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法律监督者——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律师的基本定位

从和谐社会的基本内涵及其法治至上、权利优位的基本价值取向入手,并从和谐社会以权利保障为目标、权力应受权利监督、社会和谐实际上是良法秩序的实现这些基本理念出发,通过研究律师的法律性、社会性、权利性、独立性、监督性等特点,扬弃“一般监督”理论,不难发现,律师应当是现代社会中一支独特的法治力量,是正确表达权利、制衡权力滥用的社会法律监督者,这也是和谐社会构建中我国律师应有的基本定位。     

公益维权律师的法治促进功能

客观上,商业、人文与法治,是公益维权律师具有的三种社会角色.公益维权律师实践宪法制度的结构性正义,维护公民权利,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是民主法治实践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与推进者,是社会稳定的维护者、社会进步的推进者而非国家治理的异己力量.公益维权律师主要通过程序性的“反对”而成为法治发展的引擎.理性、谨慎、合法地表达诉求,审慎使用辩护性策略,杜绝援引域外的政治力量介入中国司法,确保依法执业,才是公益维权律师发挥法治促进功能的合理道路.     

以新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

成绩与不足律师制度恢复二十多年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我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行业组织以改革为动力,坚持“完善机制、拓展业务、提高素质、强化管理”的工作思路,开拓创新,锐意进取,使我省律师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律师行业已成为我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去年,我在四川省第五届律师代表大会上说:“我省律师事业的发展同全国律师事业的发展一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极大机遇下,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     

自主、自立、自理——律师体制改革的方向

在我国目前的律师体制中,律师的工作机构“受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组织领导和业务监督”,其人事、业务、经济都由司法行政机关直接管理,律师机构具有“官办”的特征。律师协会的职能是“维护律师的合法权益,交流工作经验,促进     

广州公职律师机制的理论探索

在广州,为适应现代化发展需求,我们积极推进公职律师工作,在全国率先创新机制、深入研究、努力实践,创建成为赢得各界肯定的“广州模式”,此时,更需要我们及时总结、与时俱进、致力发展,笔者谨就此探讨——第一篇“广州模式”的机制创新公职律师是我国新兴的法律服务机制,至今全国共有20个省、直辖市建立了公职律师机制。产生了“扬州模式”“、厦门模式”“、广州模式”等创设。其中“,广州模式”展现了独创的机制、积极的理念和成功的范例,在体系上为揉合“双轨制”发展。“双轨制”是指创建专职的公职律师和事务所,与发展兼职的政府部门…     

人物

董治良：对律师要堵“后门”开“前门”11月14日，海南省召开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机制推进座谈会．全省三级法院的负责人与80多名律师代表共187人齐聚一堂，就《关于建立法官与律师良性互动机制的若干意见》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沟通交流。座谈会上，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董治良提出，法院对律师要建立“堵住后门，敞开前门”的良性互动机制。他提出法官与律师应在双方意见反馈和投诉查处落实机制、重大疑难案件处置绿色通道等五个方面进一步细化良性互动机制。     

解决律师职业道德问题的几点思考——贾午光秘书长在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我们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建设方面的问题,其关键是解决管理体制的问题。(一)对现行《律师法》进行相应修改,从立法上确认律师业的两结合管理体制,强化律师自律管理机制。首先,参照国际通行作法,确认律师自律原则。规定律师协会对律师业实施行业自律管理,行政机关对律师业实施宏观管理。要明确行业自律管理的权限、责任,又要明确行政机关宏观管理的权限范围、方式。规定“指导、监督”的范围是行业管理组织执行法律、执行行业章程的情况和履行职责的情况;“指导、监督”的方式是为律师业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为制定律师…     

从新《律师法》的视角看检察机关如何保障和应对律师执业权利

本文通过对新《律师法》规定的律师执业权利的分析,基于检察机关自身所具有的控诉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职能,提出了检察机关通过转变观念、制定规则、落实律师执业权利侵权救济机制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预先审查起诉”制度、提升职务犯罪侦查能力建设来应对律师执业权利扩大。     

打得赢：军队律师的新使命

作为我国律师队伍的一种独特力量、一个不同一般的方面军,军队律师对我们不少读者来说,可能还有些陌生,可能还有些稀奇。值逢又一个“八一”建军节来临,我们不妨翻开《中国律师》,看看几位军队律师的介绍和告白……     

整顿法律服务市场，建立对法律服务业的统一监管

今年年初，中央领导同志对我国律师队伍建设作出了重要批示，在充分肯定律师队伍主流的同时，对律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极为关注，指出抓律师队伍建设要“依法管理、严格监督”。抓管理既要体现全方位，又要体现长效性。强化管理是从根本上解决律师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巩固律师队伍建设成果的重要举措，更是十六大报告提出的“拓展与规范法律服务”的必然要求。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从善治的视角强化政府回应

在日趋信息化、透明化的时代,政府的回应行为对于树立政府形象显得越来越重要。政府不积极回应势必会给社会、公民带来不理解甚至激烈对抗,使得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也难以发挥主导作用。本文从善治理论入手,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树立一种新型政府形象的行为之一就是强化政府回应。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侵占罪犯罪对象要素之解析检讨

关于“遗忘物”要素,应当正视立法规定上的不合理性,根本解决办法应当是尽快修订刑法的规定,将侵占遗失物、漂流物、失散的饲养物以及其他所有“脱离占有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以全面有效地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减少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针对区分遗忘物与遗失物界限所带来的分歧与迷惑。关于“埋藏物”要素,应当坚持侵占罪中的埋藏物与民法上的埋藏物在概念和外延上的“区分论”立场,并注意针对埋藏物进行有效控制持有的“风险性判断”所具有的重要刑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