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说,中国近代的法律改革大体上是引入西方的法律以改造中国固有的法律体系的话,那么这种改革又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由输入国,亦即由我们中国人自己发动和主持的改革,可以说自清末以来的历次重大法律改革都是采取的这种模式.另一种模式则是由输出国(譬如英国)发动和主持的,香港和1898-1930年间的威海卫即是其典型的示例.这两种模式各有千秋,但是尚欠细致的比较.     

政府机构改革与法律环境的互动与协调北大核心CSSCI

从1982年到2018年,中国进行了8轮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在不变动行政组织立法的情况下,完成了政府组织体系的巨变,形成了一种"外在于法"的机构改革模式。这种机构改革模式植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行政组织立法所提供的法律空间,以组织变革推动了中国法律环境的变化,同时也受到法律环境的制约。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应该遵守法律对行政组织权的分配,保证行政组织的可问责性,有助于保障基本权利,并考虑到法律的预先决定。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机构改革受到法律环境制约的现象更加明显。将行政管理法中的"主管部门"的表述与组织法上的"确定主管部门"的机制对接,可以协调二者关系,是一种实现行政组织法治的立法、修法成本较小的路径。     

为什么美国可能无法接受德国民事程序中的优点

两大诉讼模式的相互借鉴是当今世界程序制度改革共同探讨的话题,然而诉讼模式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沉淀的产物,这一点在我国探讨引进美国对抗制的各种论说中似乎大大地被忽略了。约翰·莱兹(John C.Reitz)从相反的角度分析了两大诉讼模式融合的设想在特定的法律文化中可能面临和产生的问题,这种思路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司法客观性的理论构建

一、引语 时值司法改革之际,人们普遍认为,法官严格依法办事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必由路径.这种观点其实根植于一种关于法律的基本信念,即法律系独立于当事人和法官之外的,可据以明辨是非、定分止争的权威性标准;它具有客观的形式和严格的规范体系,不能被随意地解释或篡改.因此只要法官忠实于法律真意,即会求得客观公正的司法.这种对法律的信赖源远流长,可以一直追溯到法律诞生之初.     

浅析“诊所式法律教育”模式中国化的思考

"诊所式"法律教育是20世纪60年代后,在美国开始流行的一种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它对于中国法律教育改革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可是"诊所式"法律教育作为一种舶来的新型教育模式,与我国传统法律教学模式存在诸多的差异。这就为"诊所式"法律教学模式的中国化带来了相当大的不便.因此,我们必须想办法弥补这种差异,并且实现外来模式与本土模式的有机结合,促进我国法律教育模式的完善。     

“司法超前”的文化心理透视

“司法超前”之存在以及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认同,与其说是新形势下司法改革的一种尝试,毋宁说隐喻了当代中国法治发展中面临的一种精神的困惑。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观念代表了一种精神价值,一种在久远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传统。问题在于我们恰好不是这种传统。中国传统的法律不过是特定时代道德体系的附庸,“它们不是法律,反道简直是压制法律的     

竞争政策影响下的律师制度改革：澳洲的经验及对香港的启示（上）

香港有较完备的律师制度,但缺乏竞争法的框架下针对法律服务业的具体政筑中国内地刚刚虽有《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但关于法律服务的竞争政策仍有待完善。本文以新南威尔士为代表,澳大利亚各州白1990年代开始针对法律服务业制订竞争政策,其中的经验可以为香港及中国内地的法律改革提供参考。竞争政策影响下的律师制度改革包括许多方面,本文以公司制律师事务所为例,通过分析这种制度的利弊及其对传统法律职业模式的冲击,说明竞争政策对律师职业规则的影响。     

沈家本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20世纪初期,由沈家本主持的中国法律改革是中国法律史上亘古未有之变革,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本文通过历史分析在时代背景下,对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和实践(1902年-1911年清末法律改革)及其与中国法律近代化关系做一些评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分析其现代价值为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阔思路提供一些个人意见和建议。     

中国近代会通中西的法律改革家——沈家本

今年8月19日是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法律教育家、立法专家沈家本(1840—1913)150周年诞辰。沈家本毕生从事法律研究和立法工作,建树卓著。他在主持晚清法律改革和法典编纂期间,对我国历代法律古籍进行了系统的考订和整理,首开研究中国法律史之新风,并结合中国国情,以会通中西为原则,把西方法律的一些可借鉴的原理、原则,吸收到新修的法律之中。他还是中国近代法学研究和教育的创始人,培育了一大批我国第一代系统掌握和熟悉中西法律的人才。沈家本一生既重实际,又重理论,著作等身,时人誉之为“法学泰斗”。本刊此期发表以下两篇文章,以供研究。     

当代法学的历史使命——以中国法治建设为指向的法对策学思考

法学的历史使命是维护并阐释某种法治秩序。当代法学首先是根植于中国法律实践,阐释实践中的两个法律样本即技术性样本和政治性样本。政治性样本始终与现实的政治话语纠葛在一起,但作为一种政治智慧,要将社会问题司法化,同时避免司法问题的泛政治化,特别是不能超越法律规范。从这个角度说,法律可以被利用,但却不能被违反。纵观法治建设的历史,有革命式和渐进式两种模式。中国法治建设不能生拉硬扯,应该顺应历史和时空条件,走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法治之道。在经济改革拉动下的私法制度基本形成之后,下一步,应该在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的推进下,寻找建构法治秩序的突破口,完善社会法域和公法域的基本制度,在实践中形成中国式的法治秩序。     

