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与法治的历史碰撞与时代抉择

法治和人治问题的历史碰撞与理论交锋延绵千年。在中华文化中,人治论占据统治地位;在西方传统中,法治论构成主导理论。人治可能表现为德治、君主专制、宗教专制三种治理模式;相较而言,法治建立于制度权威而非个人权威的基础上,因而更具稳定性和持久性,是现代社会最为有效的国家治理方略。     

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由礼治“嵌入”法治

乡村治理是我国基层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提出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下,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现代化转型,通过传统的"以礼治村"的"人治"方式嵌入"依法治村"的法治方式,构建多元社会治理主体,逐渐培养公民的"法治"人格意识,从而构建一种良性、稳定、长久的基层治理方式,是我国基层促进经济发展、发展民主政治、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大的变革,也是我国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基层传统社会的路径选择。     

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

“法治”是相对于人治、德治等而言的治理方式,“简言之,就是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主要依靠法律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不因为法律之外的社会规则而朝令夕改,不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忽兴忽废。这是法治与人治最大的区别”。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将“法治”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党之所以高扬法治精神,是因为法治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石,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撑。     

论法治、人治与德治的关系——中国与西方人治、法治思想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与西方就一直存在着人治与法治之争。在理论上,古往今来的既有提倡人治的,又有提倡法治的,还有主张二者相结合的,这场论战直到现在也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上,在中西方都是实施人治的历史悠而久,实施法治的历史、法治的推行困难重重。目前的情况也只能说明人治与法治并存,并没有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现有条件下,我们可以认为,相比人治或者法治,将人治和法治相结合似乎更为可行和合理。在当今的中国,我们要真正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应当构建起一种符合我国国情和历史传统的治理模式———＂以法治为本,重视德治,兼顾人治＂———在努力实现以法治为治国之本的前提下,在充分发挥人的治国作用的同时,以法治和德治共同制约人治,以达到三者的和谐与统一。     

论孔子“礼治”思想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影响

儒家以孔子为创始人,以他和孟轲、荀况为主要代表,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最早形成的学派,也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法律思想集中体现于"礼治"、"德治"、"人治"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支配了中国古代法律几千年.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的"礼治"思想,代表了儒家的"礼治"思想.孔子的"礼治"思想,影响、渗透于古代、近代乃至现代的立法、司法活动,内化在人们的行为习惯、生活方式和思维观念中,积淀成中国人特有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识,这必然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产生影响.     

略论孔子的法律思想

孔子从维护"礼治"出发,要求人们严格遵守礼制,反对"铸刑鼎",主张"父子互相隐瞒",反对分裂割据,希望全中国统一;极力提倡"为政以德"的"德治",力求发挥道德感化作用来缓和各种社会矛盾,以挽救"礼治"和国家统一;宣扬"为政在人"的"人治".孔子的这些思想对封建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其法律思想,应取其精华,剔其糟粕,以有利于今天的法治建设.     

“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二重性及其统一

对于治国理政,无论是"传统德治""现代法治",亦或是二者的相互融合,在历史和现实中都表现出了独特的显著作用。由于传统德治在较长历史中施行"德主刑辅""以上率下""家族自治"等治理范式,以致"德法依存""德法背离"矛盾性共生共存。在当前治国理政实践中,依然需要"德法统一"或"德法互动"的治理方式,这也是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生动体现。梳理及认清"传统德治"与"现代法治"二重性及其相统一的问题,探寻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历史与思想根源及具体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推进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德治与法治:国家治理二元方略的互洽

在论及德治和法治间的关系时,时下舆论往往习惯于将德治看作隐匿于威权政体中的话语,是对法治的破坏和扭曲。这种看法来源于人们的文化"前见"和对现代西方法治理论非理性的崇拜。事实上,法治一语并非纯粹的舶来品,德治也不是毫无争议的"地方性话语"。应当通过对比中西法文化背景下法治和德治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合法性、正当性证成路径,发掘西方话语体系下法治中的道德含量,发现东方语境中德治所蕴含的法规则意识。以此为基础,研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治国的方略,是在接续传统基础上国家治理合法性和正当性的互洽证成。     

论德治与法治的双向互动及实现保障

德治与法治是治理国家的两种基本手段,都有其独特治理优势,但也存在各自局限,且互为优势和局限,需要在双向互动的良性关系中促成德治与法治的互补与协调,以二者的最佳配置来确保最优秩序与最高效率。德治与法治的双向互动具体表现为道德与法律在精神上相互吸收、规范上相互转化、实施上相互促进。为此,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治法治、完善道德体系与法律体系、推进德治教育与法治教育等措施保障了二者的双向互动,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步伐。     

“德治”、“法治”摭议

在治国方略上,法学界有人认为历史上的法家主张法治,儒家主张人治,现代社会讲法治,就应当抑儒扬法,才能以资镜鉴,实现以法治国、依法行政;伦理学界则有人从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主流这一点出发,得出中国政治是以儒家德治观为核心的德治主义,他们强调以德治国、...     

