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合一: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农民工权利都是附着在户籍之上而不是人身上。从"户(籍)—权(利)"合一到"人—权(利)"合一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发达地区农民工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的转移,都是改变"户—权"合一状态,实现"人—权(利)"合一的努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置业也是主动对"人—权"分离状态的调适。要促成新生代农民工"人—权"合一的实现,就要确立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体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转移与置换的协同式社会管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既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事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论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城市化——以中原经济区为研究范本

流动之初的农民工大多以收入作为其外出打工目的地确立之考量,而新生代农民工有着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的诸多优势,其选择外出打工目的地是以能否实现城市化,能否融入城市为目的。而事实上的新生代农民工在许多打工地的"半城市化"导致他们开始返回家乡,在家乡或家乡附近的中小城市寻求出路。伴随着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力度加大,新生代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成为趋势。     

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的基本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自我价值实现愿望的强烈化、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城市化、维权意识的明确化以及维权手段的单一化等特点。由于诸多体制障碍和现实困境的存在,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很难顺利地实现社会融入,成为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服务与管理,促进其社会融入,成为目前基层政府与党团组织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重要任务。通过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团支部建设,可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有效地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边缘人还是陌生人?新生代农民工的类型学讨论

国内学者在新生代农民工的经验研究中,大都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边缘人"。然而,在西方社会学传统中,边缘人这个类型学概念,更多的是属于"陌生人"这个人际类型的亚范畴,"边缘人"无法涵盖作为"陌生人"的其他面向。陌生人作为现代社会的基本人际类型,具有边缘人和新来者的双重人际特征,并为陌生人成为多元社会的行动主体成为可能。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为陌生人而不仅仅是边缘人,视为拥有与其他社会成员有着共享经验和交往可能的社会成员而不是"特殊群体",使得建构和谐共生的社会成为可能。     

“回流式”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新趋势——结构化理论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在“融不了大城,回不了村”的现实境遇下何去何从?新生代农民工是一群有自我意识和行动能力的主体,正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市民化的出路,由大城市回流到户籍所在的中小城市,在打工积累的基础上转向自主创业或正规就业,从而实现市民化的目的,笔者称这一现象为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是外部结构因素与内部主体因素二者互动的结果.本文尝试建构一条由行动主体实践探索的“接替——融入”的市民化路径,其不仅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解决,且有助于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新留守”

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县城买房以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形成了"新留守"现象。"新留守"是新生代农民工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体现,对县域城乡教育、医疗、社区管理带来了冲击,造成城乡教育资源结构性失衡、城乡医疗结构性资源短缺、城乡社区管理结构性失调,留守家庭权利"双重享有"。为提高城市化质量,政府公共服务的配置和社会管理要与城市化速度同步。在农村强化土地管理,义务教育学校仍然要坚持在撤点并校基础上建立校车制度;在城市新建学校和医院。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说明,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应该走发展中小城市之路,特别以发展县级城市为主。     

“间架性社会保障权”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

新生代农民工主观上愿意融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客观上却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捆绑,在既有的二元社会保障权基础之上,形成了"间架性社会保障权",在形成路径、表征和制度支持方面与二元社会保障权差异明显。从生存到精神再到社会认同等社会保障权方面,没有出现新生代农民工想要的、将他们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而将新生代农民工纳入农村社会保障权的社会政策,并未得到他们积极回应。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和农村社会融合出现裂痕。     

“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自杀现象的社会学反思——从富士康“N连跳”说起

通过对富士康"N连跳"事件以及"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不断的出现自杀现象的高度关注,解析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自杀行为的社会根源,发现社会急剧转型导致的社会失范,如制度失范、文化失范、角色失范、价值观失范、社会因素引起的心理失范等是其自杀的总根源。减少和防止"80、90后"农民工自杀现象的措施应该包括:加强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建设、构建农民工次级社会关系网络、加强企业人文文化和社会工作体系建设、加强城乡文化交流和融合等。     