法律语言

美国法学家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在《转变中的法律与社会》一书中使用了一种工具性分析框架,将法律秩序分作三种类型,即压制型、自治型和回应型。对于西方社会来说,前一种已成为历史,第二种是现实的主流,第三种则是设计的改革方向。作者认为,自治型法律以法官和规则为中心,特征之一便是“认真地对待语词”;由于规则的骤增所带来的种种复杂问题,司法变得高度专业化,法律思维与社会现实之间距离拉大,法律语言日趋脱离大众语言。 我们自然不必完全接受这种三类型说,但是,就我国的现状而言,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我们的     

论刑事和解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按照中国的传统法律理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侵犯社会整体利益的违法行为,国家依据职权发动的刑事追诉活动是不受被告人、被害人意志影响的。这种刑事司法的运作模式在惩罚犯罪、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们对犯罪和刑事司法问题认识的深化,会发现许多传统刑事司法的弊端。     

关于市辖区公证处发展模式的探讨

公证改革是我国机构改革和法律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中国的公证事业今后要向什么方向发展？怎么发展？是值得每位业内人士认真深思的问题。但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我们就可以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实践，力争成为公证改革的创新者和成功者。基于这一指导思想，笔者就市辖区公证处的发展模式试从以下几个方面略述己见，以供探讨。一、市辖区公证处现有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依照《公证暂行条例》关于在省、直辖市、县（自治县）、市辖区可分别设立公证处的规定，客观上构成了在一个市辖区内同时独立存在多个公证处…     

传统法学的殿后人和殿后作——兼论《读例存疑重刊本》之价值

一、薛允升及其《读例存疑刊本》 20世纪初年,在传统法学终结之时,中国出现了薛允升和沈家本这样两位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主持晚清的法律改革,使中国法律从“封建的身份伦理支配之旧律及旧制,转向为法律之前人格平等,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现代市民法制”①,是     

律师事务所改革的深层思考

一、回忆过去十余年的改革历程为迎接香港回归、深港两地律师为客户的法律服务能更好地对接中国的律师体制必须改革,首先要将“国家法律工作者”改为“社会法律工作者”。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这种律师制度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当时律师体制改革的主要思想就是要把律师变成一种实行行会管理,使律师变成不占国家编制的社会法律工作者。为此,1993年春节过后去北京向司法部汇报要求改革,以深圳为试点,方案未经司法部通过,司法部有关领导认为我们这个方案是自由化的方案。4月份肖扬部长上任,我们又将此方案请示肖部长,得到赞同。6…     

管制理性主义批判

中国加入WTO以后,政府干预(管理)市场之方法、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政府市场法律制度必须重新定位、调整、修改,而这主要是经济法的任务。可以说,中国入世就是法律入世,而法律入世主要是经济法入世。近年来,经济法学界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经济法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为推进经济法入世的进程,完善中国经济法治建设,本刊特委托陈云良教授组织几位青年学者进行了一次关于政府干预市场法律问题的笔谈,以飨读者。     

美国古典法律思想的构成与根基

在美国社会中,以法官和律师为主体形成了一个法律精英智识阶层。自美国建国后约一个世纪时间里,此一精英阶层逐渐创造出一种关于法律的独特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可称之为"法律古典主义"。它不仅论证了司法机构(法院)在民主政治中的地位和权能,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法律人思维模式,而且还为法律及司法权的性质及渊源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和证明。至少在被瓦解之前,这种古典法律思想在推理模式、社会价值以及法律性质与渊源等方面呈现出较为独特的典型特征。或许,在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可以将其纳入西方古典自然法传统之中。     

法律解释的真谛(下)-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道路

三、怎样解释中国的法律解释 (一)四个话语位相和两种解释方式 在我国的传统制度中,关于法律解释的技术和学说一直得不到重视和充分的发展。从云梦秦简记载的“法律问答”、汉代的“引经注律”和私家“章句”、魏晋的“集解”一直到唐律的“疏议”、宋代的“书判”、明律的“笺释”以及清代的律例辑注,我们都可以看到,律令的诠释的基本原则是“审名分、忍小理”。不言而喻,这种抓大放小的做法完全是立足于政策性思考,与德     

禁止令的法律性质及其改革方向

《刑法修正案(八)》中的禁止令可以分为管制中的禁止令和缓刑中的禁止令.由违反两种禁止令的差异化制裁模式决定,禁止令是一种对犯罪分子兼具刑罚性和非刑罚性的综合性处遇制度.禁止令的直接法律功能是“管制执行”的绳索与“缓刑考验”的规则,间接法律功能是刑罚执行或者缓刑考验期间的资格禁止,并与前科形成法律效应上的呼应.禁止令的短期改革方向是增设假释中的禁止令,远期改革方向是摆脱现有刑种与刑度的束缚,独立为真正的资格刑.     

浅谈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中华浩瀚五千年的文明史蕴涵着丰富的传统法律文化。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其深刻独到的见解，别具一格的篇章体例向我们展现了自汉至清的两千余年间中国封建法律的演变，是一部关于传统法律文化以及法律史的重要着作。可以说，法律和社会的发展脚步是一致的。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国法律史，便是一部中国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