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

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 ,从事管理活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规章与制度。目前我国法学界就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撰文甚缺 ,故 ,拟就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的特征、作用、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规范非法源性行政规范文件略作阐释     

论行政国下的行政价值目标

在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这一主题中,价值主体是行政权的最终归属者——具体个人,价值客体即是行政。本文得出行政价值目标的方法是:对行政国下行政的固有属性和个人的合理需求进行分析,在寻求二者关系一致性的过程中,自然得出行政所追求的价值目标。由此可知,行政的价值目标有三,分别是行政民主、行政法治、行政效率。特别是在中国行政主导改革的条件下,行政对民主、法治和效率的追求,对于整个国家政治框架下的民主、法治和效率,有着极大的示范和助推作用。     

行政规范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行政诉讼中必须依据行政法规、参照规章以及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规章以外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适用比较混乱,理论上没有明确的地位,导致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有适用的必要但又缺乏适用的准则。文章从辨析行政规范的名称入手,通过分析不同学说,从新的角度界定行政规范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经由行政案例指导迈向行政判例法

判例法由来已久,并已成为两大法系国家的重要法律渊源之一。在我国,判例法能否采行、如何采行虽依旧存在较大争议,但最高人民法院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的改革设想却为判例法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契机。在行政法领域,判例法尤其需要得到高度重视。围绕《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所栽经典行政判例而展开学理分析,有助于夯实我国行政判例法生成的社会基础。     

论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经常面临如何适用行政规定的问题,然而现有的理论与实践并未给出正确的答案.不同的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法律适用中,具有的地位也不尽相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应以是否超越权限、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为标准审查行政规定的合法性.人民法院于裁判时可引用行政规定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或者裁判的依据,惟不得仅引用行政规定...     

论行政处罚中有关行政强制的运用

行政处罚实施过程中,行政强制与行政处罚有密切的关联,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方式广泛应用于行政处罚立案、调查、执行等环节,对行政机关办理行政处罚案件发挥积极作用。行政机关实施这些行政强制应当遵守法定权限并符合法定程序,在行政处罚程序启动前、实施过程中、处罚决定作出后,及时、正确地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有效保障行政处罚的顺利进行。     

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存在本质的区别。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问题上,应明确几个范畴:在地位上,行政复议相对独立于行政诉讼;在程序衔接上,以复议选择、司法终局原则为基本原则,以复议前置、复议终局为例外。进一步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与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任务。     

论行政法中的行政利益及其防范

行政法上的行政利益是指在行政立法和行政执法中行政主体自己所营造的对自身权力行使和权益享受能够带来好处的那些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有利因素。它影响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降低行政的公信力、滋生行政群体腐败和破坏行政法治的公正性。行政利益的形成是由诸多复杂因素导致的，防范行政利益需要采取多元机制和手段。我们认为，应当对行政立法分配公共资源进行限制、对行政决策干预私权进行约束、完善公共利益的法律限定制度、推行行政的全面司法审查。     

行政公正与效率关系之探析

公正与效率的内涵是不同的。在行政法研究中,行政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公正与效率是行政法两个重要的基本价值范畴。二者首先是相辅相承、互相促进的,效率提高有利于公正在更大范围实现;公正是效率的根本保证。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冲突。协调这个冲突的途径是:正确处理依法行政与自由裁量的关系;保证行政程序正当;加强行政工作方式的改革与创新。     

论行政程序抗辩权的法治行政价值

现代法治包含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种形态,相应地,法治行政也展现为形式意义的法治行政与实质意义的法治行政。行政主体对相对人拟作出不利决定时应当依据一定的合法性或正当性理由;行政程序抗辩权的存在与运行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针对行政主体所持的理由是否真正合法或正当而予以有效抗辩,从而有力促进了形式意义的法治行政与实质意义的法治行政的生成。     

论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新型的非强制性行政行为,已成为政府积极管理和引导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行政指导应依法进行,注重行政指导模式,规范行政指导的程序,并明确行政指导的责任。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行政行为具有先定力;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公共利益至上.行政强制执行主要有大陆法系模式和英美法系模式.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应由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尚不统一,应加紧完善.     

行政裁量与行政判断余地及其对行政诉讼的影响

行政裁量和行政判断余地理论,可以有效确定人民法院所审查的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范围和界限。这不但有利于明晰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的界限,也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同时,该理论还将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提供重要帮助。     

行政伦理对于行政效率的具体影响

行政伦理建设是提高行政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即行政人员的道德素质．、行政组织的道德属性和行政运作的道德控制，都对行政效率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为了使行政伦理建设不与行政学或行政管理学的宗旨相冲突，就必须将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与行政效率的提高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对行政伦理的三个主要方面的具体规定中突出有利于行政效率提高的伦理因素或伦理机制。     

规范行政执行主体提高行政执行效能

行政执行效能是执行主体进行执行活动所要实现的应然结果,是执行主体执行行为的方向。执行主体是影响行政执行效能的主导因素,科学界定行政执行效能的内涵,有利于引导执行主体的行为指向与行政效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执行主体的行为在自身经济人特性、落后的思想观念、不完善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的影响下,常常偏离行政执行效能的基本要求,导致执行效能低效或无效。应从强化责任感、树立法制观念、树立群众观念、完善执行责任追究制、完善绩效考核机制入手,规范和引导执行主体的行为,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其主体作用,提高执行效能。     

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当前,深入研究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首先,要从理论角度认清什么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其次,要充分认识中国国情,结合当前中国实际,通过执政理念的转变和现实制度的安排,不断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逐步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对县级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 ,对于推动县级行政体制改革将产生积极的影响。取消县级政府对行政许可的设定权 ,有助于促进政府管理到位 ,理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     

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之模糊领域分析

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划分的理论已深入人心,但这一理论并非尽善尽美。现在关于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的划分标准很多,但其有一共同属性,即均强调绝对的"交叉无效原则"。这种非彼即此的划分标准从理论划分上来看简单明了,从实践操作上来看极具便利。但在现实中还存在同时具备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两种属性的行政行为,而实务中却常将这种行政行为简单地以内部行政行为处理。这是对权利的忽视,应重新审视这块模糊领域,将其纳入行政诉讼救济范围中来。     

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探寻

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观念,是人民法院在坚持内、外部行政行为区分理论的前提下,从行政救济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一种司法选择和有益尝试。作为司法实践的结晶,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还需要探寻法理上的解释和依托,得到理论的指导和确认。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组织内部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经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的通知、执行或其他正当途径为外部相对人获悉,发生了法律效力的外化。效力外化的内部行政行为具备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并具有成熟性,对外部相对人造成了实际影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规划与行政职能转变

近年来各种行政规划密集颁行．通过行政规划整合行政和社会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要选择。行政规划的发展与政府行政职能的变迁息息相关,它既顺应了行政职能转变的需要,也是行政职能转变的具体体现。行政规划区别于传统命令式、强制性的行政方式。它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蓝本,也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其发展符合服务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行政规划又兼具行政指导的某些特质．其复合特征典型地反映了职能转变背景下政府行政方式的深刻变化。适应行政职能转变的内在需要。行政规划必须走法治化道路。