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措施的依法使用与人权保障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素来具有"公民权利小宪法"之称,它是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程度的最直接体现,2012年新修改的刑诉法更加注重司法公正的基础上也在司法效率、人权保障的方面有了更切实的回应。新刑诉法赋予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权力,实践中要注重技术侦查的依法、适度适用,达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人权保障理念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以新刑诉法实施后职务犯罪侦查为视角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关系到对侦查权力的限制和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西方法治国家职务犯罪侦查模式通过合理规制犯罪控制程序来促使保障人权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在新刑事诉讼法的框架下，检察机关应立足本土实际，以强化人权保障、有效打击犯罪为出发点，结合当前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现状及问题，针对人权保障理念下如何实现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努力完善职务犯罪的侦查模式。     

新刑诉法背景下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和思考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五个条文,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授权从普通法律提升到国家基本程序法的高度,是惩治职务犯罪的现实需要,符合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需求。结合新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中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一些相关问题作一探析。     

论侦查行为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

在刑事侦查中强调的对人权的保护已经不仅仅指"物理性"人身保护而且还包括体现"精神性"内容的隐私权.侦查行为是为了揭露和惩罚犯罪而设的必要的强制手段,是国家行使公权力的重要方式,其保护的是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是具有正当性的国家行为.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个体的自由权力和隐私权,甚至有时还要牺牲个人的隐私权利.侦查行为与隐私权存在着天然的冲突性,但二者之间又必须进行平衡.一方面必须保证政府的足够的取证能力,从而维护公共的利益;另一方面还应防止政府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力.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免受国家侦查权的侵蚀,国家侦查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达到侦查行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实体真实与程序真实、维护秩序与追求自由之间的平衡.     

人权保障与职务犯罪侦查模式的转变——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难题与破解为视角

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关系到对侦查权力的限制和对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障。西方法治国家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寻求的以对犯罪控制程序合理规制来促使保障人权的做法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在新刑诉法框架下,我们应结合本土实际,摒弃口供中心主义,通过四个转变来实现侦查模式的战略转型。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背景下技术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技术侦查作为秘密侦查手段的一种,已成为全世界犯罪侦查通用的手段,特别是职务犯罪侦查的重要法宝,我国也已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确认技术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中的应用.新形势下如何发挥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权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重要作用,促进执法办案的方式、模式转变,建立适应职务犯罪新发展趋势的科学、高效的犯罪侦查模式显得尤为必要.     

新刑诉法下职务犯罪侦查的机遇、挑战和对策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几易其稿终于在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并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是1996年修订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的首次“大修”,修改条文逾百条,对原刑诉法在犯罪嫌疑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技术侦查、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等重要环节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更好地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妥善解决了司法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现实问题,对于有效地惩罚犯罪、有力地保障人权、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随着新刑诉法的颁布与实施,职务犯罪侦查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正确看待并领会新刑诉法的精神,克服该次修改给职务犯罪侦查带来的困境是司法界尤其是反贪一线人员必须思考的问题.     

职务犯罪侦查中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在当前职务犯罪侦查中,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法律功能实现的状况和程度令人堪忧,而且与相关制度和措施的关系相当紧张。在立法上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强制措施,应寻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建构科学、实用的强制措施体系,并改革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     

职务犯罪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探析

职务犯罪的侦查阶段是查办职务犯罪诉讼程序中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利益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随着我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我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写入宪法,如何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的人权问题正日益引起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的关注。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问题有了很大改进,但是相对于国际标准仍存在着诸多不足和差距。这就需要对保障职务犯罪嫌疑人人权存在的问题和困惑进行理性分析和思考,并通过赋予其一系列保障性权利和限制检察机关的追诉权及提升检察官素质等来加以完善。     

职务犯罪技术侦查适用的机遇、挑战和对策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于2012年3月14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这次修改明确了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的内容,给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技术侦查权的确定使侦查权得到了强化和完善,另一方面技术侦查的方法和手段也涵需完善和改革,因此通过构建完整的职务犯罪技术侦查适用制度对解决当前反腐败形势面临的新挑战具有重大的意义。     

浅析职务犯罪中技术侦查的立法规制

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不仅被用来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同时也为犯罪提供了滋生的温床。职务犯罪由于其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智能性、科技性"给职务犯罪侦查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而我国严格限制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检察机关没有被法律赋予技术侦查权,造成对职务犯罪打击不力的局面。本文指出不能因为怕公权力滥用而不赋予权力,这就要求立法在合理的规制范围内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以实现检察机关打击职务犯罪的职能。     

