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即平台”是可能的吗?——一个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案例研究

条块分割的制度造成了政府治理的碎片化困境。为破解此问题,可从数据连接、流程驱动和结构再造三个层次建构“政府即平台”方案,而这种协同治理数字化实践的可能性仍值得探讨。对“基层治理四平台”的案例研究发现:凭借数字化手段,政府部门建立起无缝化、矩阵化、网络化的治理模式,从联动机制、要素结构和职能体系三个维度超越了中西方协同治理的传统经验和“政府即平台”的既有理论。就改革的预期而言,数字化功能的充分释放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以权责厘定及资源配给的有效性为基础。并且随着实践深化,一种遵循治理现代化的本土逻辑,愈发强调集中统一的整体性建构,立足服务需求并兼顾改革成本的一体化制度设计将成为应然选择。     

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动态演化：寻求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调适

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八八战略”实施以来的浙江政府数字化转型实践为考察对象，依据地方政府数字化转型目标和效果的不同，可以总结出治理信息数字化—政务流程数字化—运行形态数字化的纵向动态演化链。建构“技术—制度”协同调适的分析进路，发现在政府数字化转型的不同演化阶段，呈现出“技术嵌入—制度吸纳”的互嵌逻辑、“技术驱动—制度规范”的融合逻辑和“技术变革—制度重塑”的共生逻辑。面向未来，进一步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应避免陷入过度依赖技术的泥淖，注重发挥数字技术与制度机制的协同创新作用。     

以数字政府建设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数字时代治理模式迭代的科技驱动力。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我国数字政府已经超越单一领域发展阶段，迈入全面数字化转型的协同发展阶段。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数字治理生态逐渐形成，成为驱动数字政府、数字社会和数字经济各个子系统依存发展、协同演化的基础性机制。数字技术对政府、个人和社会发挥赋能、赋权、赋智等重要效应。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健全科学规范的制度体系、构建协同高效的职能体系、打造公平普惠的服务体系、完善全链安全的保障体系、构建包容协同的生态体系，是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路径。     

数字政府:政策、特征与概念

近四十年来中国政府运用现代计算技术的发展过程可以根据重要政策节点划分为三个政策阶段:“政府信息化”阶段、“电子政务”阶段和“数字政府”阶段。与电子政务相比,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在核心目标上立足于推进治理现代化,在顶层设计上依循数据范式,在政策上将“对数据的治理”也纳入议题范围,在业务架构上日益趋向于平台化模式,在技术基础上正在向智能化升级。基于此,数字政府的概念可以被重新界定为:在技术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技术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分配信息,在组织层面即政府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赋能、协同与重构。正在发展中的数字政府表现出与过去所不同的重要特征,并由此带来政府作为一种组织的持续创新与转型,从而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革命。     

构建政府数据开放共享的路径研究

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正如火如荼开展，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是将“数字化”与“法治化”要素有机耦合的关键所在。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建设进入深水区，但在实践中存在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数量少、范围窄、内容滞后、收益分配不均等现实窘境，究其根本则是欠缺中央层级立法统率、碎片化立规比较普遍、数据权属界定模糊、监管主体不明、监管责任不清、法律责任机制缺失等情况。应当以顶层立法统率，厘清政府数据权属归属及数据开放共享范围、统筹“国家级—省级—地市级—县级”等四级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平台建设、明晰监管主体和监管职责、濡化开放共享理念进而激活政府数据要素潜能，为深化创新驱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路径探析

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新时代要求、信息化数字化发展需要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以数字治理为核心的政府数字化转型应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也面临诸多困难，包括治理主体与群众需求无法有效对接、信息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政府数据管理统辖能力较弱、数字政府协同发展能力不足等。因此，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需在转变政府治理方式、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构建政府数据信息安全规范体系、健全多元协同治理机制等方面作出努力，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     

“数字法治政府”:概念认知、机理阐释、路径塑造与机制构建

“数字法治政府”作为数字政府和法治政府的统合概念,并非是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概念的简单相加,其具有“1+1>2”的双向重塑、互动融合与协同改造效应,是数字政府法治化与法治政府数字化的辩证统一。“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数字政府与法治政府双重叙事逻辑的耦合困境,具体表现在数字政府的法律因应迟滞、权力风险扩张、行政伦理消解、“技术—制度”失衡、职责体系紊乱等方面。“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难题在于如何调适数字政府/法治政府的“技术—制度—价值”张力。为此,“数字法治政府”的关键任务是切实加强信息权力结构再造的法治因应、准确把握“技术—制度”的辩证互动关系、积极防范数字技术对法治政府的侵蚀和解构、充分保障数字政府社会回应性与责任性的协调。其突破路径在于确保数字治理面向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数字权力融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行政效能嵌入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当前,需要推进“数字法治政府”的系统框架塑造和基础机制构建,包括信息平台设施、权力监督制度、数字财政体系、绩效评估机制等的构建。     

