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六大动态

动态一:就业,我仍然去东部。新生代农民工的外出务工地点仍以东部地区为主。而选择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大部分来自中西部地区。这样形成了东、西部地区的较大分化。动态二:初次外出务工年龄大幅提前。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限接近6年(5.96年),可以粗略推断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在20岁左右,这与传统农民工初次务工的平均年龄26岁(引自全国总工会的调查)有大幅度的提前。     

新生代农民工:一群没有“家乡”的人——基于对“SZ人在北京”QQ群组的虚拟民族志研究

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运用虚拟民族志方法观察他们在北京建立的同乡QQ群组,我们发现,借由QQ群组构建起来的同乡社会网络,在新生代农民工眼中是抒发情感之地,为同乡间互助提供了空间,是交友的平台,是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支持网络之一。然而,这种同乡社会网络具有利益导向的显著特征,难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网上的"家",而流出地的"家乡"已变得日益模糊,流入地的"家乡"仍无法企及,他们逐渐成为一群流动的人,一群"拔根"的人,一群"无乡可依"的人,一群没有"家乡"的人。     

单向度的城市化思维应该被抛弃

在宏观的发展思路和具体政策上,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大的社会空间,让他们在外出打工和返乡就业的选择中进退自如本来,社会各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关注,目的在于希望各级政府要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问题,在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上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做好准备。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媒体为"新生代农民工"刻画了一个"三高一低"标准像,将这些在外打工的年轻人视为脱离了家庭和社会环境的抽象社会群体,一定程度上     

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新留守”

新生代农民工在家乡县城买房以后,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形成了"新留守"现象。"新留守"是新生代农民工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体现,对县域城乡教育、医疗、社区管理带来了冲击,造成城乡教育资源结构性失衡、城乡医疗结构性资源短缺、城乡社区管理结构性失调,留守家庭权利"双重享有"。为提高城市化质量,政府公共服务的配置和社会管理要与城市化速度同步。在农村强化土地管理,义务教育学校仍然要坚持在撤点并校基础上建立校车制度;在城市新建学校和医院。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说明,我国中部地区城市化应该走发展中小城市之路,特别以发展县级城市为主。     

初次职业选择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意愿更强,工作中更加注重个人发展,而且职业流动性更强。初次职业是职业流动最基础的跳槽。以初次职业的种类及结束初次职业的原因作为分析的关键因素,纳入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特征、打工经历等因素分析其职业流动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因个人发展因素而结束初次职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     

“人—权”合一: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以新生代农民工返乡置业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实质上是我国农民工权利都是附着在户籍之上而不是人身上。从"户(籍)—权(利)"合一到"人—权(利)"合一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动的发达地区农民工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的转移,都是改变"户—权"合一状态,实现"人—权(利)"合一的努力。新生代农民工的返乡置业也是主动对"人—权"分离状态的调适。要促成新生代农民工"人—权"合一的实现,就要确立权利为本位的社会体制;推进新生代农民工权利转移与置换的协同式社会管理;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社区服务。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既关系到我国城市化进程,也事关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让“新生代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城镇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我省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60.9,成为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按     

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趋固化问题

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是指上一代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在我国,由于社会结构本身具有的强大惯力及一些制度性缺陷在经济发展中被一些优势群体所利用,这种代际传承已经出现并呈现出固化的危险信号。就农民工来说,新生代正在成为主力,第二代农民工正在成长中。从第一代农民工到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我们看不到有一种向上流动的机制出现。相反,在长期的外出打工中,第一代农民工因年龄增加、伤病或其他无法阻挡的因素,而只得返回农村;而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工来说,由于他们对农村的感情以及价值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更愿意选择…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特征和实现对策

在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并存的当今时代,如何推进我国的城市化战略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们必须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阵营中的主力军,不仅具有融入城市的强烈诉求,而且其群体特征也为城市化的实现提供了条件.因此,要实现我国的城市化,必须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地位,即把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推进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对象,同时采取一系列措施着力解决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进得去、留得住、活得好"的相关问题.     

