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研究

对于曾经负有责任而降职、免职、引咎辞职的官员,并非一概不能起用。如果因为一次失误,就否定一个人的全部,这样的问责过于偏执。相反,给那些改正错误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成绩的“问责官员”一个复出的机会，更能体现出制度的善意与理性。本文拟在分析当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对官员复出的路径做一探讨。     

2009年第7期《党课》月刊精彩党课教材简介

正确认识官员的复出问题 对应当承担责任的官员实行问责是必须的，不论对被问责的领导干部本人还是其他领导干部来说都是一次深刻而现实的教育。而近来，一些领导干部在因各种原因被问责辞职、免职或撤职后，叉被重新任命相当于原职或高于原职的事时有发生。如何正确认识官员复出，官员复出应当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削度应当从哪些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创新等，成为我们必须考虑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构建科学有效的干部问责机制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完善纠错问责机制"。不久前,有媒体做了统计:2008年以来引起舆论关注的52起官员免职案例中,被免的85名官员中已有29人起复。按照规定,因问责而免职的党政领导,复出至少相隔一年。但现实中一些官员的快速复出,不仅容易使公众产生"暗箱操作"的感觉,更令人质疑干部问责制度的有效     

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亟须完善

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严重损害了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因此,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避免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是行政问责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问责官员随意复出既有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完善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应该从明确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厘清权责关系、提高公众参与的水平、严格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等几个方面入手。     

正确认识官员的复出问题

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一些领导干部因各种原因被问责辞职、免职或撤职后，又被重新任命相当于原职或高于原职的事件时有发生。于是，在民间、在媒体，尤其是在网络上，“官员复出”不仅已经成为一个广为盛传和流行的概念，而且有着不同的解读。如何正确认识官员复出，官员复出应当经过什么样的程序，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应当从哪些方面进行深入的改革创新等，已经成为我们必须考虑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官员复出，如何变无序为有序

从2003年开始我国内地首开“问责”之风后，已有上千名官员或引咎辞职或被免职，其中绝大多数在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问责官员复出不透明，复出时间过快，而且容易官复原位（更多的时候表现为官员级别不变、岗位变化），甚至在复出之前享受与问责前一样的待遇，难怪不少公众和社会舆论把官员问责期间戏称为“带薪休假”。     

问责应有科学统一的规范和标准

不久前，江西、湖南两地发生的问责官员“复出闹剧”引发公众对官员问责复出制度的质疑。日前，在《法制日报》视点版与搜狐网联合开展的调查中．对“如何看待问责官员复出”进行了深入讨论。回答“你对目前问题官员的问责怎么看”这一问题时。有97．98％被调查者认为，“不满意，很多问责流于形式”。     

有多大的权力，承担多大的责任

重大安全事故连续发生，问责风暴相继刮起；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舌靼只、免职，面对问责风暴，问责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免职之后的官员究竟该何去何从？面对免了领导。却免不了的事故，行政问责怎样取得更好的效果？颁布实施的（（暂行规定》正在显效。     

如何实现"阳光复出"?

有舆论认为,如今被问责官员的复出,就如同当年的游击战一样,多是"悄悄地进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按理说,被问责官员如果"阳光复出"本无可厚非,甚至可以将此看做政治的民主与昌明,但若复出得不明不白,在党纪政纪处分期未满之时就大搞"分身术",则另当别论了.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被问责官员“带病”复出带来的危害不可低估,它使行政问责制面临合法性危机,弱化了党的执政能力,降低了政府公信力,影响社会和谐。因此,如何科学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是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分析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挖掘深层次的原因,找到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问题的优化路径。     

党刊视点

问责后官员的责任类别与复出取向问责后官员能否复出,不可一概而论,应该按照被问责的原因加以具体考量,实施有条件的制度化、规范化的复出机制。对于严重违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准则的、有道德品质瑕疵的官员,问责后不宜复出。对于"具有决策权、负有领导责任"的"一把手"及主管领导,因乱决策、独断专行、决策自利、决策失误、买官卖官跑官等损     

关于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的思考

问责官员频繁非规范地复出消弭了行政问责制的功效,破坏了政府公信力,虚置了人民权利,其根本原因在于复出制度的系统性缺失。问责官员复出制度化建设应当遵循实事求是、公众参与、程序公正、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健全协调统一的复出制度体系,设定明确严格的复出条件,构建合理规范的复出程序,完善合理有效的复出监督机制。     

“问题干部”如何复出

现在，被问责的干部大面积、几乎百分之百地复出，免职如休假，伤了民心。被问责干部不是不能复出，关键是不能神神秘秘地复出。任用什么样的干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那些群众信得过的干部，才会着力为群众造福谋利。只有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才能保障干部提拔的公正性。否则，不仅侵害了公民的民主权益，而且会损害党和政府选人用人的公信力，影响党群、干群关系。     

被问责官员复出应慎行

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屡屡引发舆论大哗。随着问责制的强化，这种现象会不会骤然增多？我从网上点“问责”、“复出”，仅在今年的几个月内．便引出了一大串实例——     

十年问责:制度中的符号学

官员问责,成为了行政问责制度中最显眼、最为人关注而其实可能是最不重要的符号。【编者按】7月,国务院问责吉林两起特大事故,两名副省长受处分。8月,在山西襄汾溃坝事故问责中,被撤去党内职务的原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复出,任山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官员问责再次被引入舆论中心。此时距2003年"非典""问责风暴"刚好十年。十年,官员问责一直在路上。     

问责制下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制度缺陷及出路

随着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实践的不断推进,一方面,许多政府官员或因违反党纪国法,或因对社会危机事件处置不力而被相继问责,无论从法律层面还是政治层面,这都体现了权责统一的法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因为官员的复出带有随意性、缺乏合法性,因而遭到公众的不断质疑与反对。“官员复出”指因问责被免职的行政官员在一定时期内重新担任、或异地调任相关领导职务的政治现象。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一、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问责法规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在官员问责实践中所依据的法规多散见于各种政策文件中。其中既有党的条例，也有政府的法规；既有中央党政部门出台的，也有地方党政部门制定的。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规定对特大安全事故进行问责。2002年7月中央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有关于党政领导干部免职、辞职、降职的规定。     

追问官员"复出门"

近年来,各类公共事件时有发生.由于这些事件通常影响恶劣、后果严重,一些乱作为、慢作为甚至不作为的官员也多在舆论的压力下接连被问责.然而,当问责风暴渐渐散去,"问责后遗症"也便日益显现--在公众不知不觉间,一些被问责的官员早已悄然复出.那些引发舆论关注的被问责官员复出事件,常被媒体称之为"××复出门".     

官员问责，是不是一场秀？

“问题官员复出”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有统计显示，从2003年“问责风”兴起，已有上千名官员因工作失误而引咎辞职，但其中大多数在并不长甚至是很短的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复出，或官复原职，或异地任职，或提拔重用。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观念里，问责制“异化”成了对问题官员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