场 ,检察官对案件享有广泛的起诉裁量权 ;长期以来奉行起诉法定主义的大陆法系也开始赋予检察官一定的裁量权 ,我国台湾地区的缓起诉制度就是其中一例。研究台湾缓起诉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学术的探讨 ,更重要的是对完善我国相关制度具有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     

论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完善

酌定不起诉制度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酌定不起诉制度集中体现了公诉裁量权原则、诉讼经济原则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与此同时,该制度还与我国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适应。然而,由于酌定不起诉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受传统起诉法定主义思想的影响,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率一直偏低。因此,本文通过对酌定不起诉制度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存在的缺陷进行探析,进而提出相对应的完善措施,希冀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起诉法定原则与起诉裁量原则——兼论对我国不起诉制度制约机制的补充与完善

根据检察官在起诉活动中是否享有裁量权,刑事起诉原则可分为起诉法定原则与起诉裁量原则,本文在考察刑事起诉原则变化发展的基础上,对两大原则所蕴含的法理基础及平衡方法进行浅析,并针对我国不起诉制度制约机制的补充与完善提出司法建议.     

不起诉裁量权制约机制的困境及重构

需要制衡的不起诉裁量权不起诉裁量权是指在案件具备法定起诉条件时，检察官依法享有的根据自己的认识和判断选择起诉或不起诉的权力。①大陆法系之下，一度遵从严格的起诉法定主义，否定检察官的不起诉裁量权。受目的刑、教育刑理论兴起、严格规则主义与自由裁量权相结合的立法趋势以及经济分析法学三种法哲学思潮的影响，在权衡利弊基础上，大陆法系诸国赋予检察官作出不起诉的裁量权。②     

日中刑事起诉原则比较

日中刑事起诉原则差异主要表现为 :日本没有自诉制度 ,我国有自诉制度 ;日本实行起诉裁量主义 ,我国起诉裁量权受到很大限制 ;日本被害人仅有“准起诉权”,我国赋予被害人直接起诉权。虽然日本现代刑事诉讼制度许多值得我们借鉴但不能忽视国情盲目移植。     

起诉便宜主义相关问题评析

起诉便宜主义在当事人主义及职权主义诉讼结构的国家都已有广泛运用并出现了发展新趋势。我国应扩大起诉便宜主义运用的范围。起诉便宜主义是审判中心主义得以确立的前提。起诉便宜主义与“检警一体化”是不相容的 ,并集中反映了检察官的裁判职能。     

侦查权的困境与进路——以赋予侦查权司法属性为基点

当代刑事诉讼的发展体现着诉讼重心前移的趋势,公诉机关不起诉裁量权的扩大应用便是明证之一。对于同为审前程序的侦查阶段,是应时而变还是固守本色,无疑是当今诉讼法学界的重大课题。在实务中,侦查机关及时终结刑事诉讼程序,减少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数量,事实上行使着消极刑事裁决权这一具有司法属性的权力。而侦查权的基本权属实为行政权,此时论证、赋予侦查权的司法属性是解决这一形似“悖论”的前提。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事司法——以“医生受贿案“为视角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基本原则,充分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罪刑法定原则和司法实践是紧密相连的,文章分析了医生收受回扣行为的性质,认为在我国确立罪刑法定的原则,必须摆脱情理、民愤对司法的影响,正确对待法律的滞后性,树立人权神圣的理念.     

特征性履行说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辨证

特征性履行说离不开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指导和补充,最密切联系原则也需要特征性履行说约束法官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过大的自由裁量权。最密切联系说是原则,特征性履行说是规则,特征性履行说是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特例,适用范围有限。在特征性履行说的立法、司法实践中,也要在最密切联系原则指导下确定合同的特征性履行行为,在特征性履行说不适用的场合,要让法官径行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寻找准据法。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指导下,特征性履行场所应该是特征性履行方的惯常居所地或主营业地,而不能是特征性履行方的国籍国。     

试论诚实信用原则的经济基础--以市场经济、财产权制度为中心

诚实信用是市场活动中由道德规范上升形成的重要原则,是道德规范在法律上的再现。诚实信用原则源于商品交换,作用于市场且离不开市场。市场经济的本质蕴涵了对诚实信用的需要;同时诚实信用是商品交换或市场经济作用的产物,市场经济的完善有利于培养遵守契约的观念和文化,从而有利于诚实信用原则的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功能的发挥与财产权制度紧密相关。财产权是信任的基础,也是影响信任结构的一个重要因素。完善财产权制度,塑造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诚实信用,发挥诚实信用原则的社会功能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解决事实错误的三种学说评析

刑法中的事实错误是指对于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的主观意欲与客观现实的不一致。与对象错误相对应的是行为偏差。对于同一构成要件范围内的错误即具体的事实错误而言,处理对象错误,法定符合说具有合理性;处理行为偏差,具体符合说具有合理性;对于非意欲的结果,不能认为构成故意犯罪的既遂。国外解决不同构成要件间的错误即抽象的事实错误的抽象符合说不具有合理性。处理抽象的事实错误,构成要件没有重合部分的,原则上构成故意犯罪的未遂和过失犯罪的想象竞合,构成要件有重合的部分时,在重合的部分构成故意犯罪的既遂。     

论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简

物权法定主义是近代民法普遍采用的一项原则,物权法体系正是在物权法定主义原则下构筑的。自原则确立以来,发挥了保障物权绝对地位、维护交易安全的重要作用。但严格坚持物权法定主义,会导致物权法僵化,使之难以适应实践发展需要。要兼顾物权法定的强行性和物权法体系的开放性,就要对物权法定主义的“法”做从宽解释,宜采最高院司法解释,对实践中存在一些非法定物权予以承认,以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     

环境法益学说初论

环境法益学说在我国主要有权利说、秩序说和环境利益说,这些学说在揭示环境犯罪本质方面都存在不足。环境法益学说应遵循三点要求:环境法益必须成为刑法学的基本范畴,必须体现环境犯罪的特点,必须协调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据此,环境法益新说———环境生态法益作为环境刑法的法益是比较适宜的,它体现了生态环境作为生态体系维持其基本结构和功能的稳定和发展对人类永续繁衍、发展的价值,具有社会性、客观性、全球性以及其被衡量方式的特殊性。     

证据裁判主义的功能分析

证据裁判主义主张的以证据为依据是指法官必须将判决理由予以公开宣示,即所谓公开法官心证过程。其功能之一是弥补自由心证之天然缺陷,通过公开法官心证过程来实现社会对法官裁判的监视;其功能之二是用证据的可采性检验证据的可出示性。给我们的启示,一是证据裁判主义使逻辑规则由实体正义转变为程序正义,具有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价值;二是证据裁判主义彰显了证据规则的本质。我国除了诉讼法或证据法宜明确规定自由心证和证据裁判原则外,对狭义上证据规则的规定宜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至少一是应强调法官自由裁量原则;二是强调当事人自治原则。     

惩办职务犯罪适用从重原则与刑法平等原则之关系研究

从重原则是惩办职务犯罪所提倡的 ,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虽有所区别 ,但按照刑法平等原则 ,在追究职务犯罪刑事责任时 ,不应因犯罪人的特殊身份而发生改变或增减。公私不平等观念影响着刑法平等原则在惩办职务犯罪中的贯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