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形势与思考

世界视野下中国资源环境问题的形势我国资源价格与环境成本长期扭曲,处于很低的水平,使得我国与资源环境相关的"两高一资"型产品     

节能减排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一、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间的矛盾成为当前我国发展的焦点 我国在经济发展建设进程中，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严重制约了国家的整体与和谐发展。     

内蒙古煤炭资源开采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2007年内蒙古已探明煤炭资源储量居全国第一，煤炭产量居全国第二，但煤炭资源开采方式简单粗放、煤炭产业结构不合理。本文主要是考虑煤炭开采水平对于环境、资源承载力在宏观上的影响，列出了“环境、资源承载力”，“环境影响系数”等一系列影响因素，构建煤炭资源开采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资源环境短缺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经济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是在严重的资源瓶颈下实现的,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也面临资源环境的限制。实现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在新时期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要克服我国的资源瓶颈,就必须认真审视我国的资源环境态势。     

遏制资源型城市“早衰”

“吃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将带来资源型城市的“早衰”我国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对资源的需求,缓解了资源型企业和城市过去积累的矛盾。但同时,各资源城市资源开采能力扩张的内在冲动也难以遏制。业内人士认为,这种态势持续下去将使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矿竭城衰”进程加速,而且会使资     

转型危局凸显资源利益分配弊端

目前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在转型中普遍面临四大危机:一是自有资源供给危机,二是人员就业危机,三是接替产业发展危机,四是环境破坏与污染危机。在资源枯竭型城市普遍面临四大危机的背后,凸显出我国传统的资     

组织抽调：达成治理均衡的一个策略选择

在特定治理情境下，政府行政能力和治理需求之间存在辖区短期需求过载、辖区长期能力欠缺、层级短期需求过载、层级长期能力欠缺等四种非均衡状态。国家一般采取“横向—支援”“横向—协作”“向上—汲取”“向下—嵌入”等四种抽调干部的形式，将行政系统内的人员和资源进行灵活脱耦与重组，以人员调动撬动治理资源定向汇聚到特定领域。作为一种传统的治国理政智慧结晶，组织抽调巧妙地绕过刚性编制约束，以相对较低的行政成本敏捷达成行政能力和治理需求的动态适配。在实践中，组织抽调包括人员的横向抽调和纵向抽调两个方向，且呈现为外部补充行政能力以及内部强化行政能力两条差异化路径，实现了行政能力与治理需求的适配。     

建立首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现行SNA核算体系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没有反映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自然资源的耗减、降级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单一的投入产出核算。这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相悼的,势在必改。北京环境污染的严重性,既对环境经济核算提出了迫切要求,同时又为环境经济核算的推行提供了契机。本研究报告根据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提出的SEEA环境经济核算卫星体系,结合我国国情,设计了一套环境与资源核算帐户,并据此对北京1997年的环境资源成本和环境资源保护服务费用进行了试算,在此基础上计算出经环境资源调整后的“绿色GDP”。研究报告还对北京推行环境经济核算提出了对策思路。     

关于“两型”社会建设中制度创新的思考

人类社会出现的资源环境问题的根源是社会制度。建设"两型"社会就是要牢牢把握制度创新这个根本,通过制度创新在全社会建立严格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制度,从而根本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同时,在"两型"社会建设中推进制度创新,其基本要求是要在全社会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新的文化业态培育

“两型社会”文化产业指的是突出生态文化和资源节约文化的一系列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当前，要抓紧培育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新的文化业态。     

