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习近平关于区域发展的重要论述及其实践价值

习近平关于区域发展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新时代我国区域发展提供了重要遵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的实践探索，为习近平认识和探索区域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基础。从相关论述以及浙江的实践来看，习近平关于区域发展的重要论述，主要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坚持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坚持统筹协调的区域发展路径、坚持通过激发内源活力为区域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坚持“两山”重要论断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遵循、坚持发挥好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作用等核心要点，形成了具有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引领性等基本特征的理论体系。     

略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理论表述与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取得了新进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阐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涵,揭示其有别于西方的特殊规定性,并且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这意味着在选举民主之外开启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又一类路径探索。理论的创新持续推动着基层人大、政协富有成效的协商实践,然而实践过程也遇到结构层面的政策体制束缚、技术层面的协商机制应用不足等问题,折射出与理想范型的差距,也应成为今后相关工作的着力点。     

“四种人”要求与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发挥

党的十九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基层党组织及带头人队伍建设,习近平也曾在浙江工作期间向基层党员干部提出四点要求:要做发展带头人、新风示范人、和谐引领人、群众贴心人。"四种人"要求着眼于基层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定位,阐明了基层党建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涵盖了政治观念、组织纪律、工作任务、工作方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对于党的基层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党内民主建设的协商式路径

关于协商民主能否成为党内民主建设的可行路径问题，需要基于比较的视野对这两套民主话语和实践作深入分析。一方面，党内存在发展协商民主的有利因素，一些原则、制度与实践同协商民主的要求有包容的成分；但另一方面，二者也具有本质差别。此外，党内民主协商在制度化和过程环节尚有一些问题。因此，必须科学认识党内协商式民主的可行性及其发展的限度。     

论多极格局与世界和平--以个体理性的视角

冷战结束后,世界又进入新一轮格局转换.针对多极格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命题,本文在国家是理性个体的假定前提下,运用逻辑推理和历史检验的方法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分析和验证,并讨论在未来多极格局中有效地维护世界和平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试析战后美国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1993年,时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向克林顿总统提交了一份以“重塑政府”为目标的长期改革报告,由此揭开了美国政府最近一次行政改革的序幕。这次改革与美国历史上多次以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为目标的行政改革有着紧密的历史传承关系。 一、战后美国几次主要行政改革回顾 美国政府的机构设置适应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地自我调整。建国之初,美国政府以承担政治职能为主,相应的只设置了国务院、财政部和海军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为适应现代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政府逐渐承担起经济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渐次增设了司法部、农业部、邮务部、商业和劳工部、卫生教育及福利部和大量从事专业性经济管理的独立行政机构。二战前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和罗斯福新政的实施更使政府职能的扩张达到了高潮。机构的增设造成政府雇员迅速增加,政府财政负担沉重,行政效率却未见提高,甚至因人员与管辖权的冲突使联邦政府的工作多次出现混乱、重复和浪费。因此,战后的历届联邦政府几乎都开展过规模力度不等的行政改革。     

公共物品的困境：解析美台安全合作的一个维度

在法理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台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由于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美台之间又存在事实上的非对称性安全合作关系.从公共物品的角度来看,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影响下,这种合作有可能陷入某种形式的社会困境,进而使绿色阵营的愿望落空.但是,美国仍然会以<与台湾关系法>为依据,通过其他风险较小的手段干预台海冲突.     

吸纳·调控·合作：发展中的协同治理模式——基于杭州的案例研究

随着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当前在同一行政与社会空间内可能并存着“吸纳”、“调控”与“合作”三种协同治理模式,它们各有特定的发生机理,也象征着权力从政府向社会的渐次转移。公共治理领域的分化、公共问题的复杂性及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是协同治理模式多样化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多边规制不足、治理力量失衡、普遍信任困境则成为协同治理的制约因素。此外,全能主义与简约主义的经典框架已不足以解释多元协同的治理现象,亟需拓展性的理论思考。     

协商民主与基层实践:对“民主恳谈”模式的再思考

协商民主是一种新的政治发展路径,而"民主恳谈会"被当前学界肯定为基层协商政治的典型形式。"民主恳谈"模式与协商民主有相契合的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差距。此外,基层实践表明,协商政治并非竞争政治的替代性选择,二者应当稳步协调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