试析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的社会融入——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日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在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新疆乌鲁木齐市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以他们在城市融入中的社会层面作为研究视角,分析与研究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如何克服社会交往"内卷化"、可动用社会资源匮乏、社会歧视严重这些社会融入方面的壁垒,从而让他们在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的同时,也能更好、更快地融入城市生活,并真正享受到城市发展的文明成果。     

从网聚青年到影响社会——浙江金华青年QQ群现象调查

在共青团金华市委看来,"青年文明号"是共青团组织的金字招牌,其目的是为了倡导青年职业道德和职业文明,更好地服务社会。QQ群作为新时代的产物,应该受到团组织的关注。让QQ群这个虚拟组织也能和社会实体一样挂上"青年文明号"牌子,让网络青年自组织看到了更高的追求目标。而把这一称号授予QQ群,无疑是对"青年文明号"现有组织架构的一个突破。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的影响研究

农民工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但由于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他们无法得到城市、农村两地政府的有效服务和管理,导致他们对政府的信任感偏低。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8年12月在陕西省X市LH区对农民工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以政府信任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对西部农民工信任流入地政府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高素质、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对流入地政府的信任感低;社会资本越丰富的农民工越信任流入地政府;政治活动参与意愿越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农民工则越不信任流入地政府。     

单向度的城市化思维应该被抛弃

在宏观的发展思路和具体政策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大的社会空间,让他们在外出打工和返乡就业的选择中进退自如本来,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目的在于希望各级政府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在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上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做好准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新生代农民工"刻画了一个"三高一低"标准像,将这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视为脱离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抽象社会群体,一定程度上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反应方式与改革对策——以富士康N连跳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中央一号文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正式被政府认可,并且把他们面临的问题当作一个社会的公共问题来看待.在这种背景下,本文从"富士康N连跳"事件的发生过程及其企业、媒体与民众、政府三个主要角度,来探讨社会对待"新生代农民工"方面存在的经验与问题.以富士康N连跳为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社会反应方式与改革对策,这对于推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城镇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我省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60.9,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按     

社会冲突视野下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探析──基于GGF监狱调查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力求解决问题，其意义重大。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近1个亿的新生代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既是我国工农业生产的生力军，又是社会发展中最不稳定的因素。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融入不了城市，又退不回农村，他们长期处在城乡之间，成为“双边缘”人，必将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在GGF监狱调查发现，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率居高不下，发人深省。     

新生代农民工值得关注的“动向”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大多是"两后生"(农村初、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人员,又不愿再复读的学生)或"80后",数量超过1亿人,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体。     

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新生代农民工＂一词,首次使用在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特指1980年以后出生、具有农民身份的进城务工人员。截至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占中国农民工总量2.3亿中的六成以上。与改革开放后涌进城市打工谋业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文化层次、就业期待值、维权意识程度、消费水准均比其父辈们有显著提高。但承受就业困惑、面对不平等待遇的耐受程度却远远赶不上父辈们。因此,他们在踏着父辈们的足迹,为我国城市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由多种因素促发而成的犯罪问题也日益凸显,在相当地区,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特征入手,针对致罪因素,对防治＂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良策予以探讨,以求对构建我国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机制有所裨益。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归因与反思

李磊、俞宁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撰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化”倾向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经济、社会和心理三方面的融合困难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化”倾向的直接原因。应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特征与利益诉求，从理论研究与现实政策两方面继续探索破解我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新对策。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因素与对策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他们的市民化倾向尤为明显。工资收入水平较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城市居民的偏见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心理承受能力较弱等因素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使他们很难融入到城市主流社会。建立公平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引导市民消除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偏见及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都将有利于他们实现向市民身份的过渡。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及其化解——对武汉市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外来务工人员的主体。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已进入成家立业的关键年龄期。"家"对他们而言,既是一个"物理空间"又是一个"社会空间",成为其立足和融入城市的依托。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形式、住房管理与服务、居住水平与满意度喜忧参半,应当通过住房供应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来化解他们的住房问题,提升其居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