自治、法治与德治:乡村治理的三个维度

乡村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自治、法治、德治三个维度探讨乡村治理模式,既是基于乡村发展现状的考量,也是时代发展的理性选择。把握乡村"三治"困境,构建以自治为核心、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三治"模式,是实现共建、共治和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推动乡村振兴,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必由之路。     

“三治融合”方式方法研究

"三治融合"之合理性不仅是良政善治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客观要求,而且是"中国之治"道路、制度、文化、理论及其实践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构建与治理能力提升过程中合乎逻辑的表达与现实实践的样态。就"三治融合"的内在逻辑关系而言,自治是激发基层社会治理的内生力,法治是增强基层社会治理的硬实力,德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软实力。直面一些地方"三治融合"治理模式在观念认同、主体实施、法律制度安排层面存在的若干难点、热点问题及其薄弱环节,唯有充分释放自治、法治、德治作为相对独立的治理模式自身的功效,弥补各自存在的功能不足及其运行机制衔接、各自优势互补的诸多短板,才能寻找到"三治融合"新型治理模式的最佳实现形式。考察治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之成果,基层治理"三治融合"的科学方式方法可以抽象凝练为:整体性方式方法是其内在功能质的规定性的根本要求;体系性方式方法是其治理目标选择的集中表达;协调性方式方法是其价值追求、政策策略与实施行动的高度统一。     

科学管理必须制度化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语 ,也是至理名言。人们常常借用这句话来说明规章制度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重要性。在管理活动中 ,当决策和计划都已作出之后 ,科学的规章制度则是保证计划得以执行和决策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就象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一样 ,没有规章制度也无以成管理。一、现代管理要法治不能人治 ,制度化是科学管理的要求管理是对人、财、物的管辖与治理 ,那么 ,如何进行治理呢 ?治理人和事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人治 ,一种是法治。是实行人治 ,还是实行法治 ,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而是由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现…     

"以德治国"方略的成因问题探析--法律视角之反思

"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在法律视角上分析,既有其现实原因,又有其历史原因.从现实角度看,德治的产生是由于普遍存在的法律万能倾向及其法治的弊端,而从历史角度看,德治的成因则在于法律虚无主义的传统以及传统德治的合理性,这些都为现代德治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孕育于传统德治的现代德治方略并不等同于传统德治,它与现代法治并行不悖.     

基于法治战略视角看"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德性底蕴 ——兼论社区警务的战略意义

揆诸古今中外之治理模式,可以说任何法治战略的设计都离不开德性支撑。广义的法治战略包括国家治理战略和社会治理战略两个方面。以今日标准观之,国家治理战略包括法治、德治、自治,且以法治为主;社会治理战略包括自治、法治、德治,且以自治为主。两种战略均以德性为支撑。狭义的法治战略则是对法治发展模式及道德与法律之关系模式的一种设计和规划。法治战略的实施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法律解释和法律教育等在内,同样显示了德性支撑的特色。社区警务战略的设计应当服从于社会治理战略的设计,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们都应当以德性为支撑,都应当彰显一种人道和德性的力量。"枫桥经验"具有深厚的德性底蕴,在"枫桥经验"中孕育出来的社区警务新模式,就体现了明显的德性特质,并为整个社会治理战略的型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人道化、德性化起了重要的导向和支撑作用。     

"德治":防治犯罪的有效途径——自然犯罪说给予的启示

自然犯罪说从行为人道德情感丧失或薄弱的角度解释犯罪现象,其理论逻辑地内涵了社会治理的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模式."德治"是有效地治理犯罪的常规途径."德治"包括官德、职业道德、公民道德和罪犯的道德教化四个部分以及截源和减流两种功能.     

城市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路径——基于成都实践的考察

城镇化快速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迁和一系列治理难题对传统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成都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三治融合"实践,以社区公共议题为切入点,运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整合式治理思路,为破解城市社区治理困境提供了新的方案选择。进一步推动"三治融合"创新既需要完善"三治融合"的制度框架,也需要为融合共治提供有效的组织载体,还需要培育社区公共精神等,即在制度环境、组织结构和文化基础等方面创造条件,推动"三治融合"的有效运行,提升治理效能。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基于德治的视角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第一次把德治纳入乡村治理的范畴,此举措有利于完善乡村治理格局。新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道德问题尤为突出,乡村传统文化体系消融解体,意识形态呈现分散化等诸多问题不容小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构建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化体系.牢牢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积极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乡村德治水平。     

行政诉讼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发展

行政诉讼的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法治道路发展的缩影,见证了我国"人治—法制"、"法制—法治"、"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的历史性跨越。行政诉讼是公民表达自己诉求和寻求救济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推动法治政府建设,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不断回应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新要求,在行政司法实践中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强化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功能、完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发展。     

乡村纠纷解决中的实施教化——以甘肃临夏乡贤宣讲“卧尔兹”解决纠纷为例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对于西北地区而言,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权威即"乡贤"~([1])发挥积极作用,通过教化解决纠纷以维持当地的社会秩序。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乡贤通过宣讲"卧尔兹"的教化方式,采取劝导、训诫、教育的宣讲方法解决纠纷,其教化目的实现的基本路径为"理解规范—强化认识—遵守规则",为当地社会秩序的维持做出了一定贡献。乡贤宣讲"卧尔兹"的教化方式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并以中国自生法秩序为基本参照,才能令其在西北地区的乡村治理中继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