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新刑事诉讼法对刑讯逼供防范机制的构建

一、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新《刑事诉讼法》第50条在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后,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标志着"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刑事诉讼制度的基本原则在我国法律上得以正式确立。所谓"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指不能采取身体上     

浅析不得自证其罪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刑事司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具体的制度设计包括:被追诉人有权拒绝回答归罪性提问、不得采用强迫性讯问手段、强迫供述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禁止做出不利评价或推论以及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草案在原有的"严禁刑讯逼供"规定后,增加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其自己有罪"之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这一条的确立,充分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也是我国法律与国际接轨、更加注重以人为本的充分体现。本文就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去理解和运用这条新规定加以分析探讨。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是指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得采取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方法获取口供.在法律确立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的条件下,如实陈述应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道德义务.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原则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但其保障制度存在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解读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进行浅析

近新颁布的《刑诉修正案》首次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立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大进步,它充分体现了我国对于人权保护措施的具体落实。它将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特权对抗国家司法机关,维护其基本权利。然而,只在《刑诉修正案》证据制度章节中添加"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一言具体该怎样适用还有待商榷,它如何充分的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也还需要进一步在制度和实务上做出规范和进行完善。     

五部门齐发声:不得强迫任何人自证有罪

2016年10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该《意见》规定,完善讯问制度,防止刑讯逼供,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规范侦查取证 严防刑讯逼供 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础,证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近年来,纠正的几起重大冤假错案,多多少少都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行为. 法律福音:四、侦查机关应当全面、客观、及时收集与案件有关的证据. 侦查机关应当依法收集证据.对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侦查机关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     

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作为一种最常见的侦查措施之一的讯问犯罪嫌疑人程序,是侦查活动的必经程序,在侦查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侦查讯问虽然是侦查机关侦破案件最有效的侦查手段,但是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等方面一直受到大家的诟病.侦查讯问过程中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与现代法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我国侦查讯问过程中现存问题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律规定本身存在不足,比如法律没有规定犯罪嫌疑人的无沉默权问题、刑讯逼供问题,从而也导致了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因此,我们应当在法律层面上对侦查讯问制度进行完善,同时也应通过引导人们的法制观念和侦查讯问部门的执法理念来解决我国侦查讯问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修改后刑诉法对刑事赔偿法律适用的影响

在制度设置上,刑事赔偿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的延伸和继续,关系到对刑事诉讼活动合法性的判断和后续处理,因此修改后刑诉法无疑会对国家赔偿法,特别是刑事赔偿法律适用工作产生相应的影响。一、任何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修正带来的影响。修改后刑诉法第五十条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该规定实质上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于是否陈述享有不受强迫的权利;另一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是否提供不利于己的陈述享有选     

论刑事诉讼中反对被迫自证有罪的权利

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是一定范围内刑事诉讼参加人拥有不得被强迫提供自陷于罪的证据的权利。美国通过宪法第５修正案，将其作为公民的一项宪法权利予以保障。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该项权利制度在世界各国具有广泛影响，诉讼效益最大化的契合集中于该项制度之中。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但仍存在着一些与反对被迫自证有罪权利冲突的因素。解决这些冲突，在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确立反对被迫自证有罪制度已显得十分必要     

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主体范围的扩展——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研究

“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已于2012年正式纳入我国《刑事诉讼法》,标志着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在我国立法中得以确立。但法律并未明确规定该条款是否适用于涉案企业等单位主体，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将该权益的主体扩展到单位也无实质意义。在企业合规改革逐渐深化的当下，加强对涉案企业刑事追责过程中相关诉讼权益的保护，与以企业为代表的单位的诉权保护立法简陋的矛盾日益凸显。通过立法的方式，将单位明确规定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的主体，并辅以配套保障制度，已成为完善单位犯罪立法、保护涉案企业正当法律权益的必然选择。虽然，单位因为不具备自然人的耻感，对其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进行保护的紧迫性较自然人弱些。但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在我国当前社会事实下仍有其正当性基础。我国应秉持制度功利主义权利观，通过立法明确赋予单位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权。     

完善检察机关对侦查讯问的法律监督

当前,由于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权利配置失衡,导致刑讯逼供等非法讯问行为屡禁不止,社会反响强烈,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对侦查讯问监督的重要作用突显。而司法实践中,对侦查讯问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由于自身存在缺陷无法对其有效制约。因此,完善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讯问的法律监督,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以维护司法公正和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成为侦查监督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法治与德治互动结合发展研究——以对欧美法学家论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评析为视角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在法哲学的范畴,就是实然法与应然法之间的关系。这是法学、特别是法哲学的一个重大而艰巨的问题。在当代西方法哲学中,对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这一论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道德的法律强制;如何处理法律与道德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对欧美法学家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的评析,便于正确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实现法治与德治的互动结合。     

"违宪审查"相关概念之分析

本文针对目前宪法学界存在的对违宪审查、司法审查、宪法诉讼、宪法实施、宪法监督、宪法保障等概念的模糊认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入世”与我国政府行政职能之转变

WTO协定虽然确定了国际贸易领域的一整套法律框架,但世贸组织的大部分规则是规范政府行为的规则,它是以政府行为作为重要内容,以政府的管理活动为调整对象,因此,怎样改革政府的管理体制和进一步转变职能,就成为加入WTO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挑战.     

军事法概念与"大军事法观"

现代各国关于军事法概念的理解都超越了古代“军法”的范围,而我国对军事法的理解更为宽广,从我国军事法学创立至今,都以“大军事法观”为通说。我国军事法以维护和协调国家军事利益为实质,对涉及国家军事利益的军事活动和非军事活动加以规范,符合法理逻辑和我国国情及军情。     

《家庭暴力防治法》立法建构的思考

家庭暴力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如何有效地预防和解决这种社会现象成为我国面临的重大课题,制定一部专门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应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举措.我国的《家庭暴力防治法》应坚持国家的有限干预、意思自治、综合防治三大原则,从民事、行政、刑事三大方面建构我国的家庭暴力防治法.     

对“和谐权”的几点反思

以权利的诸要素衡量,和谐是权利追求的价值而不是权利本身,和谐不是行为而是行为的结果,和谐不具有某些权利与身俱来的特质,不是物,不能占有、使用或处分。和谐带来的利益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具体利益。人权的主体是自然人,和谐的主体不是人而是社会。和谐作为权利很难行使或放弃,难以产生法律上的直接后果,亦不能启动相应的权利救济。和谐权如果包容了一切权利的特征,那它便与人权的外延重合而成为多余。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浅议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联合抵制五五宪草,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了十二原则,并据此草拟了政协宪草。经过张君劢、孙科等人的努力,1946年最后通过的"宪法"基本上与政协宪草一致。与五五宪草相较,这部"宪法"从文本上讲是较佳的,可国民党政府非法地将其匆匆通过只是为了粉饰太平,这也预示了这部"宪法"的坎坷命运。     

我国时效制度之借鉴与完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的视点

本文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关于时效的立法,详细阐释了时效立法应有的价值追求,并通过详细分析德国立法中关于时效制度的变化,对完善我国诉讼时效的立法提出了新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