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责任能力的内涵

刑事责任能力即辨别与选择是非善恶、合法与非法的能力。在此基础上 ,刑事责任能力在刑事归责中具有自身的地位 ,刑事责任能力是归责的前提而不是归责的要素。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能力而不是法律资格     

论确认民事主体的标准——权利能力亦或法律人格

我国大多数学者均认为,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为权利能力,即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或社会团体组织只要具备了权利能力,即可成为民事主体,从而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法律人格是现实主体参与法律关系的前提,民事能力是法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的可能性和范围,法律人格是民事能力的抽象,是确认民事主体的判断标准。     

驳通说关于共同犯罪主体刑事责任能力限制的主张——兼议阶层式犯罪构成理论体系的合理性

共同犯罪成立条件中的“二人以上”并非只能是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了法益侵害行为的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同样可以与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一道，构成共同犯罪。但是，由于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从而阻却有责性，因此法律不予追究。认定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构成犯罪的目的，实质上是为了利于对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共犯的责任的追究，以便合理的处理案件。     

再议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

我国法律未规定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问题,国内法学界和司法精神病学界对此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吸毒者陷于辨认或控制能力丧失状态下实施危害行为时该如何评定其刑事责任能力上。毒品所致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评定应从法律的角度来探讨,而不能由司法鉴定人员以精神病学的角度来认定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刑事责任概念的选择

在刑法学中,存在三种不同意义的刑事责任:一是法律后果意义上的刑事责任,二是非难可能性意义上的刑事责任,三是需罚性意义上的刑事责任。争议的焦点是哪种意义上的刑事责任作为刑事责任理论研究的对象与内容是适当的。选择的依据是刑事责任理论的目的,而刑事责任理论的目的是要解决要不要对违法行为人施以刑罚以及施以什么程度刑罚的问题。由此察之,法律后果意义上的刑事责任缺少实质的内容;非难可能性意义上的刑事责任虽然有实质内容但不够全面;只有需罚性意义上的刑事责任符合刑事责任理论目的的需要,既有实质内容又比较全面。     

论警察使用警械、武器的法律性质与法律责任

民警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使用警械和武器行为是一种依照法律实施的职务行为,与公民的正当防卫行为在性质上存在着区别。应当依照刑法和(条例》来判断其行为的合法性。民警违法使用警械和武器造成一定后果的,依法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     

“成瘾犯罪”若干问题探析

“成瘾”是行为人由于反复或者过度从事某种行为而导致的一种精神行为障碍，行为人在这种状态下实施的犯罪行为即为“成瘾”犯罪。成瘾犯罪的产生有多种原因，因此，对其预防也应从多方面入手。精神行为障碍是影响刑事责任能力的重要因素，刑事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成瘾”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的有无和大小将决定其刑事责任的有无和轻重。     

刑事责任量的根据层次论

刑事责任量的根据具有层次性,它首先可以区分为立法根据和司法根据两个层次,其立法根据包含哲学根据和实质根据两个层次;其司法根据包含实质根据、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三个层次。由于刑事责任量有刑事责任基本量、增量、减量和变量之分,因而其法律根据又有基本量的法律根据、增量的法律根据、减量的法律根据和变量的法律根据四种;其事实根据也有基本量的事实根据、增量的事实根据、减量的事实根据和变量的事实根据四种。这些根据的具体内容均是不同的。     

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的重新定位

因刑事责任能力免罪,使得司法实务中出现了罪刑失衡现象,由此引发了关于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重新定位的争议及探讨。鉴于现行法律体系下,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可能导致罪刑不均衡、对侵害法益的行为无力给予否定评价、不利于保护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等原因,应当剔除出犯罪构成,不作为定罪依据,仅作为量刑依据,以体现刑法的公正性与科学性,符合防卫社会的要求。     

“醉驾”实质解释立场之提倡

对醉驾进行形式解释无法克服危险判断与抽象危险犯性质不一致的悖论,也不能为"醉驾一律入刑"提供出罪路径。从实体法层面来说,醉驾的判断应当坚持实质解释的立场,对血液中酒精含量达到法定醉驾标准的,不能就此认定构成醉驾,而是应根据醉酒程度进一步评估行为人安全驾驶车辆的能力,进而确定醉驾是否存在抽象危险。从程序法角度看,"醉驾型"危险驾驶罪之危险是法律拟制的危险,这种危险可以被反证推翻,司法实务中进行危险的判断是基于举证的需要,并不背离抽象危险犯性。     