数据赋权、网络协同、信任支撑：数字政府建设中政企合作的路径优化

数字政府建设为进一步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有效发挥企业作用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数据要素市场化驱动政府治理和企业参与发生新变革，政企合作成为数字政府建设的新议题，随之引发对权责错配、路径依赖和信任缺失等困境的新反思。依据行动者网络理论，数据要素有望成为新的“核心行动者”，在权责界定、网络协同及信任提升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逐步形成新的政企合作行动者网络。从行动者选择、网络化协同与合约化机制切入，依据角色定位分配任务，重塑政府与企业依赖关系，建立信任支撑的转译机制等，则是数据要素驱动下政企合作的新路径。     

技术变革、资源统筹与组织调适:国家数据管理体系的改革逻辑及其展望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源要素,数据产业的蓬勃发展扩展了政府治理的领域并对传统的资源配置及其监管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数字化生态环境下,政府组织的自我调适和职能变革成为一种必然趋势。首先,信息与通讯技术的发展推动数据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源,并为行政组织赋能;其次,要对数据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以发挥其最大效能,政府层面的制度规范和统筹安排不可或缺;最后,面对新的功能需求,政府必须不断进行适应性调整从而形成完备的国家数据管理体系。通过持续完善数据治理的相关立法,以及数据管理观念从安全观向资源观的转变,国家数据局的筹建为我国数据管理体系补全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块拼板。     

数字孪生何以破解黄河流域数字化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框架

当前,黄河流域数字化治理面临数据获取不全面、信息集成难度大、省级共享水平落后以及新旧技术间应用壁垒等“碎片化”困境。数字孪生黄河是以数字化的虚拟映射来模拟黄河全要素和时空全过程,具有高度还原性、即时同步性、闭环协同性以及优化革新性特征,可以有效破解黄河流域数字化治理的“碎片化”问题。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结合数字孪生黄河整体性建设目标,从协同感知、集成整合、应用融合、反馈优化四个维度构建数字孪生黄河整体性建设运行框架,推动数字孪生黄河建设从加强整体规划、整合数据资源、完善全域智慧水利平台、推动技术更新与升级等方面采取因应之策。     

元治理视阈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省思与完善

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的生成逻辑包括“对常规型环保治理机制的矫正纠偏”和“对环境问责制度的弥补与强化”。前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运行程序下产生的动员压力一起指向“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特征;后者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组织架构下产生的问责压力一起指向“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的特征。但从长远来看,在法治思维下,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存在“行政权力过度依赖与长效机制缺位”“多元治理乏力”的弊端和困境。元治理通过对自组织的组织和对治理的治理,既倡导多元治理主体的依存与合作,又强调国家在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保留了政府的影响力。这与中央环保督察制度所践行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逻辑具有契合性。其对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中的法治进程推进、政府角色重塑、治理模式协调等方面的优化提供了参考方向。     

诸城市推进机构编制数字化管理的实践与探索

<正>为主动适应政府数字化转型需要，诸城市积极推动数字系统集成与机构编制业务深度融合，以数提效、以数辅策，不断激发数字应用在机构编制工作中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潜力，为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添能加彩。一、以“数”为基，全面维护信息，打牢数据基础。将数据作为机构编制数字化的重要“基石”，依托山东省机构编制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压实数据质量管理责任，构建全面精准的数字平台，筑牢机构编制数据服务“底座”。     

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污染防治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必须解决的一个突出社会问题。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生态治理的困境日益凸显,因而如何推进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创新生态治理模式,提升生态治理绩效就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逻辑来看,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意味着传统生态治理必须实现价值、技术、模式和能力等多维度的重构。从现实路径来看,重点是完善生态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网络基础设施体系和综合协同治理平台,推进政务流程优化再造,加快建设天空地一体化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增强生态环境数据传感器灵敏度、智能传输、生态环境要素的预测预警、分析决策和处置能力,使作为公共治理资源的海量生态数据、现代数字技术与生态治理有效结合并转化为优化政府生态治理的“生产力”,系统提升生态治理的智能化水平。     

