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行政不作为之可诉性研究

近年来我国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不断增加,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抽象行政不作为,严重侵害了公共利益和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由于没有相应的立法和其他有力的监督机制,致使抽象行政不作为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解决。笔者将针对抽象行政不作为及其可诉性进行探讨。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机制之建立

目前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只有非诉监督,但随着抽象行政行为的逐渐增多,非诉监督机制难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以致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实施的现象日趋严重,因此,法院审查抽象行政行为势在必行。宜将纳入诉讼范围的抽象行政行为界定为规章以下规范性文件,且有必要提高相应的法院管辖级别;在国家赔偿方面,应体现“国家被动提供救济”的原则。     

试论抽象行政行为的可诉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规定 ,抽象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 ,但抽象行政行为违法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 ,而且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往往是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原因。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同样是行政行为 ,违法同样都会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行政相对人 )造成权益的侵害。“议行合一”说不是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的理论基础 ,无论是从现实的需要还是从行政法理论的发展趋势角度来看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既具有可能性也具有必然性     

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机制的探讨

抽象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针对非特定相对人制定、发布具有普遍约束力规范性文件的行政行为,是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手段,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和指导,但长期以来,由于普遍存在的"官至上"思维惯性,也由于立法上一直将大部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之外,使一些违法或不当的抽象行政行为较具体行政行为,成为更为严重的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主要形式。因此,强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新形势下的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

抽象行政行为在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在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实施和救济越来越规范的前提下,抽象行政行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而其中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也成为对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的关键所在。随着司法改革进程的不断加深,行政类法律法规也根据社会的需要做出了相关的修改,其中对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的审查也做出了改变,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都可以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进行附带性审查。但是对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行政机关由原来的不想作为转变为不能作为,行政主体不明确,行政执法专门力量的缺失等问题一一浮现。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明确审查主体,拓宽监督途径,将抽象行政行为不作为纳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审查范围,并将其对公民造成的损失纳入国家赔偿体系。     

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国家赔偿范围思考

纵观世界各国的国家赔偿制度,其种类概括起来有立法赔偿、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但在国家赔偿的立法上,我国只有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没有立法赔偿。而在实践中,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违法抽象行政行为也有可能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扩大国家赔偿的范围,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国家赔偿范围。     

论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法理依据

我国目前监督抽象行政行为的机制存在着严重弊端,其中我国行政诉讼法把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就是其主要表现之一。从理论依据来看,人民主权原则需要司法审查,分权制衡原则包含司法审查,司法独立原则要求司法审查,法治原则呼唤司法审查。因此应当把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从而使我国人民法院司法监督的范围更广,更充分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行政复议法》受案范围问题的几点思考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的活动。目前的《行政复议法》无论是在立法宗旨上,还是在受案范围上都存在一定缺陷。完善权力机关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逐步确立法院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判监督权等措施,都是完善行政复议制度的有效措施。     

行政诉讼法修改视角下的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

此前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缺位,造成一些规范性文件越权错位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各界公认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次《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力度较大,并确立了对于规范性文件的附带性审查制度。对此应立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理论以及对修改后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制度建构、法律适用的分析论证,着力从司法审查对象、范围的界定、原告资格、审查方式、审查标准、审查效力等方面构建,以此推动修法后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实际运行。     

辨析有关抽象行政行为的三个问题

近年来,有关抽象行政行为可诉性的问题,已引起法学理论与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但就我国人民法院是否拥有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权,行政立法行为是否归属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行政法行为应否纳入法院受案范围等三个问题还有值得商榷的必要。一依照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人们断定人民法     

论《行政强制法》对公安行政工作的影响

《行政强制法》是继《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法律。该法的制定,使公安行政强制的法律概念进一步明晰,强化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具体事项的识别标准,强调了公安行政强制措施执法主体的执法资格,确立了公安机关行政强制的适用原则,对公安行政工作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行政紧急权的价值及法律规制

行政紧急权是一种在紧急状态下受必要的民主宪政的分权制约和人权保障原则实质性制约,由行政机关集中行使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为了应对紧急情况对国家正常秩序的威胁和侵害,以尽快地恢复正常秩序及实现保障人权的最终目标。在紧急状态下赋予政府集中扩张的紧急权力,克服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缺乏效率的局限性,尽快地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但是必须在宪政框架下对这种强化的行政权严格加以规制,给予必要的制约与监督,防止行政紧急权的滥用。     

行政追偿制度构建之维

行政赔偿中的追偿权对被追偿者来说是一种重大过错行政责任。行政追偿权行使的条件须是行政公务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行政公务人员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行政赔偿义务机关已向受害人支付了赔偿费用或履行了赔偿义务,行政公务人员主观上须有故意或重大过失。要完善行政追偿程序,并放宽相应救济渠道。     

论行政诉讼目的的唯一性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将其立法目的确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种立法目的的多元化使得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缺乏一种明确的动机和方向。通过对行政诉讼价值考量及对行政诉讼法的作用、功能和程序设计的研究 ,“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应是行政诉讼的唯一目的     

论行政强制检查

结合行政检查在实践中的运用以及正在酝酿制定中的《行政强制法》的相关内容,参考国外经验,对我国行政强制检查理论和制度应给予充分关注。行政强制检查权必须依法设定,权力分配应贯彻比例原则,其行使过程应加强程序监控和疏通救济渠道,同时充分保障相对方的合法权利。     

行政诉讼的目的初探

通过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利益,控制、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从而达到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效果,实现法律公平正义的价值,最终实现人的彻底解放.     

论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和谐共动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利来合理地制约权力.但在我国当前的现实生活中,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民与官的关系被倒置和互相对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是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大忌.所以说,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实行法治,不仅要看公民之间是否依法解决彼此间的冲突与纠纷,更重要的是看国家与公民是否依循宪法和法律来解决相互间的博弈.因此,行政权力如何在公民权利合理制约下恰当行使,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如何相辅相成、和谐互动,就成为当前我国理论与实践急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试论我国行政执法监督机制

在国家权力中，行政权既是国家权力中最动态、最有力的一种权力，也是对政治、经济、社会和公民民主权利和切身利益影响最直接、最关键的一种权力。行政权也最容易对公民权利和利益造成损害，最容易被滥用和产生腐败。要使行政执法达到预期的目标，预防和制止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监督便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     

试析行政程序法之功能

行政程序法成为国家行政理论和实践的焦点之一。行政程序法是规定行政程序和行政相对人行为程序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功能主要表现为 :规范、制约、监督、促进行政权的合理行使 ;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规范行政相对人的参与程序 ;促进行政效率的提高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的价值及途径

公众参与行政立法由行政立法的特性所决定,是民主决策和权力制衡的需要,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更好地保护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通过行政立法听证的途径强化公众的参与,具体实施中应强调听证的公开性、广泛性以及听证结果法律效力的清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