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以济南市、烟台市、济宁市为例

从19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再到现在的全面二孩政策,政策调整的背后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经过对济南市、烟台市、济宁市部分地区的城市居民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对于二孩的生育意愿尚可,但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年龄等成为众多居民不愿生育二孩的现实因素。在此调查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建议为相关部门完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原因、危害及对策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它不仅造成人口结构不合理,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分析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产生的深层原因,将有助于我们从社会政治、经济及法律等方面制定措施,进行综合治理,从而弱化人们的性别偏好,塑造良好的生育文化和人口文化。     

加快我国城乡统筹发展中人口政策创新的对策

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背景下,针对现行人口政策城乡分离、出生性别比失衡、老龄化加速、城乡人口素质结构及服务水平相差悬殊等问题,我国必须立足实际,进一步完善城乡统筹发展中的人口生育政策、人口发展政策、流动人口管理政策、人口政策实施保障机制。     

全面二孩时代下女性生育意愿及相关问题浅析

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积极应对迫在眉睫的人口问题,我国严格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宣告终结,正式进入"全面二孩"时代。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生育成本、就业压力、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影响下的生育意愿惯性以及缺乏相应的人力、物力、精力和场所对孩子进行照顾等方面成为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笔者从社会政策视角出发,分析研究打消女性生育顾虑的可能,使"全面二孩"政策发挥应有之义。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姻生育选择及对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兼与庄渝霞商榷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产生大量的双独家庭、单独家庭,不同家庭类型的变化将引起政策生育率自然回升,如果考虑到有部分家庭放弃生育二孩,则意愿生育率会低于政策生育率。本文从独生子女婚育选择的角度出发,使用相关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由双独家庭所产生"4-2-1"家庭的数目受政策微调生育的影响较小,政策微调可以大幅度降低一孩家庭的比例,二孩家庭比例的增加无疑会降低家庭风险,且不会大规模地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因此,中国应当对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增强人口结构的合理性。     

两险合并实施后生育保险制度未来走向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生育保险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生育保险覆盖范围持续增长,保障功能稳步完善,制度发展更为可持续。然而,生育保险在不断发展与完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平衡发展表现在城乡结构发展失衡、区域结构发展失衡、群体结构发展失衡、性别结构发展失衡;不充分发展表现在覆盖范围不充分、待遇给付不充分、潜力释放不充分。进入新时代,我国低生育风险正在日益凸现,要根据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在“二险”合并实施政策指引下,坚持生育保险制度改革的三个理念:公平、正义、共享,把握生育保险改革的三大要点:扩大覆盖范围、提高统筹层次、调整支出结构,发挥生育保险制度在二孩生育行为与意愿中的利益导向功能。     

广州市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调查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中国许多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封此有大量的调查研究。一般的总结是：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男孩与女孩在家庭养老、劳动能力、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效用差异。农村传统的生育文化、传统生育观念、B超机的普及成为导致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本研究通过在广州市农村的调查,发现这些原困正在发生一定的变化,进一步提出有针对性地控制农村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政策建议。     

计划生育政策改革路径分析——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视角

伴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人口结构濒临失衡,独生子女家庭抵御风险能力持续下降,现行生育政策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启动"单独二孩"政策,转变人口工作理念,逐步推行家庭计划指导促进模式,落实国家保障义务,建立健全失独抚慰补助制度,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亦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要求。     

全面二孩政策响应区域差异的原因与对策探析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对国家人口均衡发展,改善人口结构,保持国家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然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存在,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地区民众的影响不同,进而导致各个地区对于政策的响应程度呈现区域差异化的特点。当前,缩小区域及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因地制宜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设计、营造良好生育文化氛围、科学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是可能重塑不同区域民众生育价值观,促进我国人口合理发展的有效对策。     

完善“三孩”政策配套措施

<正>实施“三孩”政策，对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意义重大。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分析，“三孩”政策落实效果并不理想，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低于2021年的1062万人。调研发现，除了经济压力、没有时间照护等因素外，房屋空间不足已成为城市家庭放弃生育“二孩”或“三孩”的主要原因。受访者普遍表示，随着“三孩”政策的实施，将出现三代同住或者家人与职业保姆同住的情况，从而增加家庭人口的实际数量，需要通过“以小换大”或再购入一套住房，改善房屋空间需求。如果这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生育“二孩”或“三孩”很难真正落到实处。我国房地产政策是基于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背景制定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商品房分为普通住房和非普通住房，     

当代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初探--对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社区两代人生育意愿的对比调查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近20余年,取得的伟大成绩不仅在于我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模式的改变,更在于它对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以往生育意愿的调查多是关于城乡生育意愿对比,对农民的生育意愿的调查以及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讨论,而关于城市人口内部生育意愿变化的相关研究则很少.     

