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层政府权威的缺失与农村群体性事件——基于巴纳德“权威接受论”的原因分析及其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在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失控,主要归结于基层政府权威的缺失。本文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与基层政府权威的缺失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导致基层政府权威缺失的主要原因则可以归结为基层政府的行为失范。同时,部分农村出现"大宗族,小政府"的现象,"长老会"以及乡村"能人"成为农民群体权威的集中者,这些地方权威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基层政府的权威。本文拟从巴纳德的"权威接受论"角度来分析农村群体性事件中基层政府权威缺失的原因以及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人民调解员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方法与功能

在传统农业生产乡村社会中,人民调解员的身份具有多重性,即同时承担多种乡村角色,在乡村具有较高的权威和认同。人民调解员不仅在乡村纠纷调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乡土社会治理具有引导示范、秩序修复、沟通的功能,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环节。     

中国农村法律权威重建的思考

主要通过农村中出现的一些实际事例,说明中国农村中现存的一些主要问题。然后通过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回溯以及其同现今治理模式的比较,指出现在农村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以士绅阶层组织的宗族势力为载体的伦理道德权威的消逝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直接干预的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国家政治权威的离场造成的农村权威的缺失。我们需要重建权威,但在现代国家的宪政和法治理念下,我们能够建立也必须建立的新的权威只能是法律权威。而这种法律权威的重建,在现在的农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实现这种权威。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我国廉政制度权威文化建设研究

廉政制度权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腐败的治理,它一方面通过为廉政制度提供合法性基础、从而为腐败的治理提供社会普遍认同的合法性说明;另一方面,它通过廉政制度的合法化过程为政府的反腐行为提供权威性保障。而当前,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中的廉政制度权威现状与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制度权威的期盼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我们应积极探索加强廉政制度权威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     

“合与和”：当代中国特色治理工具梳理

作为一个超大型的国家,中国国家治理离不开对其基本国情的判断和分析。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政治体系和特点的判断十分丰富,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认为中国国家治理一直面临着"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之间的矛盾。基于这样的判断,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政权在实践中选择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治理工具,这些治理工具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中央地方关系基础上的"统一权威与分散治理的整合",二是基于国家社会关系基础上的"集中权威与自主治理的调和"。这是对自清朝晚期地方过度分权导致的国家政权机器碎片化的重大修正,奠定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发展的基础,更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中的"合和"的哲学。     

我国村民自治主体的法律分析

乡村治理主体作为乡村参与主体和决策主体,是乡村治理中最重要的部分。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皇权、宗族和乡绅共存的治理、国家权力为主体的治理和村民治理。虽然中国乡村治理发生了范式转变,但由于长期以来制度的安排,村民作为自治主体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其法律地位没有明确授权。因此,首先要从制度上明确现代乡村治理主体是村民,同时从法律上界定村民的资格,从而使乡村治理变成村民治理,真正实现乡村民主。     

Thinking about Re-establishing of Legal Authority in Rural China

主要通过农村中出现的一些实际事例,说明中国农村中现存的一些主要问题.然后通过对中国农村治理模式的回溯以及其同现今治理模式的比较,指出现在农村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以士绅阶层组织的宗族势力为载体的伦理道德权威的消逝和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直接干预的以人民公社为载体的国家政治权威的离场造成的农村权威的缺失.我们需要重建权威,但在现代国家的宪政和法治理念下,我们能够建立也必须建立的新的权威只能是法律权威.而这种法律权威的重建,在现在的农村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实现这种权威.     

法律权威的可能性——关于国家与法律的规范分析

法律能否主张权威？这既是法哲学思考的核心命题之一,也是政治哲学中的难题。本文通过深入当代西方实践法哲学与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借助分析与规范的方法,以行动与理由的解释核心,阐释权威概念的哲学内涵。借助法哲学家拉兹给出的权威的服务观念,证明法律能够主张正当权威,但是法律的权威并不是道德性权威,法律的权威性并不能产生服从法律的一般性的道德理由,因此不存在服从法律的一般义务。本文试图通过以法律权威的探讨为主线,借助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对国家与法律的含义做出规范性的解释,来廓清法哲学与政治哲学中的权威难题。     

“权力——权威”关系模式所形成的领导风格探讨

权力有强弱之分，权威亦然。本文运用‘权力——权威”的四种关系模式，即强权力——强权威、强权力——弱权威、弱权力——弱权威、弱权力——强权威的关系，分别对五种不同领导风格进行探讨，从而使领导者在运用权力的同时考虑到权威的影响因素，同时使领导者更充分地行使手中的权力，进而有效地实现管理目标。     