刑法、刑事政策与社区矫正

刑法并非刑事政策的下位概念。就刑法而言,刑事政策仅仅是对它实践形态的某种体认;对刑事政策的过度强调,容易以行政指令式的普遍判断、统一判断,取代法官的个案判断、独立判断,从而不当削弱法律权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乃是罪责原则与宽容精神的结合,实质上是国家权力惩罚技术的改进,本文对我国在这一刑事政策下出现的社区矫正将要发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     

司法实践中处理单位犯罪之惑简

现行刑事立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相对抽象，导致相关单位犯罪的犯罪认定、入罪标准、刑事处罚在理论上存有争议，由此给司法实践带来颇多困扰。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从单位犯罪的认定、入罪标准的统一、对相关责任人员刑事责任的处理等三个方面予以具体阐述，明晰单位犯罪的相关问题。     

论行政命令的出罪功能

在我国刑法中,行政命令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该部分犯罪的认定不仅要结合刑法的规定,还要参见行政法的相关规定或者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行政命令出罪功能的考察不仅要从形式上进行,还要从实质上考量.基于此,拒绝执行行政命令不能免除行政相对人的刑事责任;公务人员明知上级命令明显违法而执行的,也不能免除刑事责任;违...     

量刑根据和量刑基准

量刑根据是决定刑罚量最根本的依据,对量刑诸要素是否应当作刑法意义上的评价具有识别、过滤功能。责任基础上的预防是量刑的正当化依据。一般而言,量刑基准是法官自由裁量的起点;具体而言,量刑基准是在排除任何法定的或者酌定的量刑情节后,对已经确定适用一定幅度法定刑的抽象个罪所应当判处的刑罚量。量刑根据是量刑的本体论问题,量刑基准是量刑的方法论问题。前者对后者的确定方法具有决定作用。     

浅议大陆法系违法性理论与我国犯罪论体系

违法性在大陆法系的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中,仅是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一个层次,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刑事违法性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但是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与我国的犯罪论体系中的部分概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虽然我国的犯罪论体系并未对违法性进行独立判断,但是在整体上亦可以起到与大陆法系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违法性层次相同的出罪作用。     

驻监检察监督抗诉案件的实证研究——以驻北新泾监狱检察室2005-2009年抗诉案件为视角

加大刑事执行监督工作力度,严格对生效裁判及裁判确定的附加刑的检察,是驻监检察部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异地犯罪的前科认定依赖罪犯口供、刑事诉讼后道程序对前置程序过分依赖以及监督成效的实现某种程度上还依赖于审判机关的配合等原因,导致检察监督渠道不畅通,监督不全面、不到位,监督权威被弱化等问题。因此,对这些抗诉案件进行例行的分析并寻求科学的对策,能有效提高检察监督的力度和水平。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投资人合法权益救济

现行法律中,因刑事与民事法律规定不统一,导致了同一法律行为被不同评价。特别是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法院在对投资人财产权救济上存在不同的审判标准,进而在合同效力认定、利息保护、判决执行等实务层面产生了不同影响。建议在处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中,以"刑民并行"原则为主,"先刑后民""先民后刑"原则为辅;合同按照民事法律规范进行处理,合同若有效,投资人应当给付合法利息;民事裁判作出后,刑事裁判认定所涉合同无效的,法院应对民事裁判启动再审。     

法律实证主义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法律实证主义是现代法律哲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包含的实在法理论、法律体系理论与法律效力理论对法制建设非常重要。当前我国对法律实证主义哲学包含的理念缺乏关注,导致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问题上出现诸多弊端,如:诉求抽象人权过多,关注宪法基本权不够;关注法律原则或法律理念过多,关注法律规则和法律技术不够;关注规则设置过多,而关注规则效力不够。当前刑诉法修改在即,关注法律实证主义之于法制构建的理论贡献已成为刑诉法学人亟需面对的又一大课题。     

行为差误简论

行为差误是直接故意犯罪的行为偏离观念化行为指向锁定的目标的犯罪形态。就其刑事责任的解决,两大法系形成了多种学说:法定符合说、抽象符合说、具体符合说、转移的故意说、要素符合说及未遂轻率说等。这些学说或无法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协调,或处理结果不公正。吸收抽象符合说的优点对法定符合说作出修正方为妥适之举。     

心理现象之刑法机能检讨

心理现象在当代刑法的结构与运作中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于成立犯罪并进而衡量犯罪、裁量刑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性作用。由于世界各国立法对此规定的抽象性，因此围绕心理现象之刑法机能检讨问题，学术界存在激烈的争论。此争论有助于刑法理论的明晰，进而有助于我国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