关爱女孩行动与综合治理我国西南地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的现实状况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不仅应引起家庭、政府和社会重视,更应采取切实行动关爱女孩,制定相关政策综合治理,以尽快提高女孩综合素质与能力,支持女性自主创业与回家乡创业,尽快实现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健康发展,为民族地区人口、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作出全面思考。     

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的社会管理:整体性治理框架

1980年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急剧升高并长期高位徘徊.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性别失衡作为社会管理领域的重大人口问题正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在当前的人口社会管理中的管理理念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就需要突破旧有的管理格局和机制,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最终构建性别平等的和谐社会.本文描述了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最新态势,评述了近年来性别失衡治理的公共政策体系,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出发论述了社会管理视域下性别失衡治理问题,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了性别失衡的社会管理框架,为政府性别失衡治理问题提供支持.基于上述框架,本文发现在中国的性别失衡社会管理框架中存在碎片化问题,公共政策体系需要完善,在性别失衡整体性治理的社会管理框架中要纳入对大龄未婚男性的关注.     

生育政策改还是不改?

生育政簸:稳还是调自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数量控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生性别比失调问题、年轻劳动力短缺问题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等问题日益显现,与控制人口的目标不可兼得。中国人口正处在又一个十字路口,现行生育政策是否应该调整、何时调整以及如何调整,是目前敏感而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     

社会公众二孩生育影响因素研究综述:2003-2015

通过对2003年—2015年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中发表的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现状、差异和变化进行总结。年龄、生理健康保障是影响社会公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影响公众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年龄等,与生育意愿呈现"U型"关系;经济压力对生育成本较高的公众有重要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则对孩子数量和质量有双重需求;女性所处相对地位影响生育意愿,决策权更多取决于男性;主观效用显著增加社会公众二孩生育意愿;农村地区存在男孩偏好,城市存在女孩偏好,但没有显著差异;生育数量可能存在家庭代际传递。     

性别失衡对犯罪率的影响研究

中国的人口性别比持续失衡,与此同时,犯罪率也不断上升,虽然中国的性别失衡对社会安全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但是目前性别失衡对犯罪的影响研究多为质性分析.本文在中国性别失衡和社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在分析中国当前不能成婚男性的特征和对犯罪影响的基础上,基于中国1990、1995、2000、2005年全国省级宏观人口经济和犯罪率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的面板回归方法建立人口性别比和犯罪率之间的随机效应模型,发现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对犯罪率的上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性别比每提高0.01(正常值为1.06),犯罪率上升3.03%.中国性别失衡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犯罪率的上升,对社会安全构成T威胁.本研究不但定量地证明了中国性别失衡对犯罪的影响,同时也为降低和预防犯罪提供了人口学方面的视角.     

生育支持体系对青年流动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

生育支持体系对缓解个人的"工作-家庭"冲突与促进国家的"生育-就业"共举具有重要作用。运用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已育一孩的青年流动女性为研究对象,关注生育保险、孕产服务和抚育照料三方面的生育支持因素对其生育后是否就业的影响。通过构造工具变量、交互效应和分样本检验等统计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对产后是否就业而言,生育保险的作用具有长效性和稳定性,孕产服务的作用具有时效性和类别性,抚育照料的影响具有选择性和先导型。构建和推行一套与"全面二孩"政策相配套的生育支持体系,对解决中国当前人口生产面临的困境及相关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放开农村二孩生育的经验与前瞻——来自山西省翼城县的调研报告

山西省翼城县是1985年经国家计生委和山西省政府批准放开农村二胎生育的试点县。翼城县放开农村二胎生育的试点是成功的,在试点过程中形成了一些经验:晚婚晚育加间隔的制度设计合理,县委县政府积极组织领导,依法有序实行农村二胎生育,坚持"宽严并举"的工作方法,实行计划生育管理创新,充分发挥社会环境的助推作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翼城县的试点说明,新政策实施后农村可能会出现如下问题:性别比失衡,人口扎堆生育,超生漏报,计划生育监管难度增大。因此,应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创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工作方法,集中力量抓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掌握监管的主动权,营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出生性别比偏高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失效原因分析

为了分析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公共政策失效的原因,通过国家官方网站和中国期刊网检索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治理的56项政策文本和43篇政策分析类文献,并基于社会性别公平理念和公共政策系统协调性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方法对上述政策文本和文献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显示,公共政策系统的不协调是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未能得到有效治理的主要原因,该不协调体现在政策的主体子系统内部、客体子系统内部、主体与客体子系统之间、本政策系统与其他政策之间以及本政策系统与环境之间五个方面。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的治理、国家关爱女孩行动的顺利开展等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政策评估方法。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看点解读(一)

<正>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允许普遍二孩政策,将允许每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全会公报指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提高生殖健康、妇幼保健、托幼等公共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