从行政主导到制度化协同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推进机制构建的浙江实践与经验

数字革命需要政府从科层体制转变为全新的组织框架。政府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表明,除了先进的技术支持外,实现数字化转型更需要通过推进机制去主动构建与信息技术应用相配套的组织制度、管理机制、组织架构、组织文化及组织人员。在数字化转型相对成功的背后,浙江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数字政府建设推进机制。这一推进机制的发展脉络是逐渐由行政主导转变为制度化协同推进,形成了涵盖法制保障、领导体制、管理体制、跨部门在线协同机制、考核机制等方面的一整套较为成熟和定型的正式制度与管理机制,从而使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以及行政部门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在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紧密协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稳定的动力结构。     

我国数字化养老服务模式的优化对策

采用数字化养老服务模式,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我国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也有助于应对我国日益严峻的老龄化发展趋势。目前,我国数字化养老服务采取的是一核多元的、基于数字技术的、满足老年群体日常康养的、以5E为目标的协同治理模式。但同时,由于我国数字化养老服务模式尚未建立健全服务标准、产品有待适老化改造、建设资源保障不足、组织制度与数字技术协同治理不力等原因,面临着服务水平相对较低且参差不齐、尚未满足养老需求、运作不畅、认知与接受程度不高等方面的应用问题。为此,应通过加快研制与出台科学规范的数字化养老服务标准体系、鼓励数字技术企业研发或改造适老型产品、组织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及其资源参与建设、加强组织制度与数字技术的协同治理力度等举措,优化我国数字化养老服务模式,从而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及养老需求提供有力支撑。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衔接机制研究——基于“礼让行人”社会治理实践的分析

政府治理的纵向整合机制与社会力量参与的横向协同机制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构性断裂问题,是当前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难以良性互动的主要诱因。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在民主决策、协商沟通、有序参与、协同治理和制度规范等方面存在的机制衔接困境,通过"礼让行人"实践中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个案呈现,可揭示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与政府回应、对话沟通与共识凝聚、自发参与和有序动员、单方治理与多元协同、道德自律与法规强制等社会治理衔接机制,是实现地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基本路径。     

数字化改革促进社区治理的组织优化与功能更新——基于结构功能理论的视角

数字赋能社区治理已成为当下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共识,是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举措。从结构功能理论视角出发,深入剖析数字化对社区治理结构与功能的变革逻辑,通过分析社区治理结构类型,厘清了社区的治理目标、治理方法及治理主体角色和功能关系的互适。以杭州市余杭区数字化赋能社区治理为样本,分析了数字化赋能社区治理的能力、动力、制度的变革机制,提出数字化改革促进社区治理的组织优化和功能更新的现实路径,应优化治理结构,夯实社区网格治理基础;拓展治理功能,构建社区现代化整体“智治”体系;加强治理协同,形成社区多元联动治理格局;完善制度供给,探索社区治理的标准建设,以期实现高效协同、整体“智治”的治理目标。     

基于公共价值的城市数字治理: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北大核心CSSCI

数字时代的城市治理,在治理主体定位、体制机制设计及治理效能上都有明显不同于传统治理的特征,实践中也面临着政府治理体制数字化转型难、民生服务数字化升级难和治理成效数字化评估难等困境。以公共价值理论为切入点,寻求数字治理本质与公共价值创造的内涵契合,立足数字政府、数字社会以及数字公民三个维度构建数字治理的公共价值生产—整合—表达的逻辑框架,通过提升政府政务服务数字化效能、丰富数字化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以及开展数字化治理人文反思的城市治理数字化路径,能够丰富数字时代的治理理论内涵,进而推动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的实践探索。     

社会治理创新与地方政府治理的路径选择

转型期推进我国社会治理创新有其必要性。地方政府在治理中面临诸如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理念偏差,社会治理创新能力的缺失,社会治理资源的缺乏等困境。地方政府实现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就是树立社会治理的新理念,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的能力,进一步转变社会管理职能,大力发展和培育非政府组织,整合社会治理资源等。     

吸纳·调控·合作：发展中的协同治理模式——基于杭州的案例研究

随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当前在同一行政与社会空间内可能并存着“吸纳”、“调控”与“合作”三种协同治理模式,它们各有特定的发生机理,也象征着权力从政府向社会的渐次转移。公共治理领域的分化、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及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协同治理模式多样化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多边规制不足、治理力量失衡、普遍信任困境则成为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此外,全能主义与简约主义的经典框架已不足以解释多元协同的治理现象,亟需拓展性的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