职务犯罪侦查视野下人权保障机制的理性分析

检察机关对职务行使侦查权,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职能,尤其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的这一职能规定的更为详细。随着人权保障被明确写入《刑事诉讼法》后,对职务犯罪侦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人权保障的思想指导职务犯罪侦查是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然而人权保障在法律条文中仅有原则性的规定,并无具体制度层面以及操作层面的规定,更难以形成体系。但我们又必须承认人权保障是渗透到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因此,只有建立并完善人权保障机制,才能使职务犯罪侦查过程更加合法化、合理化。     

论侦查行为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

在刑事侦查中强调的对人权的保护已经不仅仅指“物理性”人身保护而且还包括体现“精神性”内容的隐私权。侦查行为是为了揭露和惩罚犯罪而设的必要的强制手段，是国家行使公权力的重要方式，其保护的是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是具有正当性的国家行为。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全和稳定，不可能照顾到每个个体的自由权力和隐私权，甚至有时还要牺牲个人的隐私权利。侦查行为与隐私权存在着天然的冲突性，但二者之间又必须进行平衡。一方面必须保证政府的足够的取证能力，从而维护公共的利益；另一方面还应防止政府肆意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力。为了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免受国家侦查权的侵蚀，国家侦查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达到侦查行为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实体真实与程序真实、维护秩序与追求自由之间的平衡。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法律适用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增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议论.如何有效防止侦查机关权力滥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成为贯彻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重大问题.根据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有机统一的立法精神,需要明确"居所”的范围,适用罪名的种类,强制性的程度,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如何建立内部制约工作机制,完善相关的国家赔偿制度和刑罚制度.     

浅议职务犯罪侦查中的人权保障程序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确立保障人权程序是社会整体认知和司法实践观念深度交流的结果,具有实现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和确保实质正义的外在功能。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应在适应调整的基础上,积极主动提升司法理念、转变侦查模式、构建工作制度,实现职务犯罪侦查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双重维度下的全面发展。     

“犯意诱发型”毒品犯罪案件的司法应对——以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为契机

侦查机关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不仅对行为人进行机会(数量)诱惑,而且还对没有犯罪前科和毒品犯罪意图的人进行犯意诱惑。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不仅侵犯人权,直接违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保障人权的规定,而且其所制造的"犯罪"违反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不得诱人犯罪的规定,也不符合犯罪构成,该行为不构成犯罪。无罪化应是司法的应然之选,但是当下妥协性地针对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可能是法官的实然选择。     

论我国腐败犯罪特殊侦查措施之完善

腐败犯罪侦查中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是破解腐败犯罪侦查困境、落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要求、彰显严厉惩治腐败犯罪刑事政策,以及维持人权保障与犯罪控制平衡的需要。2012年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补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的有关内容,进步意义显著,但也还存在不足。推进我国腐败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的发展完善:一是要认真贯彻实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技术侦查措施的有关规定;二是要进一步完善腐败犯罪特殊侦查措施立法;三是要健全相关的配套制度。     

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之制度构建

职务犯罪日益呈现技术化、高智能化乃至有组织化态势,传统的侦查手段和措施已难以适应当前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需要.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已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但该规定过于原则,亟需我们对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以及它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程序、所获材料的管理、救济途径等方面作出严格的规定.     

创新执法理念 加强公安刑事执法的思考——以贯彻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以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为基本理念,强化了侦察措施,规范了司法程序,完善了证据制度。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无论从理念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对公安刑事执法工作带来了重大影响,首都公安机关要紧紧抓住学习贯彻新《刑事诉讼法》这一有利契机,始终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进一步规范执法流程,强化执法监督,加大保障力度,推动公安刑事执法工作创新发展。     

博弈与妥协——欧盟联合侦查小组：理论、法律与实践问题探究

欧盟联合侦查小组基于欧盟成员国共同侦破某些严重犯罪案件而设立，它在权力与权力、权力与权利、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诉讼效率与公平的博弈和妥协中逐渐成长。在这一过程中，应该不断地解决国家主权和侦查权关系、侦查权的扩张与限缩、法律缺失或不完善及不统一、与欧盟其他机构关系、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共享等一系列问题，以期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应有效能。这样不仅能完善自身理论、法律和实践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也为欧盟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侦查大环境进行优化，同时还可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有关经验以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