关于沈阳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的调研报告

沈阳市农民外出打工,特别是偏远地区(康平县、法库县)的农民外出打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对我市能否在201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至关重要。从调查的情况看,政府把农民工纳入管理范围,针对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在教育、制度、法规等各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是农民的殷切期盼。     

草根青年组织的个案研究——对北京打工青年艺术团的调查与思考

打工青年艺术团以"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为宗旨,在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中形成了组织结构扁平化、纵深联合能力增强、整合社会资源意识和能力提升、服务功能日益泛社会化的特征,并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家园、反映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培育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的载体、增强社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知方面凸显了广泛的社会功能.同时,打工青年艺术团面临着发展困境,这些困境反映了草根青年组织发展的共同难题.     

农民非农化的新生代农民工分析视角

城市化离不开农地非农化和农民非农化。城镇化必然导致大量农业用地向非农产业转移，与之相伴而生农村剩余劳动力也必然会通过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在不同产业之间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过去，无论是政府实务部门，还是学界对农民工的关注更多的是偏重了城市管理便捷性的偏好，而忽视了加速城镇化进程中农地非农化与农民非农化的关系协调，以及农民非农化背景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应当看到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非农化受阻，也就是城市融人存在梗阻，主要表现在行为特征、价值取向、市民化待遇诉求、政治参与话语权等方面。     

新生代农民工有何新诉求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大量新生代农民工向城市转移,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在参与城市建设的同时,也产生了更多发展诉求。我们应关注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融入城市的能力,使其有更多获得感。     

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

＂新生代农民工＂一词,首次使用在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特指1980年以后出生、具有农民身份的进城务工人员。截至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占中国农民工总量2.3亿中的六成以上。与改革开放后涌进城市打工谋业的＂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文化层次、就业期待值、维权意识程度、消费水准均比其父辈们有显著提高。但承受就业困惑、面对不平等待遇的耐受程度却远远赶不上父辈们。因此,他们在踏着父辈们的足迹,为我国城市化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由多种因素促发而成的犯罪问题也日益凸显,在相当地区,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特征入手,针对致罪因素,对防治＂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良策予以探讨,以求对构建我国城市社会的和谐稳定机制有所裨益。     

新生代农民工结构性变化新动态

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已成主体59.4%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夫妻一起外出的近一半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在城市定居的打算     

“民工荒”：由东慌到西

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留守家乡还是外出打工是一个难题;对于想招工的企业来说,继续坚守等待应聘者还是再加工资吸引农民工,也是一个问题。这就是今年春节期间中国的用工现状。     

数字

<正>2.7亿日前发布的《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量2亿6894万人,外出农民工月收入为2609元,比上年增加319元,其中从事交通运输邮政等行业的农民工收入最高。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解释说,农民工总量增速已呈现持续回落态势,同时,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带动下,本地农民工增长无论数量还是速度都快于外出农民工。此外,随着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也即将面临拐点。     

农民工流动动机及其代际比较分析——基于湖南省的调查数据

农民工流动动机及其代际比较研究有助于明晰农民工流动行为的性质及其变迁,并可为完善市民化政策提供指导。将农民工流动动机分为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采用自陈量表,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分析农民工流动动机并进行代际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上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动机均以经济动机为首,流动中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差距缩小。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动机更弱,非经济动机更强;经济动机与非经济动机的关系由上一代农民工的主次关系演变为新生代农民工并存关系。     

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研究的理论与前瞻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的社会目标,也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重要方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家庭问题可以找到市民化的可能突破点。由于社会流动、婚姻挤压、双重边缘人的身份尴尬、婚姻策略的盲目调整等方面的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婚姻家庭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特性,丰富了婚姻内涵的同时又带来了很多的社会管理难题。因而以婚姻家庭为突破口,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分层化、专门化研究,探索在新型城镇化和市民化的进程中如何缓解成婚难问题,改变婚姻迁移循环式流动的窘境,减轻抚幼赡老维持家庭的经济压力,是当前新生代农民工研究的重要内容。     

流动经历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水平——基于湖南省的实证调查

通过对湖南省481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流动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流动月收入、工作条件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而发展前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另一方面,流动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有显著影响.其中流动时间和工作稳定性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而流动的次数、劳动强度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之间呈较强的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