地方政府如何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基于H市环境治理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协同治理理论、目标设置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构建“目标—政策—资源”地方政府环境协同治理能力三维分析框架，并结合H市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目标协同维度存在时间和主体两个子维度，在时间子维度上要实现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间协同，主体子维度上要加强政府内外多主体目标间协同；政策协同维度包括纵向和横向协同两个层面，在纵向上地方政府应与中央政府实现政策协同，在横向上环境政策应与经济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保持协同；资源协同维度涵盖人、财、物以及信息资源的协同，人、财、物协同提供基础支撑，信息协同提供数据支撑，从而增强协同治理能力。因此，地方政府应从制定区域协同目标、提高政策协同度和加强信息化建设等路径提升环境协同治理能力。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与展望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营集约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发展方向，按照效率优先、效益优化、环境优良的原则，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资源消耗。延长产品再利用周期，增加资源再生转化，努力探索资源利用最优化、环境污染最小化、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循环经济发展路子。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泰达模式”。2001年，被国家环保总局命名为“ISO14000国家示范区”：被联合国环境署列为第一批“中国工业园环境管理”试点园区。2004年4月．成为国内首家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建设示范区。2005年10月．被列为首批“国家循环经济试点”单位。     

调整结构必须触及既得利益

调整经济结构的呼吁历久而弥新。但每次呼吁之后，结构反而进一步扭曲。为应对金融危机推出的“4万亿”投资计划也是考虑了民生领域。但“4万亿”实施下来．原来停掉的一些“二高一资”项目重新上马，GDP增长更加依赖投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扩大。民营中小企业投资受到排挤，房价调整被拦腰斩断，高房价卷土重来。     

不确定性环境下我国稳外贸稳外资政策量化评价——基于2018—2022年73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环境不确定性增加是影响我国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2018年7月至2022年2月国家层面发布的73份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按照“价值取向—政策设计—实施效果”的逻辑，运用TF-IDF算法与Word2vec模型挖掘政策工具组合特征，选取PMC指数模型进行政策评价，研究发现，政策发文机构形成了以国务院以及国务院办公厅为主导，以商务部、财政部为核心，其他部门联动配合的多主体协作格局；政策工具随着环境及目标取向变化不断调整适应，呈现以“经济扶持型”“创新探索型”为主、“权威调控型”相协调的组合特征；政策内部一致性水平均较好，政策结构合理，有效地确保了“稳中求进”目标的实现，但存在反馈性质较弱、部分政策内容单一等问题。     

政府行为与西部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立法

西部大开发走可持续发展路径是历史必然。生态重建是西部大开发的前提和基础。西部生态重建实际上是建立生态公共产品生产、补偿的西部新资源和生态环境体制。政府行为是环境和资源体制函数的内生性变量。政府行为立法规范是西部资源与环境体制重构的关键。     

资源型城市科技进步与创新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全面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推动了我国科技进步事业的发展,一些重要的资源型城市科技进步水平与创新能力提高较快。但是,应该看到,与我国经济发达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在科技进步与创新方面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需尽快解决。     

论生态危机根源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主要任务

生态系统与环境、资源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有区别,是"一体两用"的关系。生态系统为"体",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环境、资源是人类出于生存发展需要对生态系统的两种用途。生态、环境、资源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人类对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不合理,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环境退化,利用粗放、效率不高,不仅加速资源耗竭,还造成资源过早转变为废弃物形成污染源,污染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可永续利用的目标,关键需要"强体善用",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完善环境污染防治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此外,还离不开完备的制度体系保障和全社会生态文明观念的牢固树立。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循环经济的成功实践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经营集约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为发展方向，按照效率优先、效益优化、环境优良的原则，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减量上减少资源消耗，在再用上延长产品周期，在再生上增加资源转化，努力探索资源利用最优化、环境污染最小化、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循环经济发展路子，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泰达模式”。     

环境公责及其抗争话语的图谱

环境议题的存在及讨论由来已久，且环境保护的观念和共识也已深入人心，特别是近年来，持续的雾霾天气，使得公众蓄积的环境情绪大范围显化，生成了高涨的环境治理诉求。但在一个仍然以“发展”为主导范式的现实语境下，环境问题还呈现出另外两个面相，一是环境公责面临着责任离散的尴尬处境，二是频发的环境抗争事件也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抗争话语图谱。化解这种困境，一味地埋怨指责无济于事，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多元化的合作共治。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独立性的基础及其目的

目前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所言环境公益诉讼之“环境公益”，包括与环境相关之公众人身财产利益和纯粹环境公益，前者实为众多私人利益的相加，在本质上仍为私益，后者才是真正的环境公益。只有环境公益才能支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独立于传统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并成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直接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