司法权威的文化建构机理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司法权威取决于人们对司法主体的文化定位、司法过程的文化认同和司法结果的文化支持。司法主体权威的内：函、能量和界限取决于司法角色的文化定位、司法功能的文化期待和司法管辖范围的文化选择；司法活动是寻找事实和寻求法律的文化认识、文化评价和文化选择的过程，其权威根源于文化认同，来自于文化共识，立基于文化解释。司法裁判的权威深受人们诉讼观念的影响，尊重司法结果的文化意识是司法权威确立的前提，认同司法结果的文化取向是司法权威的基础，支持司法最终解决的文化理念是司法权威的支撑。只有给法官能够独立思考和判断的空间，只要对司法机关作出的事实判断、法律解释、司法立法给予足够的尊重、理解和支持，法官才能摆脱外在的各种压力，真正走向自治和自强，从而不断地提升司法的权威性。     

乡村的协作型治理机制——基于鄂西城郊L村的经验分析

城镇化背景下村庄存在权威资源衰落和乡村治权弱化的现象,乡村治理趋向协作型治理。协作是多个治理主体通过正式、非正式方式共同创建规则和结构进行交互的过程,协作型治理依靠组织性运作机制和程序性运作机制实现了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分析城郊L村协作型治理的基础和治理机制可以为乡村向城市的过渡转变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模式和样版,反思新时期的乡村关系转变,实现有效治理。     

论我国政府的权威

政府自形成之后,就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应当充分行使其职权以保障和维护公民权益。为达到此目的,一方面要求政府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要求管理对象能够认同政府能力。政府权威作为政府与公民的润滑剂,能够使政府和公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政府权威的弱化会影响执政党的地位及权威,而党的方针、政策也会对政府权威产生影响。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树立政府权威和政党权威,构建和谐社会。     

论法律实证主义的权威理论

一直以来,法律权威问题作为一个潜在话题存在于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问题的争议中.法律实证主义者在为法律权威寻找经验性基础的过程中,发展出三种不同的权威观,即奥斯丁的"强制性"权威观、哈特的"内在面向"权威观与拉兹的"服务性"权威观.三种权威观体现了法律实证主义权威理论的三个特点,即法律权威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权威,从"外在面向"权威观到"内在面向"权威观的转向,以及法律权威事实面向与规范面向的结合.     

论法制的权威

本文以现阶段中国达成的关于树立法制权威的基本政治共识为出发点,主要从传统、理由论证以及调整问题的解决这三个层面分析了权威得以形成和维持的条件,概括出以权威制约权力的不同类型和制度设计模式。作者强调,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中,应该首先理所当然地充分发挥法律规范的调整功能,然后再推动制度化的论证性对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兼有技术调整和意见论证的程序权威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的关键,是健全的、稳定的、依法的民主运作机制的核心因素。     

司法权威的中国语境与路径选择

当代中国社会处在转型发展时期，司法承担着调节权益、解决冲突、实现治理正当化的功能。由于司法在中国制度框架中的特殊地位，原本仅具有裁判功能的司法，在中国制度实践中都具有政治意义。因而，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原本属于司法裁判意义上的纠纷，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转化成影响社会安定的公共事件。司法功能异化严重威胁着司法权威，其根源在于权力结构、社会结构、司法无用文化、政党与司法关系。为此，在司法权威构建中应坚持法律至上的理念，并再造司法权威的基本制度。     

行政权威理论的历史嬗变

行政权威是行政主体与行政客体间基于合法性的一种信从关系。随着行政权威载体的变化,行政权威理论经历了从暴力行政权威、制度行政权威、形势行政权威到行政权威接受论再到职能行政权威论等几个阶段的历史嬗变,行政权威本身亦具备越来越大的可分享性。本文指出行政主体必须树立共享、和谐的行政理念来适应该变化。     

论司法权威的权利文化基础

司法权威与权利文化是互动关系。司法权威植根于特定的文化基础中,权利文化的内核决定了司法权威的价值取向,并给司法权威成长提供了观念性动力,因之,扩张和保障权利构成了司法审查权威的文化基石,而司法权威的树立也促进了主流法律文化的形成。     

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论

我国进入一个社会的转型时期,要实现传统农村向现代乡村的转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代化,而传统观念中的供给主体——政府,却显得"力不从心"。本文在对我国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演绎作一个历史性的呈现基础上,对我国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现状、弊端进行深入的分析,并试图描绘出一个全新的多元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图景。     

权威、法治权威与中国的未来

当代中国的权威类型是一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其中传统、个人和法律都在对政治过程产生权威影响。这一过程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权威统治状态,它是一种正当的形态。但是随着现代化的进一步推进,这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类型所依赖的统治要素,在结构上将会发生变化,法律将取代传统和个人而成为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法治型权威将成为未来发展的走向。如何才能从这种混合型的权威统治转向法治型权威呢？出路在于实现法治优先之治国方略,通过法律的正当程序迈向法理型统治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