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法规

家庭廉租住房管理办法出台家庭人均收入连续一年以上超出当地廉租住房政策确定的收入标准,将会被取消享受廉租住房保障资格,这是建设部、民政部日前颁布的《城镇最低收入家庭廉租住房申请、审核及退出管理办法》所作出的规定。该办法将于今年10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廉租房管理中心主任杨晓表示,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北京目前基本上都已经执行了。     

我家的战“疫”故事

正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参与到了战"疫"中。他们中,有的奋战在医护一线,有的时刻保障着防疫设施的安全,有的为居民防控值守,有的在保障大家的生活"快递",有的"宅"在家阻断疫情传播……在此,本刊邀请了八个职工家庭,讲述了他们各自的战"疫"故事。     

特色鲜明的国外养老保险制度

瑞士 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分担 瑞士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三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由政府对老人、遗属和残伤人支付的基本养老金;第二个支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第三个支柱是个人投资养老保险.这三者互相补充,共同形成了瑞士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的独具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 基本养老保险金始于1948年,其宗旨是保障老人最低生活需求.它来自居民上缴给国家的义务保险费.瑞士宪法规定,所有20岁以上的居民和年满18岁的在职者都必须向国家缴纳养老保险金.     

西部时空

为了使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日前,青海省人民政府决定进一步扩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将所有符合保障条件的城市贫困居民全部纳入最低     

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安全保险法律制度体系研究

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已经进入历史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无论是国家宏观政策还是产业政策,对职业教育发展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从经济产业发展规律来看,当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快速发展阶段时,必将伴随着学生实习安全风险的发生。现阶段我国相关保险法律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实习期间一旦学生遇到安全事故,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给处于实习期的学生、学校、实习单位、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困惑和烦恼。如何克服困难或是将风险降到最低,是全社会应加以思考的课题。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人防、技防、物防来消除实习安全风险之外,重点是要通过完善安全保险法律体系来规范实习参与者的行为和引导提升当事人的安全意识,理顺参与实习各方的责任与义务,从多层次、多方位避免低效率运转,并以立法形式给予学生实习安全和福利保障,从而为学生实习安全工作和我国的职业教育事业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流动人口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析——以大连市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性不断加剧,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平等享受公共服务的问题更加受到关注。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一直以来把流动人口排除在保障范围之外,有损流动人口获得社会救助的合法权益。本文以全国低保制度实施状况为研究基础,从大连市保障现状入手,收集市内流动人口生活状况资料,从发展现状、存在弊端、法律基础和完善措施四个方面对低保制度扩大保障范围,实现流动人口受救助权利的制度完善进行初步探究。     

配偶不是“女职工” 男职工也可享“陪产假” 工会法援帮男职工讨回“陪产假工资”

正陪产假,是依法登记结婚的夫妻,女方在享受产假期间,男方享受的有一定时间看护、照料对方的权利。虽然我国法律目前未对陪产假作出统一规定,但很多省市都有相应的地方法规,比如在北京,《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女职工,按规定生育的,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生育奖励假三十天,其配偶享受陪产假十五天。女职工及其配偶休假期间,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不得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     

浅析依法治国视野下的垄断惩治

依法治国理论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治理国家新理念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党的领导实践、途径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境界。我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需要纳入法治的轨道,经济生活尤其需要法律的规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而垄断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竞争机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世界各国或地区都用刑法对其加以规制。我国应在刑法中规定垄断协议罪、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罪、行政垄断罪和拒绝反垄断机构调查罪四种垄断犯罪,并规定各罪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     

浙江:“低保”驶上法治轨道

“最低生活保障”的推行有两大热点:首先是城乡一体化,使农民享受到和城里人一样的福利待遇;但更重要的是它被定义为低收入家庭的一项权利,其推行已纳入法治轨道,政府对此不是“审批”,而是“核准”,从而真正理顺了政府和公民在贫困保障这一领域的关系。     

我国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法律思考

虽然我国现有法律对精神赡养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是这些法律规定更像是对老年人权益保障的一种保护性宣言,并没有对精神赡养义务提出量化标准,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也比较笼统,从而导致实践中对老年人精神赡养侵权行为的约束和惩戒力度不足。构建社会、政府、家庭三位一体的精神赡养模式,确立精神赡养案件调解优先制度,有利于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权利得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